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个城市同行

 

 

 

            

 

                      马家巷：一条与地委机关为邻的深巷，过去我经常出入其中

 

 

 

绵山之阳

 

    那时的刘备才五十出头。在荆州已经站稳了脚跟，又新娶了孙权的妹妹作老婆，春风得意。英雄与美人互为因果。本来荆州已经垫高了刘备的期望，怀中美人又更加鼓胀了他要在这乱世叱咤风云的雄心。按诸葛亮的规划，他还必须据有更富庶幅员也更辽阔的益州，这天府之国才是他问鼎中原触摸龙椅的真正基石。依刘备这时的条件，想益州与癞蛤蟆想天鹅蛋也差不了多少。但偏偏上帝就要让他心想事成，刚想睡觉就为他支了枕头：益州牧刘璋恐惧汉中张鲁，更恐惧已经据有中原的曹操，经张松、法正这两个内奸一鼓动，居然主动请刘备入川帮忙。于是刘备到益州来抢地盘还顶着个匡扶正义的光环。他从荆州启程，溯江西进，由长江而嘉陵江，再涪江。

    他的目的地是涪江中游的涪县。

    涪县设于汉高祖初年。城郭土筑，斜斜地耸立在涪江东岸，龟山半腰。城实在太小，只有一道面河而开的西门。城里格局也显得零乱无序，近似村落。即使这样，搞政治显得外行的刘璋还是留了一手：他没有安排刘备入城，而是让他屯驻城外东山。其实这时的刘备，心思早已直奔主题，并不在乎细节。因此他在前呼后拥中登上东山之巅时，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挥鞭一呼：富哉！今日之乐乎！

    这句话当时没有人听懂。就像那次与曹操“煮酒论英雄”一样，他老实忠厚的表像胶泥一样将不小心露出的破绽修补得严丝合缝。作为一个有野心的军阀，他早就研究过益州。但真正踩到益州的土地这还是第一次。他没有想到益州辖下的一个涪县也如此富庶和丰饶，他更看出这里的山川险隘是扼控成都的锁钥，为兵家必争。这时，他眼中的涪县已成为益州的缩影。它对刘备扮演着一个诱惑者的脚色。如果说先前要他对刘璋下手还有什么顾忌的话，现在摆在面前的一个涪县已促使他下决心彻底扔掉那张仁义道德的羊皮，对刘璋露出利齿。

    至此悬念全无。涪县后来顺理成章地成了刘备夺占成都的跳板，再后来成了诸葛亮、蒋琬和姜维北伐中原的大本营。

    不过，涪县也罢，涪城也罢，只是这个城市的乳名。作为蜀中军事重镇和交通枢纽，它很快有了一个更正式的名字：绵州。到了近代，人们又将它改称绵阳——这与许多中国城市一样，遵循了山南水北为阳的惯例。

    绵山之阳。

 

 

  

远方的城市 

 

 

 

 

    那时我还是一个乡下孩子，对三国人物的狂热，差不多等于现在那些追星的小女生。刘备、诸葛亮和五虎上将是我心中的神圣，地位仅次于伟大领袖。青龙偃月刀和丈八蛇矛搅得我成天心绪不宁。我课本全部的空白处都画着五虎上将，赤兔马因此常常踩痛了董存瑞、黄继光和雷锋。但刘璋一直躲在故事的暗角，根本没机会上场。我完全不知道涪县就是绵阳。当善良的绵阳人将刘璋提拔了若干个英雄级别，把他与刘备的故事以《双雄会》剧名上演并在茶馆里反复说唱之时，历史并没有将绵阳与刘备一起推到我的面前。

    但是有一天我突然恋上了绵阳。

    那是一个久旱无雨的端阳节，午后。暴热，困倦和雄黄酒让人昏睡不醒。突然狂风大作，村中几乎所有的房门、窗户被同时摔打，乒乒乓乓地响成一片。当我被吓醒，揉着睁不开的眼睛看清屋外景像时，雨已经大得像天上开闸放水。紧接着冰雹也来了,房顶、窗台檐下和石板上到处都是它们的欢蹦乱跳。风在咆哮，整个世界都在摇晃。一阵风过去，远处有树咯嚓折断。又一阵风过来，檐边的瓦树叶般哗哗下落。

屋内漆黑一片，只有母亲脸上泛着淡淡的光晕，不露声色。镇定让她成了一尊巨石，让我们攀附，使我们的魂魄不至于被大风掳掠。

    母亲淡淡地说，还是你们二舅、三姨有福气，他们现在啥也不用怕。

    二舅和三姨都在绵阳。二舅工作在一个以数字命名的保密单位。三姨也在一个大工厂工作。他们每年都有礼物捎来，从吃的穿的到小人书。他们的存在让县城工作的父亲也失去了份量。母亲早就讲过，二舅和三姨工作和住家都在有玻璃窗户的楼房里，高大而坚固。这样，远方的绵阳就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我似乎已看到它对风雨、冰雹不屑一顾，显得温暖、安全又凛然不可侵犯，让一切危险、恐怖都落荒而逃。于是此刻，它就带着不可战胜的力量抵达狂风暴雨的现场，让我惊恐不安的灵魂栖息。

