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永祥：50多岁了，不抓紧时间享受享受就没机会了。

陈铭：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

李嘉廷：我这一切都是为了儿子。

王怀忠：（1）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2）数字报大点，没关系，又不交税。

王雪冰：我比部门老总还拿得少。

刘中山：喂，保安吗？把这个行贿的人给我赶出去！

薛五辰：实话实说，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

肖作新：（1）反腐倡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长期任务。（2）报答党，报答阜阳人民，我在工作上是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的。

罗凤群：我若贪污一分钱，就将我开除党籍；我若受贿一分钱。就将我枪毙。并可一直枪毙到我的孙子。

张斌昌：我约法三章：第一，不用兰钢的钱为自己买小汽车；第二，不用兰钢的钱为自己买房子；第三，不乱花兰钢的一分钱。

邢党婴：请大家放心，我是经得起调查的。我从来不收别人的钱，并已上交了9万多元。我想，最后他们肯定会查出个廉洁奉公的干部来。

邓以铭：过年过节下属给上级送钱很正常，都成一种风气了，我也不过是“随波逐流”。

禇之田；不知自己当时的行为是在犯罪。

李纪周：过多地与老板特别是那些怀着不可告人目的的不法商人搅在一起，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泥坑。

廖邦清：当地群众公认我是一名好领导。

蒲树培：有那么多人都在收钱，我收受钱财可能不会被发现，也没有人来追究，如果不收就会吃了。

刘欣年：你送我一点点，我就收你一点点，我再往上送一点点。

朱胜文：（1）大家一辈子不要做贪宫。（2）帮人办点事，人家拿东西感谢一下，我想算不得什么受贿，因为现在的社会就是这么回事。（3）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从学校出来做官。官场没有游戏规则，若能退回20年前，我宁愿还是在学校里教书。至少，做学问还是有规律可循的。（4）（我）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不断会有熟悉的官员落马？我感觉制度上的漏洞还是太多。

陈同庆：给我送钱的，都是我的熟人、朋友。都是出于对我和家人的关心。

赵甫安：搞大量钱，是为了我能做大官；做了大官便可以继续搞到钱；因为上级领导做官也需要钱，所以我要经常给领导送钱，领导升官了，我也能随之高升。

李润身：（1）你要明白一个掰烧饼的道理。一个烧饼如果你一个人独吞了，下次没人帮你了，你连窝窝头也得不到。如果你我一人吃一点，下次会给你一个更大的烧饼。(2)你知道烧饼怎么掰，怎么吃？谁分大块，谁分小块？弄不好吃烧饼的问题，当不好经理，不是好经理。

诸时健：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

李水明：（1）我爱人一直反对我收人家的钱财，一次看到我收下别人的“红包”，哭着叫我退掉，我当时确实追下楼退给了人家，可事后却换了个地方再次收下。（2）我有时看报刊杂志上的反腐案例，看的也不是警示和教训，而是别人贪敛钱财的手段。

李国富：如果有健康的、光明的八小时之外。我就不致成为人民的罪人。

张二江：皇帝还有三宫六院，我有两三个相好算什么？都是女人惹的祸。

蒋艳萍：（1）男人玩女人可以不讲档次，女人玩男人就不能不讲档次。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利用男人价值的女人才能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2）现在有人告我的黑状。但那是不自量力，不论你告到哪里，都有我的人。（3）在湖南，只要我愿意，就没有接不到的工程。

