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任志强在质疑政策，郑也夫也在质疑，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郑也夫比起饱受批判的经济学家在民众中的关注程度稍弱一点，我自己很偏好这个勇武好斗的家伙，在火星四溅的语言中交错着精神的光辉，相对匹夫之勇的任志强，老郑忍不住跳出来的时候，按照惯例，老郑更有把握。

    老郑的视角一向广阔而同时又能收得回来，比如他很多年前曾经说过：“有借贷就有还不上的，随之有了惩罚，惩罚过度的时候，于是跟着又有了对惩罚的讨伐。”从预见的精准角度，比之谢国忠，老郑更加入木三分。又比如廉租房问题，早些年他就一直在说需要一批比贫民窟好一点的房子----而且只好一点点就OK了。如果再要细一点的要求，那就是给排水供电这些现代住宅的基本要素，二三十平米就够了，目标客户也很明白，就是租给那些为谋求就业而来到城市的贫民。我不知道如果任志强能够碰上郑也夫会做何感想。

    在往年，中国每年会面临两个一千万，第一个是从农村每年涌入城市的一千万人口，第二个是从企业特别是国企失业的一千万人口，每年两千万，今年会更大一些。如果政府把充分就业还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就需要每年新增两千万就业岗位，而随着危机的扩展，这个数字会变得难以承受。仅仅这一点，就击破了郎咸平的6+1----我们想干6，可惜只有那个1能够容纳这么多的就业。在公平和效率之间，中央政府不断面临着两难，而地方政府则选择帽子。就业问题一再迟滞着中国经济转型的决心，一切根源在于三十年前，当邓老爷子决定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时候，就注定了另一部分会贫穷下去，任志强的房子和老郑的房子，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不同的是，是老郑眼中的社会远大于老任眼中的社会，因为越大的城市有越多的工作机会，于是贫困人口向工作机会进军，结果是贫民窟永远会存在于大城市之中，这是无法在短期从根本上消除的，一个有责任的政府可以做的就是去改善它，让贫民窟现代一点，用水电暖和社区去降低疾病和犯罪。老郑同时也讥讽着试图立竿见影消灭贫民窟的老毛，用禁止人口流动的方式是从根本上制止了贫民在城市的增长，而宁肯饿死。

    在这个危机的时代，这个供应学派横行的时代，一个市委书记在闪光灯下公开买房、规划局长在集会上高呼买房即爱国的时代，在一片山呼海啸的“买国论”声中，昔日炮声隆隆的任志强的话语都已经弱弱的了，而老郑异样的光辉微弱而顽强，即使换一种方式去思考，我们也能够理解老郑对廉租房的理解和对消费救国的质疑----事实上消费在国家GDP的比重是三十年来的最低点，如果强制投资不能带来消费，节约应对危机又何尝不可？今天面对一场危机的政策导向，带来资源向国企和低效率产业的集中，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停滞下来，所以老郑每次都很认真的说三十年改革开放实际上不是连续而是断断续续的。

    或许若干年后，我们再回头看看我们为打败这场危机而所做的一切，会想起老郑多年前在那本《代价论》的小册子里所引用过的古希腊的皮洛士的话：再经历这样一场胜利，我们将全军覆没。

    可惜的是，在一个政治高于单纯经济的环境里，在智力上，老郑能赢任志强甚至樊纲，而在政治上，老郑不但赢不了樊纲，甚至都赢不下潘石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