    风雨很快就停了。但绵阳，从此成了我心中不落的太阳，在远方将我照耀。

 

 

            

 

                          新街：昔日的商业街之一，现在仍然热闹非凡

 

 

    终于盼到了寒假。母亲让我随在乡下教书的大舅到绵阳过年。

    在金华镇等了两天才挤上一辆加班的货车。公路崎岖，汽车老迈，等待与绵阳见面的时间像扯面一样被拉长。但是只要想到已经不可更改地行驶在去绵阳的路上，心中就一直灿烂。并且，汽车慢吞吞的行进还显得很有仪式感。它很绅士地让一切车辆超越。这是农村向城市的开进，是落后向先进的开进，是过去向未来的开进。一百多公里，凹凹凸凸的道路是绵阳伸出的手，柔柔的，要将我揽入怀抱。

    半下午抵达绵阳。然而朝思暮想的绵阳并没有让我惊喜。它不但没有富丽堂皇的大城市气派，而且尽是窄街小巷，与射洪的太和镇不比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绵阳并没让我失望太久。因为我听到了火车的叫声。火车在远处黄牛似的几声大吼，就让没有火车的太和镇从我心中败下阵去。

    火车的诱惑不可抗拒。我很快就对火车之外的一切失去了兴趣。

    火车站在绵阳城西。我们表兄弟几个仍然由大舅带着，从姨妈家出发看火车去。穿过一幢幢红砖青砖的楼房，穿过一片片菜地和水田，终于隔着木栅栏看到了火车。这个钢铁的爬行动物正喷着粗气停在暮色中，威风八面，形像和声音都令我敬畏。尤其是洋房子一样的车厢灯火通明，人影幢幢，显得神秘莫测。

    汽车、火车、轮船，还有飞机。它们早已被我在心中分出等级，由低而高地通往天堂。能把这几样都坐一遍无疑就可以算已经抵达。但我首先在飞机面前止步了。因为连爸爸都没有坐过，太奢侈。我把目标锁定在汽车、火车和轮船。现在，汽车已经坐过了，火车近在眼前，那么轮船还会远吗？

   汽车、火车与轮船一下子将虚无缥渺的理想变得具体、实在。

    晚上，我睡在三姨家温暖的床上。我是听着火车的汽笛慢慢入睡的。睡梦中，我开始了我的幸福之旅。不幸的是，我在火车站被尿憋急了，慌慌张张地找地方释放。只听得火车在旁边嗷嗷叫着，催我上车。火车越叫我越急，越急就越找不到地方。别无选择。我在铁轨上完成了最困难的排泄。

   梦醒了。铁道变成了身子底下的床。刚才撒出的那泡尿已在被窝里浸湿筛子大的一滩，正慢慢由热变冷。

   早上，我迟疑着不敢起床。

   第一次走近这个城市，我却在它面前无地自容。

 

 

蝉 蜕

 

 

 

 

这里应该是油坊街吧，当年的贫民区

 

 

 

    20年后我以另一种姿态走进了绵阳。蓝色涤卡中山服、微喇裤子和高跟皮鞋是我的包装。后来曾想到，刻板的中山装、准喇叭裤和在部分大城市流行的男式半高跟皮鞋，这一身行头一定相当滑稽，评价的标尺免不了要在保守与前卫、土气与洋气之间游移。

   但是我精神抖擞。怀中一纸地委宣传部的调令和户口迁移证件让我底气十足。从江津火车站登车开始，我就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大员，肩负了重大使命，以主人的身份前来接管这个城市。我更觉得自己是一只蝉，经过了多年的蛰伏，现在终于钻出了深厚的土层来到了地面，充分享受着新鲜的空气和灿烂的阳光。

