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纪录片独立制作人


    一直以来,我有一个梦想:成为中国最有思想的\最优秀的纪录片独立制作人.
    去年,作为中国教育电话台代表参加了四川电视节,负责电视节上的的展览期间,见到了国内的一些纪录片界的大腕,有名动华夏的学者,也有声闻海外的中国第一独立制片人,与他们相言甚欢,学到了很多顶级纪录片制作的理念.我也不知天高地推销我的的新论:"未来国人将产生思想消费需求,而纪录片是最好的思想消费产品".荣幸的是,他们对此新论很感兴趣.
    在与梁碧波先生的交谈中,偶然提及他曾经拍过尼姑的生活,并从此对佛学产生感觉.正好触及我一直以来有的一个想法,即深入寺庙真实记录僧生活.我待机缘到吧,事实上,我也在一直寻找合作伙伴和投资制作的公司.
    我以前看过很多关于佛学的学术研究报告,我对这些报告从来不认可,我确信,只有修炼中的人才是在研究佛.才有资格提交研究报告.
    我希望以真实记录的手法,以影视语言提交一份佛学纪录片.并成系列地拍摄下去.不仅拍给喜爱并实践佛学的人看,更拍给知障的人看.有可能拍成百集存世.
   如今在媒体工作,经常想起自己在北大学习期间的一次主要与媒体打交道的社会“公关活动”!现全文录于下:
    一,我们从事社会救助的第一案例: 
我为了在保障弱势群体利益的研究课题中获得第一手资料,在关于弱势群体救助方面的专题社会调研中发现一起关于外来干涉民工生存现状的典型案例:为供家里两个孩子上学,从贫困山区来京四年、在海淀区玉渊潭敬老院从事护理工作的打工妹玲突发心脏病住进解放军304医院,必须紧急实施手术,却无法支付近10万元的高昂医药费,亟需紧急救助后,我们立即与玲的丈夫----一位70年代的退伍军人小陈进行了面谈,善良的小陈说他愿意卖掉自己的肾,以筹集医药费救治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妻子。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们认为应该寻求紧急社会救助,立即起草了一封呼吁社会紧急救助的信件,发往《北京晚报》《京华时报》《晨报》等媒体,并电话联系了北京市慈善协会等社会公益组织,在一些报社和公益社团置危难生命于不顾、漠视弱势群体疾苦的情况下, 《北京晚报》报记者张卉女士接到我们提供的新闻线索后,连夜赶往304医院,含着热泪进行了非常认真负责的采访,并雪里送炭,采访结束时将身上带的全部246元现金交给玲补交住院费,自己连回报社的车费都没有留。玲的主治大夫赵宁宁女士也慷慨解囊,含泪交给玲200元现金补交住院费。这些紧急资助,真是雪中送炭,体现了她们扶危济困的善举和爱心。记者张卉女士连夜赶写新闻稿,报社领导和采编人员急事特办,迅速见报,真正体现了关爱弱势群体,做到了悲天悯人,是真正的大众喉舌和人民群众的贴心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媒体记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新闻稿于7月15日见报后,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慷慨解囊,共收到社会捐赠7800元,除补交医疗费外,其余7500元全部交了医院的造影检查费。解放军304医院联系了一家愿意提供捐赠医疗器械的支架公司,但是8月2日做了造影检查后,手术进行一半,医生认为病人心脏血管太细,已不适合支架手术,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坚决要求立即转院。现病人正在郊外的一间潮湿阴暗的农居里急等筹到钱后立即住院手术。 

二,我们给患者的艰难的社会求助历程: 

求助于媒体: 

媒体的冷漠出乎意料,给我们这些充满援助热情和人文激情的公共管理硕士们泼出了第一盆冷水,我们针对这家人的遭遇结合我们所学的公共管理理论进行了深度的分析,认为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中国弱势群体的案例,令我们遗憾的是,在我们给《新京报》、《北京晨报》、《京华时报》、《法制晚报》、北京电视台等十多家北京主流媒体发去电子邮件求助信没有一家回音,我们又积极电话联系各报社记者,尽管我们如何介绍那位赤贫患者情况危急,正在医院急等救命钱,记者们以“现在这样的悲惨事情太多了,我们顾不过来”,原来如此啊!记者们的同情心和职业良知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泯失,这样的理由说辞很苍白,需要我们同情的事情多了,我们就可以失去我们悲天悯人的善良情怀吗!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多了,我们就可以冷漠地袖手旁观吗!?就在我们近乎绝望地断定媒体对于社会慈善事业的失语时,《北京晚报》主动打来电话,询问有关情况,随后,该报张卉记者来到医院进行采访,经过详细地采访询问医院医护人员及患者打工单位有关人员后,张记者当场抑制不住地流下了眼泪,正是这样的一颗同情心写下了第二天见报便引起社会关注的社会救助报道。后来,《北京晚报》又连续两次 对该病患者的社会救助情况进行了热点追踪报道。(我们后来又针对北京晚报的题为“卖肾救妻”的问报道,写了篇“卖肾救妻凸现社会肾脏的缺失”深度评论报道)。值得尊敬的是,在这期间,有十多位北京市民大老远地赶到医院,留下钱,却不留下任何自己的信息。有位老奶奶握住患者的手对她说“孩子你就在北京好好治病吧,北京人还是好人多”。这句话让我们现在还在感动,也是我们至今在为患者艰难求助的动力信念。 
关于医院的阴谋:

