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蟋蟀在歌唱
陪了一天客人，分手回家已近夜深。偌大的小区正在睡去，外面连续过车的声音也无法扭转这个秋夜走向寂静。
开门，还在客厅，我就听见了一种久违了的虫鸣。像丝帛的摩擦，像金属簧片的颤动，像什么幼鸟轻轻地鸣叫，像丝竹的奏鸣。单调却热烈，急促但悦耳。这声音像是来自厨房，走进去却发现是在楼顶。于是循声而上，到屋顶书房，出去，到花园，已经是一片嘈嘈切切高高低低的大合唱了。
这是蟋蟀！好久好久没有听见过的蟋蟀啊。
蟋蟀承载着儿时的记忆。夏日谢幕，秋季登场，立秋这一天并不是秋天的标志。只有应时而来的蟋蟀，它们的歌唱，才是秋天到来的最鲜明最准确的信号。蟋蟀声中，暑热渐远，稻谷渐黄，色彩变得斑斓。瓜果遍地，丰收在即，农人们的脸色渐渐舒展开来。这时候，小孩子们更容易得到大人的纵容，在晒场、谷堆和果园里放纵着少年的疯狂。仰望星空，各种思绪都在抽芽，在膨胀，联翩梦想伴着蟋蟀的歌唱，倏忽绽开又悄然飘散。
现在，我们在外面走的是沥青或者水泥的街道，回家住的是高楼，远离泥土，更远离了大自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已经和蟋蟀生活在各自的世界了。听蟋蟀的歌唱，竟成一种奢侈。
现在，我位于20层楼顶上竟然有了蟋蟀，简直是奇迹。
这次我陪的是费尽贤、张志武、范小平一行，地点在夫人开的“祖母的厨房”西餐厅。
“祖母的厨房”是一家连锁店，位于铁牛广场，二层。一楼西餐，二楼咖啡。它走的是中高端路线，风格浪漫、优雅和宁静。虽然仅600多平方，不奢华，却有几分贵族气质。门前绿树浓浓地荫着，室内背景音乐轻轻地飘荡，绵软，温柔，弥漫着闲适和慵懒的情调。它原来是朋友所开，这位摄影家出身的老板生意做得很大，无暇管理。在不久前的一次饭局上，一句笑言成真，夫人就成了这家西餐厅的新老板。于是，“祖母”就成了我家的祖母，“厨房’成了我家的厨房。今天，它也顺便成了我家的客厅。于是，在碧螺春、卡布奇诺、意大利红酒、意式烤牛排的气息和诺拉琼斯、小野丽莎的低吟浅唱中，我们进行了差不多一个整天的关于文学、绘画和生活的高谈阔论。
费先生来自我的老家射洪小城，样子有点像马拉多纳，也像南美人一样激情四射。学历不高却才华横溢，小说，绘画，烹饪，都是高手。他的起点是电影院美工，我小时候经常在他那里混电影看。
张先生是我的中学美术老师，从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和四川美术学院走出来的科班，卸任的德阳市文联主席，现在的国画家，书法家。他有点像那些名中医，越到晚年越是红火。画风，书风，都像他本人一样温雅。他是父亲的老朋友，他们却因为不同的教育背景和人生理念，曾经还有过那么一点点抵牾。
范小平是我同学，画友。我们都曾经是张老师得意的学生。不过小平更幸运一点——他们一直在一起工作，并且，小平紧跟老师，像赛场接棒一样，不断地从张老师手中接过职务，从文物科长到博物馆长。现在，作为画家和文物专家的小平，身份已经是德阳市的文联主席了。
老友，师生。人与人之间因为分别已久，留下了太多的空白和模糊地带。话题不断被提起、展开和补充。古今人物在我们口中来来往往，前尘往事在我们心中乍明乍暗。几个人像几个水龙头，拧开了就再难关上。
也许我是主人，也许我真的有那么一点点“成功”，因此老师和朋友对我为人的夸奖和写作的肯定，也是今天的主题之一。
我当然希望得到老师表扬，一如当年。我也乐意从父亲的同辈人中听到对我的赞许，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这是父亲晚年重要的安慰和精神享受。
很大程度上，我是代表父亲在领受一份礼物。
时间的过滤和窖藏，故人之间，情浓如酒。
就在兴高采烈之时，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主任陈先法打来的，说的是我的新书。