   火车站的喇叭还在向旅客们介绍：绵阳地处成都平原北部，是一座著名的电子工业城市，市内有扬雄读书的西蜀子云亭，纪念欧阳修出生的六一堂……

   这些介绍文字，进一步调高了我的兴奋度。

   因为星期天无法报到，我放下行李就骑了二舅的飞鸽自行车巡视已属于我的城市。

   这时的城市还像个营养不良的孩子，时隔十几年仍然没有见长。从火车站进城那一带依然隔着大片农田。其实不仅仅是这个方向，东南西北，望不到头的庄稼地从不同方向由外向内地对这个城市构成包围和压迫。全城只有十几万人口，街道格局散乱随意。最高大洋气的房子都集中在跃进路。它们分别属于780、796、783、730这几个大型电子军工企业。它们还有一个代号分别是305、204、203和407信箱。后来，它们又一个名字渐渐较多地被使用起来，那就是长虹、华丰、九州和涪江。当然这不是它们的全称。全称还应在前面加上“国营，后面再加上“机器厂”，如“国营长虹机器厂”，“国营涪江机器厂”等等。这一大堆名字令人眼花缭乱，难以对号入座。后来我发现为数众多的本地干部也闹不清楚，张冠李戴的错误经常发生。跃进路的单位无一不是对苏式建筑的模仿，高大、粗糙而笨拙。那些红砖宿舍楼上“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之类的标语，修建时即用砖直接嵌在墙上，无法涂抹，无法刮除，显示着前些年的时代特征。在这一区域出入的人们大多身穿蓝色工装，操着南腔北调，与其他绵阳土著迥然有别。因此，跃进路是一种异质文明，这种环境倒与我原来所在的469厂或者江津215信箱或者国营红阳机器厂极其类似，所以我不久就因可以把绵阳军工企业的各种名称搞得烂熟而在同事们面前暗自得意。

   走出跃进路就是另一个世界。铁牛街、珠市街、翠花街、三光街、棉花街、油坊街，是绵阳市民活动的主要舞台，房屋东倒西歪但店铺林立。杂货铺的海带卷成筒状码成小山，形状和气味像裹脚布，让人想起伟大领袖那句形容所谓“党八股”的话。皮匠永远都在忙碌，多是夫妻或者父子，膝头上缝好的鞋子用楦头一扩，轻敲一阵，像熟透的苹果般光亮和饱满。剃头挑子热气腾腾，剃头匠喜欢将脑袋刮成光蛋，仿佛这是他最高的审美标准。铁匠、锁匠、篾匠、补锅匠，还有弹花匠，都在小街头炫技，人人都有“凭了金刚钻专干瓷器活”的自矜。

   这是一个农业和工业夹缝中的世界。打铁、弹棉花、电锯、金钱板、川戏围鼓和小贩的高声叫卖响成一片，酱醋、铁锈、煤烟、皮草、炒菜和粪便的气味杂揉飞扬，形成与太和镇差不多的小城氛围。纷乱、杂驳、鲜活、生动、温暖和亲切，还带了几分诗意。这是我最最需要的那种土壤。我骑着自行车在街巷间飞快地穿行，像一条鱼在河道里惬意地游动。

    两天以后是国庆节。我以地委宣传部正式干部的身份回老家过节，立刻被一个同学拉去乡下参加他妹妹的婚礼。我送出了一个月的工资作礼金，与他的乡亲们在几株核桃树下分享乡下厨子正宗的“九大碗”。但这一顿婚宴让我拉了整整三天肚子，一个时代被我彻底排泄干净。

 

 

            

 

                               铁牛街：当年又一个贫民聚居区

 

 

 

 

宣传部新来的年轻人

 

 

    我很快踩热了这个城市的地皮。

    涪城路、剑南路、红星街和成绵路，这些称得上主要街道中的任何一条，几步就可以走上田野，就可以看见飘散着猪粪气息的草房，从草房里钻进钻出的男女老少，懒懒散散，衣衫零乱。仅有的一路公交车往返于火车站与红星街之间，扬起的灰尘一路填满所经过的街道空间，清晰地显现出它行驶的路线图。但是在地方志办工作的哥们处知道，这个城市其实浸润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一不小心就可能踩到一个让人兴奋莫名的典故。比如我工作的地委大院某一角落就是欧阳修出生的地方，斜对面的马家巷里，一个曾经叫文公馆的地方作过冯玉祥的司令部，打响长城抗战第一枪的国民党29军军长，陆军上将宋哲元也在那里结婚，后来病死在那里，安葬在刘备当年挥鞭眺望未来的地方。从地委大院朝东走几步，过涪江就是杜甫避难绵州时看渔夫打鱼入了神，写了十几首《观打鱼歌》的地方。当然人们也少不了会念叨起刘璋、刘备、诸葛亮、蒋琬和姜维在这里的故事。这些人的名字像善男信女脖子上的念珠，被人们频频提起，摩挲得闪闪发亮。

    我喜欢地委大院。它装满了我的光荣与骄傲。一进这个大门，它森严冷硬的外壳就自动剥落。除了几位深居大院最里头的书记不易看见外，其余大小官员并不神秘。他们和我一样排队打开水，许多人还和我一样在食堂吃饭，碗里盛的也与我大同小异。有时，同僚间也开些露骨的玩笑和农民式的笑骂。我的顶头上司是部长，他是地委委员，算是地委领导了。有时在大门口见他推了自行车过来，他也会裂嘴一笑，露出一口烟熏黑牙，和气可亲。早晨，许多领导总是穿了背心短裤沿街跑步，一手拿着牛奶瓶子，一手举着小收音机，举着“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的声音像是从未旋盖子的奶瓶里一路泼洒到行人耳中。这时与他们相遇，只要见过一次两次，他们都会点头示意而过。这会让我心头升起灿烂朝霞，温暖亮堂一个整天。