本案例患者玲突发心脏病住进解放军304医院,必须紧急实施手术,却无法支付近10万元的高昂医药费,在一些好心人资助的3000元医药费刚一用完,医院便催促交费否则停止对病人用药,我们知道后,本着“看见就不能漠视”的公共人精神帮助患者呼吁社会紧急救助, 关于患者的新闻稿于7月14日见报后,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慷慨解囊,共收到社会捐赠7800元,除补交医疗费外,其余7500元全部交了医院的造影检查费。心内科黄党生副主任也设法联系了一家愿意提供捐赠医疗器械的支架公司,期间,我们也与医院的领导见了面,医院领导的姿态较高,我们感到一切在往顺利的方面发展,但是8月2日做了造影检查后,就在患者刚做完手术,身体状况极度危险的情况下,医院一改以往的态度,声称该患者心脏 太细,已不适合支架手术,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必须尽快转院,口气坚决不容商量,尤其是该科室的罗主任,态度生硬近乎恶劣。患者的家属没了主意,而以前那些同情患者的医生这天也见不着,问了就被告之已调班,接下来的几天,医院催促患者出院越来越急,患者家属只得在郊外廉价租了间潮湿的民屋,然后将十分虚弱的患者搬上公交车一路颠簸两个多小时才赶到那里住了下来,“我在北京也没有人能帮助我了,我只能再请请你们啊”,患者家属在电话里哭喊说,“我真想把我的心脏给玲啊”,我们听了心里也禁不住跟着流泪,我们赶过去看望了患者,并将患者的造影片拿到301医院,该医院刘主任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仔细看了影片后,认为不仅可以放,而且可以放三根,在我们再三要求是否很确定时,他的语气仍然非常肯定。那为何304医院不愿意做呢?原来无法做支架的诊断彻底就是304医院的阴谋,卑鄙又没有人性!可怜患者上了手术台开始已经切开了动脉,又缝起来,然后告之家属,心脏太细无法支架,同时,不顾患者家属工友们质疑:为何自己医院可能不能做,还要给病人做?为何医院明知道打开后有可能不能做,却不事先告知家属?为何对病人的治疗没有任何成果,却仍然催缴了患者造影费7000元?医院没人理你,还是一句话“立即转院做搭桥手术”,患者工友忍不住追问“病人这样虚弱,如何还能做手术啊?”,院方这次说了句真话:“那就先回去静养个把月”。工友又跟着说,“现在病人不适合做手术,你们为何还要求立即转院做搭桥手术呢?”,这次,真的没人再理他们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医院的医疗费正好等于社会各界捐赠的数目,是巧合吗?不是!这里面还有一个事实就是,社会的慈善捐助费全部成为医院的收入,而患者却因为医院的“开刀又关刀”饱收手术后的痛苦折磨。病情却未有任何好转。为何会这样?都是没钱招惹的!医院就怕病人治病没钱,要赶病人走,正好病人情况被报纸关注报道,医院方心里暗暗叫苦,只得想出了这个非常损的阴谋——很准地计算着病人的社会善款,然后将手术进行一半便以病人不适合继续做下去宣布收工,然后催促病人转院,够损的,真是个让病人吃苦说不出的损招。 
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表明医院在这件事情上存在猫腻,医院一开始坚决不肯把造影的CD片给病人,要求必须病人离院后再给,这就不奇怪了,也不难理解,你病人要是把造影CD片拿到其他医院一照真相大白,被骗的病人还就真和医院对着干了,就不办理出院手续,就在医院呆着,医院也只能无可奈何,因为这位病人已经被报纸关注了,决不敢把这名已经欠医疗费的病人强行扔到大街上。现在想了,病人今天的状况,也算是媒体报道害的吧?我们迷惘了,我们真的不知道。 



无论如何,我们决不会放弃对患者的救助,我们义无反顾,又一次开始了对社会寻求救助的努力…… 


至于所谓的社会慈善救助机构、基金会及相关NGO: 