因为有朋友推荐，我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差不多两个月前就达成了出书的协议。发行量，版税，作者承担的义务，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合理。尤其是作为责编的陈大哥，对书稿非常满意，评价极高，认为这是双赢的项目。但是后来出版社因为经济效益的算计，步步加码。尽管这样，我还是在合同上签了字。没有想到，就在我以为书就要付印的时候，波澜再起。因为出版社人事变动，先前的条件又不行了。听电话那头，陈大哥的声音显得疲惫而无奈，我只好横下心来，主动与上海文艺社拜拜。
客人们并不知道这个插曲。我压下心中的几丝郁闷，依然与他们谈笑风生。
我并不认为把文学视为生命就是崇高。因为，崇高放在美学范畴，它就与悲剧走得很近。
我只是一个文学票友。
我也不认为自己有多高的文学天分。多年前，我的一位长辈从新疆回来，一边夸我的文章写得好，一边又断言我走不远。因为他认为我不狂野。当时的新边塞诗人，杨牧，周涛，章得益，他们的诗歌尽是大野狂风、飞沙走石、烈马长嘶、孤烟大漠。他很遗憾，自己没有与杨牧等人在诗坛一路同行，就是差在狂野的缺失。
诗人杨炼也是个狂野的人。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在读者和你的诗歌之间修一道缓坡，以方便大家的抵达？杨炼答：我的诗歌就是这样，永远都是绝壁，有本事你就坐直升飞机上来吧。
我承认，为人为文，我都没有办法狂野。我是公务员。公务员的生活会把不合格的人也培训成公务员，而不是狂野的诗人或者作家。
但是，我也发现作家并非尽是狂野。于是，我也就有了一些希望。并且，我一篇一篇地写下来，也还像那么回事。几年前，有作品发表我还激动一阵。一字不漏地拜读自己的文章，百读不厌。我还常常困惑：这么棒的东西，真的是那个叫陈霁的家伙写的吗？
现在，发表东西容易了，假如有的放矢，基本上可以做到百发百中，并且都是有影响的刊物。载有我作品的杂志和各种选本，在书架上排着长队恭候着，积灰渐厚也难得等到我的光临。
但是，我还是在不断地写，产量不高却还算质量稳定。
我与门外的歌唱的蟋蟀无异，自己需要，顺便制造了美。
出版社的变故让我始料不及。
就在花园里，仰望着天上朦胧的半月，我给上海、北京的朋友打电话。他们传达给我的信息，似乎以同样的条件，换一家出版单位不是登天之难。
我还连夜向四川省委宣传部一位做分管领导的老朋友求援，提出万不得已，我准备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出书。他的表态非常积极，毫不含糊地给与了支持。
我粗略一算，就是在原来基础上将出版时间推迟一个月，也不会对原计划有太大的影响。
大事初定。坐回书房，竟发现今天回家路上顺便买的两本《散文》，第九期，第十期，分别刊出了我的《萍水相逢之美》和《她的名字叫蓉》。它们是我正需要的援军，这时赶到，还算及时。
这时，我再浏览一遍我的《城外就是故乡》，更加自信。
看完书稿，眼睛有点累。转身，我将目光投向书架。
书架上有几件古董。最高龄的，要算这只彩陶罐了。它出土于青海湟中县马家窑，应属新石器晚期，距今大约5000年。如果它不出意外，没有外力的破坏，或许，它还会存在若干个5000年。我的目光无论如何无法抵达5000年前的青海湟中县,更不可能远眺到我身后的5000年。成百上千代人生生不息的接力，在时间上也无法和它抗衡。
在这只粗陋的红土烧结的罐子面前，人的生命，与那些只能存活三四个月的蟋蟀同样短促。
但是，蟋蟀只要活着就会歌唱。它们唱得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它们是以歌唱在诠释生命，将自己存在的意义尽可能放大。
我突然发现有几只蟋蟀误入书房。没有泥土，没有草丛，书房的门一关就是它们的死牢。我连忙一只一只的把它们捉起来，再放回花园。
关了灯，关了电脑，我听见花园里蟋蟀的歌唱更加悦耳了。有独唱，轮唱，也有多声部的合唱。
这里面，有没有刚才书房里那几只蟋蟀在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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