    我也喜欢我的单位。它横管若干个部门，竖管十几个县市的宣传部，还包括所有的学校、医院和文艺单位。这是宣传部门的鼎盛时期。机关内部，既有会上讨论、批评的一本正经，下来后也常有上下级同事聚在一起打扑克，输了贴胡子、罚端洗脚水等没大没小的笑闹。我的调动也仅仅是凭了两篇报刊发表的文章就让部长一锤定音，全然没有请客送礼等复杂过程。这尤其让我感到单位的干净。

    我也喜欢我的工作。我的工作这时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是把领导的指示油印出来，装进信封，用浆糊封口，领导的精神就安全地存放在里面了。然后写上那些下属地方和单位的名字，分送到邮局或内部的交换站。几天后基层就可以听到领导的声音，效力差不多等于是领导本人到了那里。所以，我感到我是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不可或缺。

    但是有一天办公室主任有意要拿螺丝钉作一下实验。他让我写一个通知，这是最简单的公文。我写得很认真。所以我交到主任手上的稿纸雪白，上面383个字，个个都像是挑选出来的精兵，站成方阵，集合在那里接受检阅，并等待嘉奖。然而主任却拿起了红笔，不，是一把刀。他的刀在我整齐的队伍里砍瓜切菜一般屠杀，60%以上的士兵都被他腰斩，血流成河，然后补充了他自己的战士。这让我羞愧，愤怒，我恨不得跟他吵一架，拍一通桌子。但偷眼一看主任，他若无其事，微笑得让假牙充分暴露，闪闪发光。这微笑里有三分之一的威严，三分之一的狡黠，还有三分之一的慈祥。主任仅用了这三分之一的慈祥就瓦解了我的反抗，让我那些文字像一群乌合之众一样乖乖接受他的招安。

    其实主任的修改并非全无道理。他是矫枉过正。

    进入地委宣传部，我与同事混熟后就感到自己跟他们都差不多，加上发表过几篇文章，这让我觉得比他们还多了一块砝码。在棉花街那个小招待所，同室的都是机关里的年轻人。夜深人静之时，我们常常还被激情所燃烧，感觉类似于出山前的诸葛亮。我们迫切希望领导给我们一个机会，一块地盘，哪怕是一个乡，我们可以在上面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那么，我是不经意露出了尾巴，让主任感觉到了我想“画画”的意图？

    我重新把自己变成螺丝钉，并且是最一般的螺丝钉。我天天最早到办公室，抢着打开水，像洗自己脸一样拖地板，我像学习祖传绝技一样学习油印。我像徒弟对待师傅一样对待科长。总之我的尾巴又重新夹起，甚至让尾巴完全消失。征兵。打狗（狂犬）。打拐（拐卖人口）。农村蹲点。企业调研。螺丝钉拧来拧去，几乎没有闪失。因此有一天科长说，你们万县师专的教学质量真还不错嘛。这句话让我充分感到了领导的圣明，让我全身灌满了力量。下了班，我骑了新买的永久牌自行车在红星街上飞快地跑，比鱼还快还灵活。机关，街道，行人，都迅速后倒，成为助推的力量。

    地改市了。绵阳地区一分为三。这个人口有1200万的全国第一大地区，辖区曾经东邻南充，南达重庆，西近成都，北抵陕、甘和阿坝州。十九个县，就是汽车也要一个多月才可以跑遍。但现在它解体了。先前潼南交给了重庆，德阳已提前独立，现又分出去广元和遂宁，一切为五。我们跟后来的苏联人、南斯拉夫人看着自己国家解体时的心情差不多。已明确要去广元、遂宁的领导都在招兵买马。有的部门一夜之间走了大半，包括我招待所同居一室的小兄弟。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都应该走。比如党史办的藤伟到遂宁做了市长秘书。后来市长当了书记，省委宣传部长、副书记，也把藤伟调了去，为他在省出版集团安排了个要职。桂勇则到了广元组织部，后来下海，成了广元最大的老板之一。但我那时没有这些榜样的力量，看不出我在那些地方会有出息，反觉得好不容易才挤上了这班车，岂能轻易下去？

   宣传部几乎没有人走。问题这就来了。旧的秩序没有打破，干部都积压下来，像仓库里的存货。入党、提干都得排队。几乎所有的人都排在我前面，从先我一步调进的哥们到文革前就从川大毕业的两位大姐。

    一位兄长般的同事私下叹气：恐怕我们熬到头发白都不一定当得上科长。

    我一下子搞明白了：我们必须跟自己的头发赛跑。

 

