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硬道理”与发展的目标价值取向
一、发展的“硬道理”遭遇的困惑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不发展，那是没有出路的，这确实是“硬道理”。
十年文革结束，中国突然发现了有“被开除‘球籍’”危险——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四个弹丸小国和地区居然成了亚洲的“四小龙”而为世界所瞩目，可中国这条巨龙却关在笼子里挣扎着没能腾飞，国人的绝大多数连电视机是啥玩意还没见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于是，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目标：振兴中华。
在经济特区刚建立时，国内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起起伏伏，邓小平主张不要争论，他用排除法论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低速度不是社会主义……；进而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观点。邓小平的话确实无可辩驳。于是，表面的争论暂时偃旗息鼓了，改革开放定为基本国策。30年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确实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飞速长足的发展。但遗憾的是，随着国家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还很严重，主要表现在：贪污腐败、钱权交易、官商勾结、特权难以制约的现象更加严重；官僚主义的“不作为”或“乱作为”屡屡引发事端；官员素质下降，官员雇凶杀人竟成“现象”（点击链接）；令不行禁不止，矿难、食品卫生等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民怨淤积；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及监督权等常常受到不法侵害；“群体性事件”成为一种不和谐音符常常敲响；权大于法以及执法违法现象屡见不鲜……这些都明显地严重阻碍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于是，新的争论又来了：保守派（姑且如此称）抓住目前存在的严重问题而对改革开放持基本或大部否定的态度，还有一些思维简单或别有用心的人开始重新肯定被从文革中走过来的国人和中共正式彻底否定的文革，甚至要回到文革那样的时代；激进派（姑且如此称）则认为如今阻碍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不配套，要求加快中央也主张的推进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使《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得到保障，使依法治国得到真正贯彻，使特权得到有效的制约；还有诸多如同康晓光等主张“儒化中国、儒化中共”等等……看来，绝对“不争论”是不现实的；因为不同的思想观念也是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不争论”，它还是存在，而且会在那里发酵、膨胀，积聚能量……
中国确实发展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已经没有了。但不可否认，发展这一“硬道理”也遭遇了空前的“困惑”。如何消除上述那些严重阻碍社会发展与和谐的恶劣现象，中国怎样继续发展？发展的目标价值或曰方向是什么？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沉重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二、追求的目标价值设定得正确与否，是能否做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或政权，追求的目标价值是什么，直接决定它是否可以做到可持续发展。
以一个政党为例，假设其设定的目标价值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仅仅是夺取全国政权，那么，它是很难维持到夺取政权以后多久的；因为“夺取政权”之目标价值一旦实现，其它问题均未预设价值目标，困惑与难题必将接踵而至而措手不及，走一步算一步，继续发展是很难的——当然，这是假设。
假设，一个政党设定的目标价值仅仅是“执政”，那么它也很难说能执政多久——因为，为执政而执政，必然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因为它没有了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恒久的价值追求——当然，这也是假设。
假设，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将其努力追求的价值仅仅定位于国家的“发展”，而没有设定系统的价值体系，那么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难以解决的问题，陷入困境，因为“发展”之目标已经实现，其它方面——比如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新难题尚不在追求的预设当中，自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当然，这还是假设。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追求的目标价值设定得正确与否不一定制约发展——因为在一个集权国家里，举倾国之力是可以做成很多大事的；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追求的目标价值设定得正确与否一定制约能否可持续发展。这方面，历史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案例。
希特勒上台后，一方面肆无忌惮地践踏民主，推行纳粹专制和个人独裁，一方面为了赢得民心，也为了他心目中的德国的复兴，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德国迅速崛起，国民生活迅速改善，甚至在德国这样的西方国家，人民也称希特勒为“大救星”。德国的迅速崛起同样令世界瞩目，令各国震惊。但是，希特勒追求的终极目标价值错了——一味扩张的种族主义和称霸全球的目标，导致了他和德国的彻底失败。
前苏联，其发展水平不可否认，不论工业、空间技术还是军事力量，几能与美国匹敌，成为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之一。但是前苏联严重的领土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价值取向，导致他们忽视民生、剥夺农民、压制民主；压制加盟共和国、以家长自居干涉“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他国内政，动辄武力征服——导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解体和苏共统治的垮台。
