位于台北市南海路的台湾教育会馆，是1931年日据时期修建的三层西式建筑，外表颇像老上海的先施公司。这幢被列为古迹的建筑最近装修一新，作为“二二八国家纪念馆”之馆舍，后年对外开放。马英九在11月26日致辞时表示“无比欣慰”。二二八事件发生62年之后，国民党已经基本洗清“原罪”，在这个问题上不再受到诘难。
其实，在1991年国民党宣布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后，一直不停地就38年来的独裁统治向台湾民众道歉，国民党大佬几乎每年都要参加二二八追思会。1978年美台断交以来，台湾政治与社会发生急剧变化，进入了长达三十年的转型时期，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标志着台湾已经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民主政治体系。
最近，《我们台湾这些年》一书，引起许多大陆读者的关注，便是因为“这些年”正好就是台湾的转型时期。作者廖信忠，1977年生于台湾，目前在沪工作。“廖信忠”这个笔名纯属偶然，是一个大陆记者对他的化名，他便拿来用了。这本书是他自己三十年来的个人编年史。作者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像流水帐一样记录了自己的前半生及当时的台湾政治与文化生态。
台湾政治巨变发生于作者的少年时期，他参照了编年大事记再加上自己的回忆娓娓道来，虽然看起来颇有两层皮的感觉，但从字里行间，我们能够看出，当年台湾民众为摆脱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如何艰难地站了起来。而这段历史，却不为大陆民众所知。在连战登陆之前，普通大陆民众对台湾的印象只有两个：这是中国的一部分，曾经为国民党统治。
1979年美台断交后，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曾发表言辞铿锵的抗议，民间歌手侯德健当时发表了著名的歌曲《龙的传人》，由著名歌手李建复演唱，以鼓舞台湾民众之信心。后来张明敏翻唱之后，传至大陆。在1989年香港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晚会上，作者对歌词做了小小修改，后来长期是大陆KTV包房的必点歌曲，2000年王力宏又翻唱过一次。但是很少有人晓得这首歌的来源。
同样来自台湾却在大陆广为传唱的歌曲，还有罗大佑的《明天会更好》，1985年台湾首次演唱，随后被国民党拿来做竞选主题曲，罗大佑因此怒而不回台湾。我2008年在台湾观选之时，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蓝绿两党的选举造势晚会上，候选人都会用闽南语唱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马英九、萧万长和蓝营民众一起唱，而在一街之隔的民进党的场子，谢长廷和苏贞昌也在唱这首歌。
从《龙的传人》到《爱拼才会赢》，歌词从“虽不曾看见长江美”到“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这三十年来，暗示着台湾人关于“中华民族”的宏大叙事结束了，而台湾的主体认同被逐步建立并且得到强化。在这三十年中，国民党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本土化，蒋经国在最后也曾宣告说“我就是台湾人”，这毋宁视作是国民党对台湾主体认同萌发的一种反应。
在“美丽岛事件”发生的三个月前，留美法学硕士吕秀莲出版了《台湾的过去与未来》一书，书中提到，“台湾人是中华民族，爱台湾即是爱中国，讲台湾话就是讲中国话，珍惜台湾文化就是珍惜中华文化”。这一论述，巧妙地在“中华民族”这个大框架之下，把台湾人的“中国视角”变成“台湾视角”。这本书是当时党外历史最有系统的呈现，确立了台湾认同的历史叙事。“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萧阿勤认为，这是八十年代党外“台湾意识”的先声。
至今活跃在台湾政坛的绿营大佬，或多或少都与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相关。当时的《人民日报》，还把陈水扁、吕秀莲称为“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英勇斗士”。许多台湾民众也都认为，这一事件是个人思想启蒙的起点。本书作者提到，“在一言堂的时代出版了这样一本异议杂志，大家看得爽，心里出了一口气，自然很喜欢。”可见，台湾民众的主体意识与国民党的独裁有着莫大关系。