 

           

 

                           翠花街口：当年的陋巷，现在是一条步行街

 

 

 

 

城市卷紧了发条

 

    地改市让绵阳版图缩水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在城里，大小单位的牌子只换了一个字。科长都改称处长。明显地在虚张声势。几年后当我自己也当上了这种处长，自我介绍或被他人介绍时都有卖注水猪肉似的心虚。

    人们对省辖市绵阳抱有莫大的期待。因为此前的省辖市只有成都和重庆，现在，我们也成了与成都人、重庆人一个级别的市民。因此我们也该享受与他们同样高级的城市。这种意识在扩张，在积累。但绵阳人许多个早上醒来发现，他们的城市还是那么一副眉眼。

    市委机关大门一侧有一个叶记修表店。这一带是机关集中地带，大小干部都在那里修表。老叶师傅的店铺和手艺大约都是祖传。现在他的女儿也在随他学艺。老叶修表技术不错，足以保证我们与北京的脉搏一致，保证跟得上书记、专员或市长的步伐。有一天我的手表忽然趴下不动了，送到他们父女那里，换了个小零件就好。这好比是一个人本来已经停止呼吸，经他父女妙手回春，现在又活了过来，并且活得欢蹦乱跳，与过去一样健康。他们的玻璃柜台里有好些修好了正在校正的手表，有的还卸了前后表盖，仅一个心脏腾腾跳动。

    叶家的生活在当时应该比白领还白领。我常常从老叶和小叶偶尔交换的眼神中捕捉到他们的惬意和自信。店铺、手艺和好人缘让他们的生活成了卷紧的发条，节奏分明，欢快而铿锵有力，万分可靠。

    一切变化始于那个早晨。全体市民也在那个早晨都知道了叶氏父女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他们由人人尊重的修表师傅一夜之间成了人人指责的钉子户。

    这时，一个新的绵阳正在老绵阳的腹中躁动。那些老街、小巷和许多老屋，早已被规划人员从城市版图上毅然抹去。红星街，这个市委所在的著名街道仅宽丈余，公交车似乎也只能侧身而过，自然是首先要改造的地方。现在临街的房子已经被推土机逐一推倒。但是，这无坚不摧坦克般威风的家伙在叶记修表店面前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也许，叶家父女牢牢记住了守住祖业的遗训；也许突然发生的变故使他们感到失去了依傍，生活的发条就要断了；也许他们心存幻想，说不定扛一阵风头就会过去，要他们拆迁的那些人会突然心软。总之，他们决定坚守。作为钉子，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实在扎得太深。

    他们显然低估了决策者的决心。他们没能意识到自己早已被忽略不计。断电，断水。现在，来了更多的推土机、挖掘机。救护车也开到了现场。媒体记者满脸兴奋，活跃于大批警察组成的警戒线内。这样的一幕，现在常常在电视里看到。当然地点一般是在加沙地带，在巴勒斯坦难民营或以色列人的定居点。

    叶记钟表店孤零零地立在一片废墟之中。没有了邻居的屏障，一下子变得丑陋不堪，摇摇欲坠。它的负隅顽抗成了与政府的一场不对称的战争。街上人山人海，叶氏父女却躲在自家屋内死守。我从办公室溜了出来，在叶家门前不远处看这场精彩大戏。望着昔日早已大开而此时却紧闭着的店门，我猜想里面的主人自我感觉已与上甘岭的勇士相似：视死如归，人在阵地在。甚至还有《英雄赞歌》之类的背景音乐在心中回荡。

    然而全体市民都盼望现代化，盼望由宽阔大街和高楼大厦组成的漂亮城市。小城的破旧与土气早已让大家很不耐烦。政府显然是顺应和主导了这种集体意识。所以叶氏父女在政府与群众的高度团结面前显得过于孤独。他们的愤怒、呐喊与哭叫显得格外微弱和徒劳。事实很快就证明了他们不过是螳臂挡车，蚍蜉撼树。他们在全城干部群众同仇敌忾般的目光中被警察俘虏一样地带走。

     叶记钟表店的拆除是绵阳当代城建史的封面。当它被费力地翻过去之后，绵阳的拆迁工作就势如破竹。在被称为绵阳王府井的北街，那些祖传的铺面几乎一夜之间被铲除，主人都被集中安置到了御林坝、沈家坝那些边缘地带。有2200年历史的古城，最终成了一个最不抵抗的城市。老街整条整条地消失。那些历史、故事和秘密细节被夯入了地下，并叠压上高大的楼房。这个时期的楼房造形都惊人地相似。一片居民区就像是一个木匠打造出来的一批柜子立在那里。整个城市成了柜子的集市。阳台则是打开的抽屐，上面晾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和裤头，偶尔还有人头晃动，让人窥见里面盛着的市民们的新版生活。