李乘龙：我的权力太大，稍不注意，权力就会转化成金钱、监督机制对于我形同虚设。

孟庆平：（1）我是爱江山也爱美人。在我有生之年能遇上几个有情有义的女人，是我的福分。（2）我在女人面前有魅力，我和她们（情妇）来的都是真感情。

王泽珠：（1）我从小就爱存钱，这是我人生一大爱好。（2）勤勤恳恳几十年，为党为民，（我）没有对不起党的事。

戚火贵：（1）我从未向人要过一分钱，但有些人老是上门。（2）我如果有一个好的爱人的话，如果她及时提醒我，我不会落到这个地步。（3）没想到出事这么快。

杜保乾：（1）你们要和县委保持一致Ｏ匚鞘裁茨兀肯匚褪窍匚榧恰＃?）什么是新闻？县委书记说的话就是新闻，县委书记办的事就是新闻。

张穗生：我郑重地起誓，我自认为对得起广州市政府。

张昆桐：要让廉政在全省（河南省）公路上延伸。

郝成学：我这（教育局）局长来得也不容易，你想当校长，总得表示表示吧。

慕绥新：（1）给我送过钱的，我都不记得了。没送过钱的，我都记得。（2）如再做市长（我）会把钱退回，并希望不要再送了。

田凤山：我日你娘，我收你钱，给你办事了。

郭久嗣：我恨给我送股票的人，恨给我找小姐的人！

宋新生：你们（检察官）干什么？我是有身份的——是税务局长。

李铁成：最终还是要看谁送的礼多，我给谁的回报就多，给谁的照顾就大，一句话就是论钱行赏。

宋焕威：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赵士春：像我这一级（副厅级）干部，100个人中，若是先抓进95个，那里面肯定没有我，要再抓，就不好说了。

徐炳松：我受贿赂这么多钱，官是不能当了，希望能给我几十亩试验田，我用高科技来种田，为国家做点贡献。

李雄：千言万语也说不完我的悔恨，但愿法律允许戴罪立功，比如上前线趟地雷什么的，我将毫不犹豫而前行！

李长河：我怎么知道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犯罪，我又不懂法。

来源：《杂文月刊》

 

中国青年报:帮闲张维迎和帮忙关峡之流给王益披上耀眼的光环

http://ricoimage.blog.163.com/blog/static/1135082320087582520350/

 

　　被隔离审查的高官王益，其身份是国家开发银行前副行长、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再往前追溯，则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秘书。除了这些“正式”的身份之外，他还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十余首歌曲及大型交响组曲《神州颂》的作曲家。(《财经》7月21日)

　　读过经济学博士、又在中国证监会担任过副主席的王益，到北京大学当上张维迎的敬爱的老师，似乎也没什么太多妨碍。不过，从一个不识五线谱、只能依靠电脑编曲软件作曲的“乐盲”，到中国音乐界的“奇葩”；从只能哼唱一些简单的旋律，到一颗乐坛上冉冉升起的卫星，其间的曲折实在是意味深长。

　　一名高官颇有些风雅的业余爱好，不仅登上了国内最高级别的北京音乐厅，而且远引高蹈到音乐圣地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展示中国交响合唱领域的最高成就”。其丢人现眼的高级别、大范围，实在让人大开眼界。那么，是什么让一个“乐盲”披上了“音乐家”的新衣？

　　一者，权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幻象。根据媒体的报道，王益显然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王益早年曾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工作七年，其间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的秘书。在中国证监会担任副主席4年，更是位高权重；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也是一个重要角色，多年来在官场积累了深厚的人脉。

　　因为这种“深厚的人脉”，无论是做中国经济界的副部级高官，还是担任北大的经济学教授，或者是成为著名音乐家，王益都是以一种“天纵英明”的姿态横空出世。至于在作曲上，他“凭借常人罕有的自信大胆创作”，不过是其一贯行事风格的延续罢了，根本上源于王益特殊的权力和权力背景产生的幻象。

　　再者，帮闲以及由此产生的帮闲文化。吾国向来不缺乏这样的帮闲，帮闲和帮忙，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差不多的，都是一个“帮”字，也即缺乏主体人格的依附。有体力者以体力依附，有智力者以智力依附，其间并无高下之分，能做什么做什么。

　　在王益成为音乐家的路途上，我们惊讶地发现，在青藏高原旅游时，他“嘴边开始随意地哼出了一个旋律”，而身边的朋友们就“听了都觉得好”，更巧的是，这群朋友中间，恰好就有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团长、著名作曲家关峡。关峡当时就鼓励王益：“你要能把这个曲子写出来，我就帮你在音乐会上演奏出来。”

　　具有知人之明的关峡果然重然诺，得到应和的王益也在短短两三年，就写出了《香格里拉》、《梦丽江》等多首歌曲，并由毛阿敏、韩红、戴玉强、谭晶等著名歌手演唱。而2006年由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首演的“大型主旋律交响乐”《神州颂》，终于把他的“音乐生涯”推向巅峰。关峡评价这颗新星：他的艺术感觉好极了！