在整个白色恐怖时代，国民党对自己的统治毫无信心。1970年，一家电器公司在《中国时报》上刊登录音机的广告，除了照片外，还有四句一号粗字套红的文字广告：“复兴文化的新利器，录音器材的大革命”，“毫毛细语，传真实录”。警备司令部认为这四句广告话暗含“文化大革命”和“毛语录”，出报当日上午，即派员到《中国时报》逮捕了广告设计人员，有关单位和人员也受到相应的处分。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968年1月，作家柏杨翻译了一幅影射两蒋父子的漫画，被判处死刑，在海外华人严正抗议之下，改判有期徒刑12年。殷海光的名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也在这一时期被禁。可以说，在1979年之前，国民党面对的只是大陆来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独裁统治的反对，而在此之后，还要面对本土知识分子以“台湾意识”进行的抗争。这让蒋经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外部环境也不容乐观。1979年美国跟中国大陆建交之后，台湾更是风雨飘摇。1981年，布什副总统的幕僚李洁明（James R. Lilley）赴台担任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长。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忆及当年到达台湾时的感受说，“在大陆关系上面，台湾有一股戒慎警惧、不太有信心的感觉。当它望向美国，实在没把握能得到什么样的支持。”
不过李洁明迅速看到了国民党的变化。在江南案之后，国民党开始允许候选人公开辩论。政府有些机关忙着取缔党外刊物，也有些机关迅速批准新刊物的登记发行。台湾的法律并没有完全毁灭民主的种子，至少基层自治从50年代开始就已经进入稳定的状态。知识分子只是把矛头对准了国民党中央。
民进党的成立无疑是解严的前奏。全台湾的媒体，只有《中国时报》做了报道。据说当时有人劝蒋经国抓人，但被蒋拒绝了。在民进党成立三天后，蒋经国开始研议《国家安全法》，计划解除戒严令。李洁明说，蒋经国认为台湾必须发展出政治、经济的典范，作为在对大陆关系上维持自主、独立地位的根据。蒋经国的特使也向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主任席格尔转述了蒋的四点方案，民主化、本土化、维持经济繁荣、向大陆开放。而所谓民主化的进程在当时的理解就必须包含解严、开放党禁、开放报禁。
本书作者提到，在解严前后的几年，是海外异议人士闯关回台的高峰期。当局对于居住在海外的异议人士，都有一套管制的“黑名单”。当然，还有一些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子，在海外对异议人士进行跟踪和监视，或者替国民党政权在海外媒体上说好话和瞎话。国民党的这些伎俩当然更加让民众反感。
当时的人心向背已经很明显。貌似强大的国民党，虽然掌握着强大的军队、警察、特务力量，但在意识形态上，国民党太落后僵化了。党外运动大大增加了台湾民众的信心。台湾媒体人彭佳予曾经评论说，当时即便是在国民党党内，也是人心思变。国民党这个执政巨人，在整个80年代，随时都有可能倒下来。
这种变化显示在很多方面。本书作者提及自己小学和中学的课程，教材均是以中国视角编撰的。这并不难理解，蒋中正去台之后，向以正统自居，在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蒋中正反其道而行之，在台湾进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自认道统来自孔子、孟子、王阳明、孙中山，所以国文教材中的文言文要占到八成以上。
地理课更可怕，要“背诵很多我们都不知道的地名”，要知道，按照当时台湾的法律，中国有35个行省、两个地方（蒙古、西藏）、一个特别行政区（海南），共38个省级行政区域，首都还在南京。当政治气氛宽松之后，授课老师就对现行教材表现出不满。
作者回忆道，地理老师对学生说，“你们大家都知道长江黄河的长度，跨过哪些省，可是你们知道不知道浊水溪的长度？能不能排列出台湾从北到南的县、市名呢？”这显然是知识分子对于国民党僵化教育的反抗，中学时期正是学生价值观的形成阶段，教师在授课之余，便会灌输与“中华意识”不同的“台湾意识”。但考虑到当局的态度，许多老师也不敢明讲。
当时台湾每一个单位和机构里，都有一个“人二室”，对该机构人员的政治思想进行监督。我第一次看到“人二室”这个名词，不之解，询之台湾朋友，他查了大量资料后告诉我，全称是“人事处第二室”，专门监督职员是否有违法言论或者行为。
作者在本书中也提到“人二室”，还讲了几个好玩的政治段子，特别像前苏联和东德的情况。“人二室”后来在“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废止后，也被废除，意味着当局停止了对民众思想的监控和禁锢。作者认为，这对思想言论的进步起了很大作用。
作者觉得学生时代受教育的毒害过深，当局对学生进行的“填鸭教育”让一切事物都具备标准答案，思考过于粗略，常常流于二分，非黑即白，容不得跟当局不一致的政治价值观。不过即便如此，但在解严后涌现出的信息洪流，却迅速改变了这一代人对这块土地、对政治价值的认识。
报禁党禁是1987年解除的，当时台湾只有32家报纸，而1989年登记在册的报纸竟然有384家，短短两年内，增长了何止十倍。新的报纸杂志纷纷成立。1993年后，国民党又放开了无线、有线电视台执照，广播频道也因之调整，新的电台电视台也相继成立。