越南、朝鲜等国，无不因为缺乏正确的价值追求，导致他们在发展的道路上出现大的波折，大大阻碍了发展的进程。越南扭转了地区霸权的价值追求，现在也开始了改革，逐渐走上了比较稳定的发展之路。而朝鲜仍封闭，仍然推行个人崇拜，禁锢意识形态，压制民主，所以它可以“发展”到制造核武器，但百姓却挣扎在饥饿线上，这样国强民穷的“发展”其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可喜的是，中共对于国家发展的目标价值取向不是称霸，从对印度到到对前苏联再到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都表明，中国是爱好和平的。改革开放以后，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再到“科学发展观”，都证明中共执政为民的理念，而且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正因如此，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一直顺利地推行，国家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如何面对目前出现的一系列阻碍继续发展的棘手问题，这还急需探讨。
三、发展方向目标价值的确立，是确保民族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但是，奋斗目标和目标价值毕竟不是同一概念。“振兴中华”可以是一种宏观的阶段目标，但它不是一种明确的可以激励不竭动力的价值追求体系——何谓“振兴”？“振兴”了以后干什么？并无答案。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一节中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标任务，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就会迷失方向。”这是非常有道理的。（点击：引文链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有“普遍认同”的目标价值体系，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努力奋斗的方向，即使它也许一时并不能完全实现，但必须有，这才能保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发展的路上不会走偏甚至迷失方向而导致大的曲折甚至“崩盘”，而使这个国家和民族有不竭的发展动力和正确的发展方向。
价值体系虽然是属于意识形态以及文化范畴的东西，但它是必须的—— 一个国家如果只讲经济、科技、军事，只讲“发展”，而没有更高更普遍公认的经济目标以外的价值追求，人必然沦为经济动物，当一个社会被“经济效益”渗透于每一个毛孔时，这个社会要出问题是必然的。历史和中国目前的许多现象已经和正在警示我们，已经阻碍中国的继续“发展”了。
之所以说应当是“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而不是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主观提出的奋斗目标，是因为只有普遍认同才有可能形成凝聚力；是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是必须依靠全体人民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所以“普遍认同”就显得极其重要，而不是可有可无。在中国已经融入世界、已经加入WTO、已经在众多国际公约上签字承诺遵守的情况下，国人“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中就必须有客观存在的“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是多方面的，不说“民主、人权、自由、平等”这些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浴血奋斗几十年所追求的价值核心，仅从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事务来说，在我国确立的核心价值体系中没有它们也是不行的。至于我国民主的形式如何改革、民主政治的建设进程如何设计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朝着一个国家绝大多数人公认的“普遍价值”或“普世价值”的追求方向努力，这是肯定的。这也应当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因为“科学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
至于说“普世价值”就是“西方价值体系”，这是不值一驳的。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正如胡锦涛总书记代表中国所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说到的“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正如08奥运会凝聚世界各国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一样，正如“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永远一家人……”一样，正如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会赞同“独裁专制是个好东西”、“贪污腐败是个好东西”、“恐怖主义是个好东西”一样；“普世价值”是无可否认的客观存在。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基本的“普世价值”，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沟通、在很多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将是不可能实现的。否则，那就不是中国“被开除‘球籍’”，而是中国将自己自外于世界国际社会，再关起门来搞自己的“中国特色”，与世界其它国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算了。——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不可逆转，无法逆转。
2007年底党的“十七大”首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报告中，这一文化意识形态的“建设”任务恐怕尚未完成，然而我国是否已经真正确立了国人之大多数所能认同的具有民族凝聚力的“普遍价值”或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经确实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刻了，否则国家之发展将受到严重阻碍。□
【相关链接】● “普世价值”是无可否认的客观存在
（另：地址二、地址三、地址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