    叶记钟表店的地基上盖起了一幢宿舍楼，我后来也搬了进去。因此女儿呱呱坠地，睁开眼睛看到的只有水泥板和瓷砖。对旧式民居的自在、贴近和浓浓的祖宗气息，她们这一代人永远无法体验。没有邻居，没有玩伴，她只有由布娃娃和玩具动物陪伴的童年。

    有一天楼下有卖小兔的农民经过，恰巧被女儿看见。她属兔，自以为这种可爱的小动物是她同类，让我不得不买。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城市并非兔的家园。它只能活在田园牧歌里，活在童话里。而现在，它挤进了我的生活，把我的阳台霸占为它的卧室和厕所。它成了我家的入侵者。它吃得多，长得快，拉得也多，一开门就臭气熏天。这样一来它就与我不共戴天。我把它带往它的刑场——农贸市场，其时它眨巴着眼睛，动个不停的豁嘴似在娓娓倾述它那些天真烂漫的心事。但是这已经无法打动我。它最终还是被一个杀鸡的胖女人屠杀。

    我没敢告诉女儿真相。她一直以为我把小白兔送了朋友，为它找了一个更幸福的家。

    我也没有告诉女儿这幢楼下压碎的钟表店。我更没敢告诉她，修这幢楼时一块预制板断了，砸死两个民工，死人的位置很可能就在我们这个单元。

 

 

 

          

 

                          80年代中期的绵阳，我已经记不起这是哪里了

 

 

  

我的城市社会

 

 

    进入九十年代的中国城市都在疯长，像春夏之交的植物。在我所在的城市，长得最蓬勃的是叫长虹的工厂。

    提到长虹首先是因为感恩。当年我是提着父亲当年提过的破箱子进入这个城市的。那里面装着我全部的财产，我的家。是长虹股票让我走出了穷人的行列。就是现在，我若干分之一的工资也来自长虹的纳税。

    我曾很多次出入位于跃进路的长虹厂区。有时是被领导派去办事，有时是应邀前去帮忙炮制文章。那时，它只是临街一溜三层办公楼，里面若干幢车间厂房，多年不变，仿佛时光还停留在五十年代。在倪润峰颇寒伧的厂长室里，当我首次听他说起要将长虹建成“中国的松下”时，我被吓了一大跳，以为是他计算机一般的脑袋也出了问题。然而后来的事实说明，脑袋有问题的是我。不，是上帝给了绵阳一个不可思议的倪润峰，一个不可思议的长虹。是他率领这个工厂短短几年从默默无闻的机载雷达工厂变成了中国的彩电之王。

    在绵阳总是更能感觉到长虹的份量。它是这个城市的引擎，是全市人的话题和兴奋点。二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角角落落都可以听到它咚咚的心跳。

    我曾经目睹了长虹工人下班的盛况，那是大型水库开闸泄洪，是一条大堤溃决之后的河水泛滥。蓝灰色的人潮由敞开的大门经久不息地倾泻，瞬间漫过几条街道。很久，这流淌中的蓝灰色才被其他人群所稀释。

    当然不止一个长虹。跃进路的几家大型工厂都在全国行业内赫赫有名。此外，还有长城特钢、双马水泥和新华内燃机。不过大大小小的伙伴，它们都由长虹领跑。长虹牵引着城市。地改市后的首任市长即由长虹厂长出任，这个城市身上就有了太多的长虹元素。他修了绵阳的第一条城市干道临园大道，继任市长修了与之相交的长虹大道，再接下来的市长完成了一环路。似乎主政者大都要以城市建设来释放雄心，启动仕途，因此这个城市一直都在迅猛扩张。等到重庆直辖，本市的汽车都挂上了“川B”车牌，冲力十足。

 

 

                                 

               

 

                       昔日远郊的荒山野岭，今天已是国防科研基地——绵阳科学城

 

 

    那个时期的我也意气风发，关于绵阳的书一本接一本地写，一切的溢美之辞都堆砌在这个城市身上。这些书的印数动辄上万，由宣传部名片一样撒向外地。这些书也挤进了中小学生的书包。尽管满纸空泛的议论和无节制的抒情，它们仍然给我换回了一些名声和政治上的实惠。这让我在迅速都市化的城市里自我感觉良好。茶楼、酒店、酒吧、咖啡屋、录相厅、歌舞厅，是这个城市开出的一树繁花，遍布街头巷尾，点亮成功人士们的生活。一些时候我也踏脚其中，有成功人士的错觉。

    强大起来的城市有了强大的吸附力量。人们像我当年一样争先恐后地拥入这个城市。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村庄，甚至在更广大的范围内，亲情、友情和一些说不清楚的因素扭结成一种叫“关系”的东西。一个人进了城，这些关系也被带到到城里，并且获得了更好的土壤，很快就长成茂盛的藤蔓，相关的一些人就像藤上的一串瓜，被强有力的手牵动。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像这样互相拉扯着进入这个城市，从干部、实业家、小商贩、公司白领到打工仔。