我们首先电话联系了北京慈善总会,电话:010-62352173 耐心地听完后表示同情,然后说北京慈善总会救助对象是北京户口的人,你们求助中华慈善总会吧。我们随即又打到中华慈善总会,电话号码010- 回复我们,你和病人的户籍所在地的慈善机构联系吧, 
我们又拨通了北京市红十字会电话,010-63558766一位女士接电话后说,这里只援助北京市城镇户口的人群,外地人员不在援助范围内,建议与户口所在地的红十字会联系或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并在我们的要求下提供了电话号码。我们按照她提供的电话号码:010-84025890转赈灾处,一位很热情的男士接的电话,极为耐心地听完情况后,还主动记录了我们的联系电话,并让我们与救护处联系:010-64024971,救护处的男士接听电话时很不耐烦,没听我们说完,即说你们还是找当地红十字会解决吧,随即挂机通话结束。我们114台查到了陕西省红十字会电话:029-86530614 打过去是一位姓董的男士接的电话,我们又详细说明了情况,请他们协助参与我们的救助活动,他热情而耐心地接听电话,表示要向领导汇报情况后再联系,不久,就在我们和北京晚报的张卉记者通报情况时,陕西省红十字会来电,来电号码为:029-86515482,赈灾处的黄女士说,她已经与领导联系过了,因为最近省里很多县都在发生灾情,主要精力防灾救灾上,社会救助这一块,一是没有经费,二是时间行都一救灾为主,最后建议我们还是在北京想想办法。我们又打电话给宣明会,宣明会工作人员说,他们只以救助群体为主,然后经我们要求留下电子信箱,至今没有回音. 

除了电话求助外,我们还通过网络电子信箱,向一些社会救助组织发去了几十封有关求助信,联系几天没有一家回复,最后却只有一家叫“北京打工妹之家”的专门救助外来打工妹的组织对我们的志愿社会救助行动响应并表示赞赏,该组织负责人韩慧敏女士说,因为,该救助组织全年只有两万元的救助资金,所以她表示最多只能提供1000到1500元的救助金。而一般的情况下,一个个案只有500元。对于打工妹之家的支持,我们几个连续多日辛苦努力的同学来说,虽然这些钱只是杯水车薪,但也让我们感到严寒中的一丝温暖。 


在网络搜索慈善机构联系方式时,在某红十字会网站无意中看见了下面的文字: 

“红十字天使计划” 形象大使团倡议书 

尽管我不是农民,但我的父辈是农民; 
也许我的父辈不是农民,但我的祖辈是农民; 
也许我的祖辈还不是,但上溯五百年、五千年,我们的祖先都是农民。 
如今,我们生活在农民建造的城市里,但我们不能忘记祖籍上的那个贫困乡村;虽然我们生命无虞、健康无忧,但我们不能漠视养活我们的那些无钱治病的农民。 

很有感染力的文字啊!是说给我们的救助对象玲的吗?一个来自陕西贫困山区的农民工,正在一个乡村简陋潮湿的民房里痛苦地急待心脏手术,家里两个孩子正在远在千里的家里对着大学入学通知书哭泣。。。。。 

“虽然我们生命无虞、健康无忧,但我们不能漠视养活我们的那些无钱治病的农民。”我们能漠视吗?他们的漠视能成为我们漠视的理由,决不!我们无法再漠视,只为我们的良知! 

三,我 们 的 宣 言 

作为公共管理硕士,我们坚持天下为公、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念,秉承关爱民生、学以致用的治学态度,因而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强化并完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机制一直是我们关注的热点和重要研究领域。在这次北大公共管理硕士(MPA)的社会调查中,我们也深切感受到当前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现状非常艰难,让人担忧,艰难的让人触目惊心,调查中遇到了一些让我们心情非常沉重的事例。而玲的令人感动而落泪的心酸故事,玲的危急中亟待救助至今曙光都仍看不到的遭遇,是我们调查中最典型的一个,也时时让我们揪心,让我们茶饭不思,彻夜思索而难眠,也让我们强烈的认识到我们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尤其是一些慈善机构、公益社团置危难生命于不顾、无视弱势群体疾苦的名不副实的现状令人心寒而至“出离的愤怒”! 

在领教了一些媒体和所谓的公益社团极端的冷漠之后,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到现实社会中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制度的严重缺失、一些媒体良知的泯灭、一些所谓的公益组织的伪善,我们更深的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决心用实际行动把我们的调查继续开展下去,深化课题研究,为国家完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制度建言献策。 


我们决心将社会救助进行到底的除了以上激情因素外,我们还有另一个理性经济人理由: 

-----富贵在天,名利天注定,所以我们决定放弃对名利的刻意追求,既然一切皆有定数,我们又何能为? 

------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一条通往人类心灵幸福的道路,那就是尽自己的能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样的努力让我们幸福,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______我们已经着手在北京申办一个关于弱势群体的NGO,欢迎同道者加入我们的团队,详情请有意加盟的个人或拟合作的团体请登陆我们的网站,或电话联系:010-62777556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