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写作与我的传统文化情结
朱家雄/文
看到《百家讲坛》的节目预告，大意是文化名人易中天将于国庆长假结束后登坛开讲“先秦诸子百家”。想到自己也曾在本人的长篇小说《校花们》（出版于2004年10月）当中对“先秦诸子”多有涉及，就想在这里谈谈我与“先秦诸子”的一丁点缘分。
小说的写作艺术也是门学问，很多学者包括一些作家都写有厚厚的专著或若干的散论。不过作为小说作者来说，主要还得依赖大量的阅读作品和勤奋的写作实践来积累经验，提高写作水准，乃至有所创新，写出好作品。任何的一点创新都绝非凭空而来，都肯定有其不断积累、感悟和生成的过程。关于小说写作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我或许略有心得，下面我就以拙作《校花们》为线索来讲讲相关的体会罢。
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在北大学习听讲时，听到一些老师、学者讲起课来，唾沫横飞的同时，还常常是引经据典，那份学术功底，那份翩翩的神采，总不免让我心生敬佩和羡慕。当然，我也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学术著作都长于引经据典，而由此引起的枯燥在小说写作中却是要刻意避免的。尤其许多当代文学评论，行文中引用的竟然清一色都来自西方——大约那个时期依然是西方文化思潮、文学思潮颇为流行的时期，也难怪先锋评论家们最爱引用的就是福柯、罗兰·巴特、柏格森等人的话语。这样的熏陶受多了，我就不免这样想，是否可以尝试在小说写作中引经据典，乃至以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东西为主，并且还不生硬，不影响小说的可读性？多年以后，我的这一想法和尝试终于在2003年创作长篇小说《校花们》的过程中集大成般地实践了一把——并且自我感觉还很成功。《校花们》写的是神州大学某宿舍六名男生的学习生活与爱情故事，为了落实这一理念，我书中虚构的两所大学乃以神州大学和东土大学命名，我不但搜罗出诗经和唐诗宋词中的16 个7字名句作为全书16章的标题，经过苦思冥想，还在当中设计了一个学生社团——先秦诸子研究会。在小说中，第一号男主人公胡凸同学是该社团的创办者和首任会长，另两名同宿舍的男生也是该社团的骨干——这样一来，他们在宿舍里的日常生活中拿先秦诸子的言论互相调侃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事实上，我确实得以成功地在全书各处插入了许多诸子的言论，而且非常贴切。我想这应该要算是我对文学作品怎样做到像学术著作那样引经据典但却绝不牵强，而且能为作品平添光彩、倍增文化底蕴的一种努力罢？
关于“先秦诸子”的著作，大约要算是博大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源流性、核心性的最为精华的部分罢.自2004年秋《校花们》出版以来，我注意到有不少人都曾谈到自己少小时候是怎样饱读诸子著作，深受影响与滋养，云云。对此，我无从了解究竟，但我知道自己少小时候还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熏陶，即便在中学语文课本中文言文的部分学到过若干篇诸子的文章，比如《论语》、《孟子》《荀子》之类的节选（当然也包括有《诗经》节选和若干唐诗宋词之类），甚至被老师要求背诵什么的，我其实也都没有真正在意过这些位先秦诸子。
大约在1991年或1992年时，我收到家乡某好友的来信，说是请我为他在北京的书店里代购些古籍，别说，这还真让我颇感意外。这位我儿童时代的邻居和亲密伙伴，1986初中毕业后进娄底技校学习三年，毕业后就在工厂当起了车工师傅。我真不知道这位喜欢弹吉他的与周润发有些相像的发小怎么忽然喜欢上了古籍？他在信中开列的请我采购的书竟然是《论语》《道德经》《庄子》《孟子》《吕氏春秋》《周易》《诗经》等近二十种书！他在信中说，下班之余有些无聊，所以想找些书系统地看看，而他忽然对这类书产生了兴趣，可他上娄底市的新华书店里找了几回也没发现有这些书买，所以只好托我帮忙了，云云。现在想来，那时侯大约还没有民营书店的，而小城市的新华书店里品种也很不完备。总之，这一回的事使我似乎对先秦诸子是另眼相看了些。但我在图书馆里还是只专门找新诗集和各类小说作品看。
大约在1993年下半年或1994年上半年，北大国学热仍在蓬勃的时候，北大中文系某老师开了门《先秦诸子名篇选读》的大课，不知怎么的，我心有所动，就跑去听了一个学期。并且我也曾在图书馆借阅处大致翻阅过几本诸子之书，可因为我当时的注意力基本都在文学写作方面，所以并没有真正沉下心来阅读之。我似乎只是想借此来熏陶一下自己罢。
199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念新闻专业的我，听说北大南门处开了家民营书店——就是后来在书业很有名的风入松书店——规模可观，品种繁多，云云，就饶有兴趣地跑去看书。不知怎么的，我就买了若干本先秦诸子的书，什么《论语》《老子》《庄子》《孟子》《墨子》之类都买了回来。大约我那时侯忽然觉得心里有些空，需要补充一些养料以充实自己，所以就买了罢。直到这一回，我才在人民大学某男生楼的宿舍里比较认真地读了几本诸子之书。然后就试着实践了一番，写了几篇多有引用诸子言论的文章，比如1996年8月发表的《境界》这样的文章。
再往后，就是2003年我全力写作《校花们》的事了。
坦率地说，《校花们》的素材主要来自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两所校园，并且是以北大的人与事为主,人民大学的人与事为辅.当然，其实真实的原版的校园事件是很少的,大多不过是我以这两个校园作为文学空间的想像和发挥，比如男主人公的故事就多系无中生有的虚构。比如当中我写学生社团的种种，就因为当年我在人民大学念书时也曾创办过一个名为“话题沙龙”的学生社团，“先秦诸子研究会”这样的社团，据我所知，在整个90年代，包括北大、人大在内，首都任何一所高校似乎都并没有成立过这样一个名称的社团，我之所以在小说中虚构这样一个社团，完全是为了便于在当中安插传统文化元素。就像大学里的那些登山协会的会员聚在一起只研究登山的事，那些诗社的社员聚在一起最爱谈诗歌的话题一样，诸子研究会的会员必然爱读诸子爱以诸子的言论武装自己，如此，在这个有三名先秦诸子协会会员的男生宿舍里，诸子的言论势必会时常出现于他们的日常生活里，这就为我为小说注入传统文化提供了方便，比如书中的人物胡凸对张有志劝其与他搭档竞选学生会主席时，在大学期间从未担任过班干部的胡凸借庄子的话“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说自己根基浅以婉辞邀请时，就显得合情合理且非常生动——大学里的许多学生，不就是这样带些呆子气的吗？不就是这样爱吊书袋显摆自己的学问吗？
《校花们》与先秦诸子的这种“纠葛”，我以为其实是小说写作与传统文化互相促进的关系的体现，一方面，这是中国符号和本土文化意识在汉语文学创作中的明确觉醒的努力，另一方面，传统的经典与文化又借文学作品得以激活、发扬乃至再生。当然，这里所谈及的，只是拙作《校花们》在创作上的多种努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