    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传统的鬼节。沿河一带到处火光熊熊，人影晃动，成为夜色里最神秘迷人的风景。人们围住火堆，神情庄严。冥纸化为灰烬，便成为另一个世界的货币，朝逝去的亲人奔去。这其中有我母亲的一份。当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年年由三姨牵头举行的仪式时，当晚触动我的不是氛围的感伤和浪漫，而是惊异于我们以血缘连系起来的亲族队伍，短短数年已发展到如此之众。一个个家族，甚至一个个村庄，就这样声色不露地完成着它向城市的转移。

    聚居在这个城市的亲戚就有两个姨妈、三个舅舅、两位表叔，还有其他不同支系的众多表兄弟表姐妹。沾亲带故的族群，全部是先先后后从老家移居过来。现在这里面，从官员、企业家、编辑、记者到收荒匠、下岗职工，应有尽有。大家的起点其实都大同小异，但越往后就越分化。即使是一母所生的兄弟姐妹，也被时间划了不同的“成份”，分属不同的“阶级”。这样，大家见面越来越少，沟通越来越难，关系越来越淡。故事从同一个屋檐下开始，然后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枝蔓横生，色彩纷呈。我所知道的家庭，几乎每一家都有精彩故事，都可以构成一部长篇小说。我在这个族群中进进出出，冷静观察，体悟着世故人情。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构成了我色彩斑驳的另一种生活背景。

    06年夏天热得异乎寻常。如火如荼的世界杯让我神魂颠倒还黑白颠倒。天天晚上都在茶园、酒吧或家里追随着贝克汉姆、齐达内和克洛泽们。记得刚进入这个城市时，看球总是和表兄弟们在一起的，从罗西、鲁梅尼格、普拉蒂尼到马拉多纳的时代。尤其是三姨的儿子晓明，少年时我曾经多次用自行车搭着他前往乡下老家，他因此成了我在“大城市”绵阳真正意义上的盟友。那时一起看球数他最多，后来他下岗、下海，几乎是一夜之间发财又在一夜之间洗白。他是我最要好的表弟。他的意外身亡，也与狂热的足球有关。当我匆匆赶到殡仪馆时，平常难得见面的亲戚朋友都已聚集拢来，灵堂前黑压压一片，呜咽高高低低。香烟缭绕，道士的祭文嘹亮悠长，送表弟的灵魂走向天国。这时，我感到我的生活已经缺了一角，真切地有了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的那种深深的忧伤。看到酷肖母亲的三姨更见衰老，阵阵西风中，我泪流满面。

 

  

对视绵阳

 

 

 

滨河广场：昔日是铁牛街相连的棚户区

 

 

   绵阳是一个生猛的动词。每天道路都在切割田园，每天楼群都在吞噬庄稼。涪江、安昌江和芙蓉溪，从东西南北两个方向穿城而过，日夜拍打着三江六岸。二十多座跨河大桥成为城市粗大的关节，支撑着它不断长出新的肌肉组织。河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让我们天天看得见这个城市心情的流动。

    尤其是，5.12大地震，让绵阳在重创之后，又获得了重大的机遇。

    灾后重建，让这个城市揩干了身上的血污，拍打干净了身上的尘土，重新站起。2000多个亿的投资，许多的重建项目，将使它彻底抚平伤口。

    媒体和会议几乎天天都有市民的兴奋点。成绵城际铁路和成绵高速公路的复线，还有绵（阳）遂（宁）高速、绵（阳）九（寨沟）高速和绕城高速都在加紧推进。这些还不能满足它太好的胃口。长虹又新建了一个工业园，光一个项目投资就一百多个亿。长钢、新华、九洲，都有在全国叫得响的新项目上马，它们成为百亿产值企业的日子指日可待。作为国防科研基地，国家投入100多个亿建设的科学城，100个亿的空气动力城，50个亿的航空城，正在昼夜施工。

    早在2006年，一个由行业机构评选的全国宜居城市排行榜出炉，绵阳紧追大连、厦门而名列季军，这更让绵阳感到踌躇满志。

    庸常的时光将我包围，我的时光因此失去标识和刻度。生活越来越扁平化，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经历与记忆蒸汽般缭绕，飘散，成为常态。当某一天我认真与这个城市对视时，才发现它已经有了几分陌生感。城市格局在变，情调在变，景观在变。土语不断消失，连本地居民的方言也有了变化。唯一不变的只有天空，这只是因为我们暂时还够不着，抓不住它，无法将它改变。