民进党前辈康宁祥在1989年成立《首都早报》，1990年李登辉提名郝柏村担任“行政院长”时，这份报纸的头版头条标题是：《干！反对军人组阁！》。当年8月27日，这份报纸倒闭，三个月后，国民党颁发了“新闻公众服务奖”给《首都早报》。当时的国民党，心胸已然开阔了很多，很欢迎媒体的批评了。这样开放的言论环境一直持续到今天。
早在解严之前，已经有作家回到乡土，建构台湾意识的文学叙事系统。比如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锺理和的《笠山农场》、锺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这些作品在八十年代更成为台湾本土文学的经典之作。许多媒体公开讨论“台湾认同”，知识分子则努力挖掘台湾过去的历史，延续在威权时代已经萌生的国族认同，由此产生了新的一批代表本土的文化产品。如今类似的作品已经成为常态，最近几年的电影《海角七号》、《最遥远的距离》即是这种情绪的表达。
“戡乱条款”的废止，等于国民党对外宣布不再把反攻大陆作为长期目标，而是要进行本土化转型。易言之，本土知识分子建构起来的“台湾认同”，已经逐步取得了主导性地位，而国民党不得不去顺从这种历史潮流。
而后台湾的变化就成为水到渠成之事。作者参与1996年的首次领导人直接选举，觉得这样的选举简直是个嘉年华，有吃有喝还能玩儿。2008年选举期间，我去高雄看民进党的造势晚会，“农十六”体育场周边，各种台湾小吃都有，卖风筝的卖工艺品的，狗也在边上跑来跑去，许多人抱着孩子去，无非是看个热闹。选举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没什么大不了的，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
作者写这本书的本义在于，帮助“全然不了解台湾的大陆人了解台湾。”其实台湾人也不了解大陆人。经过六十年的分隔，两岸民众已经非常陌生。所幸2005年，国民党领导人来到大陆，开创了两岸关系的新时代，并且在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迅速签订了关系两岸发展的九个协议，让海峡的距离变得更短，这绝对是中国当代史上最令人欣喜的一章。
台湾人是否会重新捡起《龙的传人》这首歌，如今尚无定论，但海峡在变窄，民众之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那些来自于台湾的流行歌曲和文学作品也影响了几代大陆人，我们实不能低估文化带来的变革力量，这一天，终究不会太远。
其实，在1991年国民党宣布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后，一直不停地就38年来的独裁统治向台湾民众道歉，国民党大佬几乎每年都要参加二二八追思会。1978年美台断交以来，台湾政治与社会发生急剧变化，进入了长达三十年的转型时期，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标志着台湾已经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民主政治体系。
最近，《我们台湾这些年》一书，引起许多大陆读者的关注，便是因为“这些年”正好就是台湾的转型时期。作者廖信忠，1977年生于台湾，目前在沪工作。“廖信忠”这个笔名纯属偶然，是一个大陆记者对他的化名，他便拿来用了。这本书是他自己三十年来的个人编年史。作者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像流水帐一样记录了自己的前半生及当时的台湾政治与文化生态。
台湾政治巨变发生于作者的少年时期，他参照了编年大事记再加上自己的回忆娓娓道来，虽然看起来颇有两层皮的感觉，但从字里行间，我们能够看出，当年台湾民众为摆脱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如何艰难地站了起来。而这段历史，却不为大陆民众所知。在连战登陆之前，普通大陆民众对台湾的印象只有两个：这是中国的一部分，曾经为国民党统治。
1979年美台断交后，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曾发表言辞铿锵的抗议，民间歌手侯德健当时发表了著名的歌曲《龙的传人》，由著名歌手李建复演唱，以鼓舞台湾民众之信心。后来张明敏翻唱之后，传至大陆。在1989年香港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晚会上，作者对歌词做了小小修改，后来长期是大陆KTV包房的必点歌曲，2000年王力宏又翻唱过一次。但是很少有人晓得这首歌的来源。
同样来自台湾却在大陆广为传唱的歌曲，还有罗大佑的《明天会更好》，1985年台湾首次演唱，随后被国民党拿来做竞选主题曲，罗大佑因此怒而不回台湾。我2008年在台湾观选之时，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蓝绿两党的选举造势晚会上，候选人都会用闽南语唱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马英九、萧万长和蓝营民众一起唱，而在一街之隔的民进党的场子，谢长廷和苏贞昌也在唱这首歌。