　　据说，《神州颂》演出场次之多、耗资之巨，创出了中国交响乐史上的纪录。在文化界众多人士的吹捧中，只有“文化馆级水平”的《神州颂》，也被音乐界权威人士赋予“交响乐中国化和交响乐大众化的一个范例”、“中国的《安魂曲》”。

　　王益的突然折戟，断送了一名年轻高官的大好前程，这是殊为可叹的事情。更为可叹的是，同时也断送了其作为“作曲家”的历程。据媒体报道，王益出事以后，自己当然顾不上什么作曲的劳什子了，而那些专家朋友，似乎也都远引高蹈，演出计划搁浅，出版计划搁浅，帮闲终于帮到主子翻了船。风紧，扯乎。(作者：胡印斌)

 

南风窗:资本市场“黑手”难去

http://finance.ifeng.com/people/200808/0805_188_696160.shtml

中国财经界的诸方人士目前正对一轮尚无具体时间表的审判翘足等待，以便确知哪些主体终将因在资本市场内从事了非法交易而遭受制裁——此轮“清理运动”可能以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为主角和开端。不过，鉴于相关调查仍在秘密进行之中，没有迹象显示当局会即刻启动法律程序。

6月上旬，尚在任上的王益遭到“双规”，尽管至今还没有被正式褫夺职衔，但此人现已不在国开行对外公开的领导层序列，有关他的一应职务信息均被国开行网站去除。

当局未有公开针对王益的调查始末，但是坊间对于王益事败的传言版本众多，除了收受贿赂以及亲戚经商等问题，据称他还涉嫌染指资本市场内的多起内幕交易。其中，谈论甚众的是有关太平洋证券2007年于上海证交所蹊跷挂牌的上市之事:王益及其合作者通过多方运作，令业绩不佳的太平洋证券以股东换股的方式成功上市，他的亲属则从中牟取利益。

此外，他也与自己被“双规”前即坠楼死亡的资本商人魏东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魏东原是北京涌金财经顾问公司的董事长，他生前掌管着控股、参股众多上市公司的涌金系，后不明原由地死去，令业界猜疑。据说曾经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一职的王益与他是“好朋友”。

没有人知道王益事件将以什么形式告结。也许会生出未知变数，业界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他们预判此人背后存在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纠结团，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到王益为止。

纵横无忌的黑手

接连发生的魏东和王益事件并未对资本市场引起什么困扰，反而被淡漠视之。那些置身江湖的资深从业人士认为这毫不奇怪。一位证券界的分析师对记者说，在我看来，它是一种很正常的自然现象。

中国证券业界对于权力主体介入市场参与做庄的现象持有较为特别的价值观感。在他们眼里，整个资本市场内只存在两种人:一种是卖方，即那些制造题材、包装公司、操纵股价的人；一种是买方，即那些受卖方吸引与迷惑，不惜倾其所有想分一杯羹的人。

“这是一个最能体现人性的市场，它的交易标的是金钱，因而从来就不缺乏借助权力和实力从中牟取利益的人。”

王益和涌金系并无例外。对于业界而言，王益是一个具有深厚权势背景、且在资本市场里浸淫多年的高级官员，此人曾经手握大量政府决策资源，只要稍加“用心”，即能将之转化为财富。

中国证券市场并非以欧美那种完全市场化的方式运行，存有明显的计划经济及行政控制色彩。有此前提存在，分析师说，诸如涌金一类机构，需要争取“王益们”的资源辅助，以便增进自身的资本竞争力。

以涌金为例，多年以来，借助政策和市场“盲点”套取利润的资本运作手法，魏东屡屡得手，顺利实现资本积累，使涌金步入了一个成规模的“族系”发展时代。但这没有更多奥秘可言。圈内人士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仅凭魏东一己之力干不成这些事儿，实质而言，涌金系之所以能够壮大，正是得益于在市场中积累起来的资本和权力人脉，“当他们在前面表演的时候，幕后有更强悍的利益集团在帮助他们”。