   我常常一个人在街上闲逛，让街上的都市气息将自己淹没。沃尔玛、百盛、诺马特、好又多与苏宁、国美，麦当劳、肯德基与两岸、上岛、良木缘，它们更像城市的主人，把城市装扮得珠光宝气。星河湾、水语郡、芙蓉汉城、春江花月夜、三汇绿岛之类的房产广告遮蔽了我仰望的天空。入夜后的街道上，火树银花让我打量的眼睛一片眩晕。深夜梦回，汽车过街的声音还浑沌一片，像哗哗流淌的潮水，冲击着我浅浅的睡眠。

    我曾经有机会把自己移植到更大的城市，比如成都、重庆、海口，都是我自己掐去了见异思迁的萌芽。我甚至有可能更早地当官，当让人眼热的官，但却因自己某些地方的不可救药而只能选择听其自然。但我常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同学那里，甚至从我在宣传部相当部分老同事那里找回满足。我常常觉得，这个城市已经给了我太多太多。因此，我把我的激情与梦想，失落与忧伤，现在与未来，全部交由它来吞吐。我有时还突发奇想：我也许比市长、书记还要热爱这个城市。因为我的根系已在这里扎得太深太深。

    这是唯一真正属于我的城市。

    从2200年前走来的城市并没有留下什么。历史上的大劫难只限于几次水患、兵匪和来自张献忠的血洗。5.12大地震也没有让绵阳市区伤筋动骨。但是，粉墙黛瓦下的招牌，雨巷深处油纸伞下的倩影，那些怀古幽思赖以生存的东西，早已被推土机铲得干干净净。深厚的历史积淀只留下惰性，及时行乐与重商主义在这个城市结合得天衣无缝。三江半岛、南河坝、丽景花城和芙蓉汉城这些地方，是食客、茶客和牌客的大集会，其生机勃勃和喧嚣热闹令外地人瞠目结舌。沿街走去，弥漫的只是水泥的气息，沥青的气息，人工的气息，抄袭与模仿的气息，唯独没有历史的气息，宣纸与松墨的气息，以及神秘幽远的宗教气息。因为城市太干净，也阻断了泥土的气息。太新，没有老屋，城市生态像是才成长起来的人工林。看不见老鼠，更没有蛇。要听蛙声必须驱车数十公里。越来越物质的地方，没有足够的审美空间，我常常认定，这是我的文章不能一鸣惊人的主要原因。

    故乡渐行渐远。万县、江津在记忆的筛子里已所剩无几。听到射洪话、川东话在身后响起再难引起我下意识的回头。到处的街道大同小异，模糊了他乡故乡，乡愁不再找上门来。绵阳土话早已习以为常。我虽是绵阳的外地人，口音既不像射洪也不像绵阳，但我从意识到行为变得比土著居民更加绵阳。

    我早已习惯了各种公务宴请和人在江湖必不可少的朋友应酬。程式化的举杯把盏与即兴的豪饮我都可以应付，虽然我的胃肠常常因此拒绝和反抗。文学朋友在街头巷尾那些小酒吧、小饭馆的聚会我最乐于参加。他们有时不经意流露出对我从政又从文的赞许或羡慕，滋养着我的虚荣，将我晦暗的心情一次次擦亮。

    我喜欢这个城市的闲散、热闹和时尚，也接受了它的虚伪、矫饰和冷漠。虽然有太多的地方拒绝着我或者被我拒绝，虽然很多时候明显感觉到了来自这个城市的排异，但还是改变不了我与它的水乳交融。

    回家已经有了作客的感觉。经常走动，也只是陪老父聊聊天，吃顿饭，然后连夜赶回。只有时不时拿起电话，熟练地拨通那个号码，父亲的声音从另一端传来，我才意识到生活在异乡，手中攥着的似乎正是被自己从故乡拔出的生命之根。

    女儿对不得不将籍贯填为“射洪”十分愤怒。她觉得那里只是爷爷的家。她只承认自己是绵阳人。她早已将这个城市看作是更广义的母亲。这个刚走出校门的21岁大学生，从绵阳到北京再到地球另一面的圣地亚哥，现在又到了南欧的马德里，隔着遥远的距离，我反而更清晰地看到了她和绵阳的血缘关系。

    我与这个城市已经同行了22年。这对于一个有2200年历史的城市而言，是它薄得最微不足道的时间切片。对我而言，却是此生最华彩灿烂的段落。我曾经作出过许多努力也没有在它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它不露声色却将我彻底改变。但是我总是不懂得珍惜。许多时候，我对时光的挥霍都像牌桌上挥金如土的赌徒，直到现在才有了手中所剩无几的恐慌。于是与它的对视，等于是回望一去不返的青春。因此，在这个热闹而温暖的牛年新春，面对这个城市，我只想说：

   你不是过于崭新吗？这正好可以让我与你重新出发，再一路同行。

 

          

 

绵阳主城区一角：涪江河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