从《龙的传人》到《爱拼才会赢》，歌词从“虽不曾看见长江美”到“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这三十年来，暗示着台湾人关于“中华民族”的宏大叙事结束了，而台湾的主体认同被逐步建立并且得到强化。在这三十年中，国民党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本土化，蒋经国在最后也曾宣告说“我就是台湾人”，这毋宁视作是国民党对台湾主体认同萌发的一种反应。
在“美丽岛事件”发生的三个月前，留美法学硕士吕秀莲出版了《台湾的过去与未来》一书，书中提到，“台湾人是中华民族，爱台湾即是爱中国，讲台湾话就是讲中国话，珍惜台湾文化就是珍惜中华文化”。这一论述，巧妙地在“中华民族”这个大框架之下，把台湾人的“中国视角”变成“台湾视角”。这本书是当时党外历史最有系统的呈现，确立了台湾认同的历史叙事。“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萧阿勤认为，这是八十年代党外“台湾意识”的先声。
至今活跃在台湾政坛的绿营大佬，或多或少都与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相关。当时的《人民日报》，还把陈水扁、吕秀莲称为“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英勇斗士”。许多台湾民众也都认为，这一事件是个人思想启蒙的起点。本书作者提到，“在一言堂的时代出版了这样一本异议杂志，大家看得爽，心里出了一口气，自然很喜欢。”可见，台湾民众的主体意识与国民党的独裁有着莫大关系。
在整个白色恐怖时代，国民党对自己的统治毫无信心。1970年，一家电器公司在《中国时报》上刊登录音机的广告，除了照片外，还有四句一号粗字套红的文字广告：“复兴文化的新利器，录音器材的大革命”，“毫毛细语，传真实录”。警备司令部认为这四句广告话暗含“文化大革命”和“毛语录”，出报当日上午，即派员到《中国时报》逮捕了广告设计人员，有关单位和人员也受到相应的处分。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968年1月，作家柏杨翻译了一幅影射两蒋父子的漫画，被判处死刑，在海外华人严正抗议之下，改判有期徒刑12年。殷海光的名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也在这一时期被禁。可以说，在1979年之前，国民党面对的只是大陆来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独裁统治的反对，而在此之后，还要面对本土知识分子以“台湾意识”进行的抗争。这让蒋经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外部环境也不容乐观。1979年美国跟中国大陆建交之后，台湾更是风雨飘摇。1981年，布什副总统的幕僚李洁明（James R. Lilley）赴台担任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长。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忆及当年到达台湾时的感受说，“在大陆关系上面，台湾有一股戒慎警惧、不太有信心的感觉。当它望向美国，实在没把握能得到什么样的支持。”
不过李洁明迅速看到了国民党的变化。在江南案之后，国民党开始允许候选人公开辩论。政府有些机关忙着取缔党外刊物，也有些机关迅速批准新刊物的登记发行。台湾的法律并没有完全毁灭民主的种子，至少基层自治从50年代开始就已经进入稳定的状态。知识分子只是把矛头对准了国民党中央。
民进党的成立无疑是解严的前奏。全台湾的媒体，只有《中国时报》做了报道。据说当时有人劝蒋经国抓人，但被蒋拒绝了。在民进党成立三天后，蒋经国开始研议《国家安全法》，计划解除戒严令。李洁明说，蒋经国认为台湾必须发展出政治、经济的典范，作为在对大陆关系上维持自主、独立地位的根据。蒋经国的特使也向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主任席格尔转述了蒋的四点方案，民主化、本土化、维持经济繁荣、向大陆开放。而所谓民主化的进程在当时的理解就必须包含解严、开放党禁、开放报禁。
本书作者提到，在解严前后的几年，是海外异议人士闯关回台的高峰期。当局对于居住在海外的异议人士，都有一套管制的“黑名单”。当然，还有一些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子，在海外对异议人士进行跟踪和监视，或者替国民党政权在海外媒体上说好话和瞎话。国民党的这些伎俩当然更加让民众反感。
当时的人心向背已经很明显。貌似强大的国民党，虽然掌握着强大的军队、警察、特务力量，但在意识形态上，国民党太落后僵化了。党外运动大大增加了台湾民众的信心。台湾媒体人彭佳予曾经评论说，当时即便是在国民党党内，也是人心思变。国民党这个执政巨人，在整个80年代，随时都有可能倒下来。