而这看起来似乎竟算不上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假如从另一个侧面去审视，有时候大概还可以发现这些主体身上还携有一丝壮烈色彩。比如曾供职于中国银河证券公司研究中心的分析师杨宏，就不认为他的这个同行有多么可憎，他说，“我非常敬重魏东。”

逻辑在于，擅长经营人脉，这显然也不是一般人轻易能够做到。仅此一点，魏东无疑是最聪明的那拨人，这确保他的“长庄系”能在市场里生存下来，而别的玩弄资本者就会触礁。

目前还没有来自官方的正式结论表明魏东究竟在资本市场内编织了怎样一张人脉网络，也无法确知王益与这个涌金系控制人之间的“好朋友”关系到底是何种程度。但是，没有人可以无视由此暴露出来的问题。

执教于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的张学功说，由于王益的存在，长江证券得以上市、国金证券(魏东控制)得以借壳，导致市场资源错配；而质地比较优良的光大证券只能在2700点的时候进行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者由此错失牛市中一个较好的投资品种。

过去数年，张学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幕交易与证券市场价格、证券市场收益的关联等方面。他说，对于王益们而言，正是约束不够给了他们太多的寻租空间，寻租猖獗最终又损害了市场效率，“对于王益们的清理和约束，正是市场效率提高的关键一步”。

但是，这种清理和约束是否真正能够到位，以促进市场效率，目前尚存疑问。稍加注意即可发现，在最近5年内，针对资本市场的整肃曾一度轰轰烈烈地展开，当局先后清理了周正毅的农凯系、唐万新的德隆系，以及以证监会发审委官员王小石为首的内幕交易事件，皆不能根本性剿灭长庄系势力，屡有沉渣泛起，难以禁绝。

张学功说，这是因为市场本身的缺陷给长庄系坐庄提供了便利；长庄系的出现，也给监管带来挑战。

在这些庄系主角中，除了王小石以向市场主体出卖发审委员名单而获得巨大经济利益之外，其他主体的发迹都是利用一级及一级半市场与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的差异，收购低价的非流通股控制股份公司。在对上市公司高度控股之后，他们即将股价操纵于股掌之间，完成原始积累。

由于类似金融控股公司的长庄系控制着不同实业企业和金融企业，股权结构交错、资金流向复杂，监管难以落实。当他们与权力资本结合之后，更会如鱼得水，对社会财富进行“赤裸裸的掠夺”。周正毅即是极端一例，在构建农凯系时，竟可以零出让金从地方上拿得土地使用权；在斥资15亿元收购香港“建联通”(“上海地产”前身)时，又可以先抵押未收购公司的股权给香港中银，未用一分一毫即掌控一家拥有20多亿港元现金的香港上市公司。

为了达到牢固操控股价的企图，德隆系若干年间不断进行着资本游戏运作，融资、收购，再融资、再收购，在内外交困之下，最终资金链崩断，无法维系。即使如此，唐万新等人的犯罪成本依然过低，仅仅只是被投入监牢，令其监禁一段时间，罪与罚不成比例。

新近的王益事件，尽管人们对于最终处置结果能否合理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但仍希望能够有一个勉强说得过去的结论。

庄家永不能去？

对于先天不足的中国资本市场而言，仅将不小心暴露的几个市场败坏者绳之以法似乎无济于事。尽管历时10多年时间建设，眼下的资本市场依然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最初它由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形成，融资功能被摆在首位，促进投资以及保护投资不是设立目标。权力因而被置于突出位置，对市场形成钳制。由此，中国资本市场不像别国成熟市场那样，在新股发行之时采取注册制，而是另辟蹊径采取了审批制和核准制。

张学功说，市场本身并不能自行运转和做出选择，这给监管者留下巨大的寻租空间。

问题显而易见，一些权力主体介入市场与资本主体联手做庄的印痕不仅难以洗去，而且可能日益加剧。这可以从中国证券业界的普遍反应中看出，没有人对庄股感到意外和不可接受，对于权力资本的进入也并不表现出排斥心态。

分析师杨宏对记者说，多年以来这些问题一直存在。在他眼里，中国证券业并不是一个价值型投资领域，它只是一个没有回报率的市场，这样的市场和赌场没有什么区别。他补充说，“它甚至比在赌场里押大押小的胜算更小。”

