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四鸟”：扭转中国经济“三高一低”走势
——再论人民币升值刻不容缓
杨曾宪
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着“三高一低”走势：A高通货膨胀、B高外汇储备、C高税收增幅、D股市持续低迷。“三高一低”彼此关联，是中国经济整体运行信息的反映。现代经济学，分科而治，不同领域的经济学家，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开出的“药方”，未必有益于宏观经济。而系统考察“三高一低”现象，我们便会发现，中国经济既面临困境，也存在着摆脱困境有效路径：这就是通过人民币大幅升值，扭转上述走势，实现“一石四鸟”效果。
一
A、高通货膨胀。中国这一轮通胀走势，有着迥异于以往的外部、内部驱动因素；只要这些因素不变，即便CPI暂时下降也难改长期通胀走势。7月份的PPI达10%，便清晰地揭示出此次通胀的外部输入型、成本推动型特征。以往的通货膨胀，尽管也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种种麻烦，但最终总能产生增加产能、扩大就业的发展“红利”。而输入型通胀，带来的却是净损失：物价上涨、企业萎缩、利润外流。需指出的是，全球资源能源涨价，尽管有投机因素在内，但归根结底与中、印两大经济体崛起相关。由于全球资源匮乏局面短期无法改变，不仅中国输入型通胀压力难除，而且世界经济可能进入后“全球化时代”（笔者另文讨论）。
B、高外汇储备。截至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破1.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5.73％，超过7大工业国总和。巨大的外汇储备，来自巨大的外贸顺差；巨大的外贸顺差，来自人民币币值被低估。在加入WTO初期，本币低估有利于刺激出口，其拉动经济之功不可抹煞。但是，价值效用是有边际的。当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过万亿后，情况发生了质变：一方面，中国以牺牲劳力、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输出廉价产品换回大量“美元券”放进国库，导致国内实物商品总量相对减少；另一方面，巨量外汇流入，迫使央行发行海量人民币对冲，导致国内流动性日益过剩。这是造成此次通胀的内驱因素。显然，这种局面是不能持续下去的。适量外汇储备，有利于国家经济政治安全；超量外汇储备，必然异化为扼杀实体经济活力的负价值因素。这与健康人需要一定脂肪、但脂肪超量会危及人的生命是一个道理。
C、高税收增幅。近年来，中国税收增幅一直是GDP增幅的两倍，2007年上半年又增长近30%。尽管税务官员总会给出合理解释，但这种持续扩大的“剪刀差”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不利。个中道理，所谓“拉弗曲线”已有解释，笔者也曾专文阐述过（《中国经济时报》2007、3、9）。但是，相对于A、B两高的状况，高税收增幅毕竟是中国实体经济依然健康的表征。今天过度解读C高的负面效应，乱开药方，是不适时、不适当的。
D、股市持续低迷。中国股市高达60%的跌幅，令世人瞠目，也让管理层不解。观察家依然将其归咎为股民的非理性，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中国股市暴跌与其先天机制性缺陷相关（上市公司只有减持动机、没有增持欲求，一些破净的蓝筹股，竟无人收购），但更与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困境相关。基金经理人他们不惜连续做空，便是基于对中国实体经济的理性预期。上述A高、B高因素导致的生产成本增加、流动性过剩，以及决策层开出的紧缩银根药方，都在恶化企业生存困境、并转化为摧毁股市信心的基本面利空。再加上“热钱威胁”论的威胁，使任何稳定股市的空洞喊话不再起作用了；中国股市，需要有对实体经济实质性利好的消息，彻底改变股民的悲观预期。
二
那么，什么是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实质性利好呢？这就是人民币大幅升值，即相对于包括欧元在内的10%—15%的升值。首先，人民币大幅升值，可立竿见影地降低初级产品价格和PPI指数，把输入型通胀因素挡在国门外；国内能源价格也可趁势理顺，减少巨额财政补贴；进口消费品降价，还会直接降低国内CPI指数。其次，人民币大幅升值，可扭转外贸顺差局面，不再增加甚至减少外汇储备，从而扭转国内流动性过剩局面，解除通胀压力，并放松银根。最后，人民币大幅升值，由于对石化、钢铁、航空、金融等板块产生直接利好，由于能形成对PPI、CPI下降的预期，深沪股指便会应声飙升。