这种变化显示在很多方面。本书作者提及自己小学和中学的课程，教材均是以中国视角编撰的。这并不难理解，蒋中正去台之后，向以正统自居，在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蒋中正反其道而行之，在台湾进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自认道统来自孔子、孟子、王阳明、孙中山，所以国文教材中的文言文要占到八成以上。
地理课更可怕，要“背诵很多我们都不知道的地名”，要知道，按照当时台湾的法律，中国有35个行省、两个地方（蒙古、西藏）、一个特别行政区（海南），共38个省级行政区域，首都还在南京。当政治气氛宽松之后，授课老师就对现行教材表现出不满。
作者回忆道，地理老师对学生说，“你们大家都知道长江黄河的长度，跨过哪些省，可是你们知道不知道浊水溪的长度？能不能排列出台湾从北到南的县、市名呢？”这显然是知识分子对于国民党僵化教育的反抗，中学时期正是学生价值观的形成阶段，教师在授课之余，便会灌输与“中华意识”不同的“台湾意识”。但考虑到当局的态度，许多老师也不敢明讲。
当时台湾每一个单位和机构里，都有一个“人二室”，对该机构人员的政治思想进行监督。我第一次看到“人二室”这个名词，不之解，询之台湾朋友，他查了大量资料后告诉我，全称是“人事处第二室”，专门监督职员是否有违法言论或者行为。
作者在本书中也提到“人二室”，还讲了几个好玩的政治段子，特别像前苏联和东德的情况。“人二室”后来在“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废止后，也被废除，意味着当局停止了对民众思想的监控和禁锢。作者认为，这对思想言论的进步起了很大作用。
作者觉得学生时代受教育的毒害过深，当局对学生进行的“填鸭教育”让一切事物都具备标准答案，思考过于粗略，常常流于二分，非黑即白，容不得跟当局不一致的政治价值观。不过即便如此，但在解严后涌现出的信息洪流，却迅速改变了这一代人对这块土地、对政治价值的认识。
报禁党禁是1987年解除的，当时台湾只有32家报纸，而1989年登记在册的报纸竟然有384家，短短两年内，增长了何止十倍。新的报纸杂志纷纷成立。1993年后，国民党又放开了无线、有线电视台执照，广播频道也因之调整，新的电台电视台也相继成立。
民进党前辈康宁祥在1989年成立《首都早报》，1990年李登辉提名郝柏村担任“行政院长”时，这份报纸的头版头条标题是：《干！反对军人组阁！》。当年8月27日，这份报纸倒闭，三个月后，国民党颁发了“新闻公众服务奖”给《首都早报》。当时的国民党，心胸已然开阔了很多，很欢迎媒体的批评了。这样开放的言论环境一直持续到今天。
早在解严之前，已经有作家回到乡土，建构台湾意识的文学叙事系统。比如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锺理和的《笠山农场》、锺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这些作品在八十年代更成为台湾本土文学的经典之作。许多媒体公开讨论“台湾认同”，知识分子则努力挖掘台湾过去的历史，延续在威权时代已经萌生的国族认同，由此产生了新的一批代表本土的文化产品。如今类似的作品已经成为常态，最近几年的电影《海角七号》、《最遥远的距离》即是这种情绪的表达。
“戡乱条款”的废止，等于国民党对外宣布不再把反攻大陆作为长期目标，而是要进行本土化转型。易言之，本土知识分子建构起来的“台湾认同”，已经逐步取得了主导性地位，而国民党不得不去顺从这种历史潮流。
而后台湾的变化就成为水到渠成之事。作者参与1996年的首次领导人直接选举，觉得这样的选举简直是个嘉年华，有吃有喝还能玩儿。2008年选举期间，我去高雄看民进党的造势晚会，“农十六”体育场周边，各种台湾小吃都有，卖风筝的卖工艺品的，狗也在边上跑来跑去，许多人抱着孩子去，无非是看个热闹。选举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没什么大不了的，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
作者写这本书的本义在于，帮助“全然不了解台湾的大陆人了解台湾。”其实台湾人也不了解大陆人。经过六十年的分隔，两岸民众已经非常陌生。所幸2005年，国民党领导人来到大陆，开创了两岸关系的新时代，并且在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迅速签订了关系两岸发展的九个协议，让海峡的距离变得更短，这绝对是中国当代史上最令人欣喜的一章。
台湾人是否会重新捡起《龙的传人》这首歌，如今尚无定论，但海峡在变窄，民众之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那些来自于台湾的流行歌曲和文学作品也影响了几代大陆人，我们实不能低估文化带来的变革力量，这一天，终究不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