完全不用吃惊，目前存在于中国证券界的一个共识是——“股股皆庄”，几乎没有一只股票背后不存在庄家。证券业人士强调，这是国内证券业的常态。

北京一名不愿具名的证券界人士告诉记者，假如没有庄家的资金运作，任何一只股票都不会被炒起来，它们只有濒死一条归途。由此，资本市场陷入“股民炒股票、庄家炒股民”的扭曲境地。

杨宏也说，庄家和股民是互依共存、相濡以沫的关系，缺少庄家，市场将不再活跃；没有股民，庄家也将消亡。这是一条食物链，“对谁都是好的，对谁也都是不好的”。

庄家不会消亡，这似乎也是一个“共识”。对于大笔资金流进流出的资本市场而言，每一个主体都显得无比贪婪，又常常认为自己绝对聪明，有此二者，人们便会贪恋不去。杨宏说，犯此错误的有王益，有涌金系，也包括更多的股民。没有多少人真正懂得进退。

眼下资本市场的投资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市值总额占去1/4左右的基金跃升为市场投资主体，市场正由庄股主体时代逐渐进入机构投资者主体时代，监管法律体系也开始趋于健全，证券交易所对于账户的监控严密，凡户内出现大笔对敲行为或持有某个筹码过于集中，监控系统便会自动追踪。

然而即便如此，那些拥有自营盘的券商和其他大资金机构的庄家地位依然不可动摇，只是操弄手法更加隐蔽和谨慎。此外，以基金、私募为主要个体的新型投资机构看上去也并不干净多少。驻伦敦的伦敦欧金投资公司特约经济学家李俊辰(J onsson.Li)说，一些庄家正以私募的形式存在。

所谓私募，通俗而言即是几方资本金较为雄厚的投资人联合出资组建一个投资机构，然后参与资本市场的买卖行为。由于手握盖过一般中小散户的资金量，他们的操作手段对于股票价格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北京的证券界人士对记者说，监管当局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你的操作符合监管层的政策取向”。

业界对于基金机构的做庄诟病，除去很多基金主体同样会借助自身的资金实力和相关信息优势操弄股票价格之外，更主要还是源于对中国社保基金入市之后的罕见成功持有疑惑。自2003年进入证券市场以来，社保基金不断在二级市场进行股票和债券申购、增发新股申购操作，至今年4月，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掌管的全国社保基金总市值已逾5000亿元。

此前若干年间，坊间屡有传闻称，每逢股市有政策预示即将下行之时，社保基金总是能够得到指令率先清场撤离。

社保基金被传说成能够稳赚不亏，证券人士认为原因无非有二:要么是他们的投资眼光过人，生财有道；要么可能存在别的问题，比如需要维持社保基金的支付能力和社会的稳定，利用了不对称信息做出投资决策。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投公司手中握有从国家外管局拨入的用于海外战略性投资的2000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2007年首笔海外投资即出现大幅亏损。当年，中投公司斥资30亿美元收购了美国最大的私募股权基金之一的黑石公司的1.01亿股，黑石甫一上市股价便一路下挫，致中投公司顷刻亏损超过4亿美元。在证券界看来，这种损失是由于投资主体在国际市场上丧失信息优势所致。

问题在于，假如此种格局永不能去，那么中国数以千万计的中小散户由于庄股操控而出现的亏损是否应该有人担负责任？李俊辰说，应该对投资者进行赔偿，以维护他们的利益。

中国现时还没有完整的证券投资追偿、索赔机制，已设立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赔偿对象只限于被停业整顿、托管经营、撤销关闭的证券公司的自然人债权，以及被挪用的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还没有见到专门针对股民在市场上由于庄家行为致使权益受损而建立的赔偿机制。

“对于股民而言，假如上市公司欺骗了你，请你诉诸法律；假如法律有盲区，无从惩处，那你只有白挨。”杨宏笑着对记者说，作为专业人士，他们自己也颇觉困惑。每当市场高涨的时候，他们也时常惊叹不已，“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无知的傻瓜，那么疯狂地扑向火焰？”

这位行业分析师忠告他眼中的那些“傻瓜”们，他说，首要戒贪婪；其次做自己懂得的事儿，这样才可能避免跳入庄家预设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