应当说，通过本币升值缓解通胀压力，就像用青霉素抗病毒感染一样，原本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不以主观好恶为转移的有效“药方”。违反这一规律的结果，必然是把可阻挡或转移出去的通胀压力留在国内，使本币对内贬值、对外变相升值，由此产生的后果一样，但全社会付出的代价却惨重得多。当然，就像采用青霉素治病，一要抗过敏体质、二需支付能力一样，用本币升值治理国内通胀，也是有条件的：一是本币名义汇率被低估，否则，即便国内通胀严重，也难用升值办法向外输出；二是本国经济有承受风险的能力，否则，一旦本币被投机者狂抛，便会由升而贬引发金融危机。所幸，由于中国经济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人民币有很大升值空间，又由于中国经济实体空前强大，具有抗升值风险的能力，所以，中国采用这一“药方”完全具有可行性。
三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人民币升值是“对症良方”，为什么多年来我们总视为畏途，甚至在通胀形势已经明朗时仍人人讳言呢？关键是一直以来我们都受到如下四种“高论”的干扰和影响。
“美国阴谋”论。多年来，关于日本被美国暗算，同意日元大幅升值而导致经济衰退的案例，不断作为前车之鉴被提起。其实，坊间流传的日元升值史实，未必是历史真相；即便是真相，也不能成为影响我们决策的理由。价值实践，量度和时机是关键。前人注射青霉素过量死亡，不等于青霉素是毒药；因噎废食，非智者所为。美国当初向中国强行推荐升值“药方”，自是为了推动其出口；今天，美国已有人民币升值过快的舆论，其动机当然是为了防止输入通胀。市场主体，天然利己，这很正常。人民币应大幅升值，归根结底也是因为它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们不应因美国的压力而拒绝升值，科学决策要排除一切外部干扰，那种与美国对着干或顺着干的主张都是荒唐的。
“升值无效”论。近年来，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已升值近20%，由于依然没能遏制国内通胀走势，一些人便得出升值无用、甚至有害的结论。其实，目前出现的高通胀，恰恰是人民币升值不及时不到位造成的。这样说的根据是：其一，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升幅不及欧元升幅的一半，人民币相对欧元，实际并未升值；其二，中国外贸顺差局面并未改变，今年前７个月仍达1200亿美元，仅比去年同期下降9．6%。退一步说，尽管人民币升值不到位，但毕竟比不升要好。否则，今天国内石油及化工品价格还将提高20%，CPI升幅可能早过了两位数！这种高论，好比因青霉素剂量过小、效果不明显便否定其药效一样，是幼稚可笑的。
“热钱威胁”论。一段时间来，“爱国”经济学家们“成功”地把事关中国经济命运的“反通胀”主题，转移到“反热钱”阴谋上来。他们望风捕影地虚构热钱数字、夸大热钱威胁，致使宏观经济决策畏首畏尾、错失良机。在热钱没产生威胁之前，这“热钱威胁”论已在威胁中国经济、中国股市了。目前中国，热钱流入牟升值之利，这是投机资本的阳谋。要阻止这种阳谋，惟一有效办法是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彻底打消其投机动机。本币大幅升值，热钱外流，肯定会对金融安全产生影响。但对中国而言，由于有B高因素保障，其后果肯定利大于弊。我们担心的，不是热钱外流，而是外流的数量不够。如果人民币升值后，外流热钱能达5000亿美元（很难达到这个数），不是正可减缓流动性过剩压力、改善国内金融环境吗？至于由此造成的外汇贬值损失，则是无可避免的代价。好比减肥，减去的脂肪虽然都是富营养结晶，但换来的却是健康生命。从全局算帐，人民币升值产生的贵卖贱买财富增殖效用，是绝对大于外汇贬值损失的。
“出口崩溃”论。本币升值，不利于出口，这是事实。但多年来，经济学家关于升值威胁的预言却屡被证伪，譬如人民币升值10%会导致千万工人失业的情况，便未出现。当然，目前一些出口企业的确已陷入生存困境。但那种把“人民币升值”与“原料涨价”、“银根紧缩”并列作为消极因素的论述却不科学，因为后两者与人民币升值因素是彼此消涨的。鉴于“出口拉动”这驾马车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特殊时期我们可以对出口企业采取特殊保护措施，而C高因素恰好提供了这种可能。同样是减税，用它支持人民币升值，可在经济社会层面发挥最大边际效用。具体办法是：假如人民币一次性升值10-15%，可在一、二年内对出口企业或产品（不包括“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企业和产品）相应降低税负（或增加退税）10-15%，使其有一个缓冲适应期。有了这一保障，人民币升值对外向型企业而言，便是机遇大于危机；而只要出口企业能稳定下来，中国宏观经济便不会产生剧烈震荡。
总之，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而言，既合规律、合目的，又有双重可行性保障，宏观权衡，绝对利大于弊。如此有科学根据且有最大边际效益的价值决策，没有弃而不用的道理。让人民币大幅升值，是中国充满信心的表现：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2008年，中国经济要争取“风景这边独好”。
青岛社科院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