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一年像今年一样如此多灾多难，经济形势亦如此：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物价上涨、股市重灾、楼市萎靡、企业出口下滑等等。此前几周，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官方媒体纷纷传出了“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有所降温”的信息。
民企纷纷陷入破产边缘？
如温总理所言，2008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而今年前5个月的情况表明，2008年也将是我国民营经济最困难的一年。
在持续的宏观调控之下，民营企业受到了较大影响：从紧的货币政策加大了民企的融资难度；原材料等价格持续高企，5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8.2%，创43个月以来的新高；在城市化加快的背景下，土地价格居高不下；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加大了企业用工成本；出口退税政策的改变，减少了企业的效益。现在，一部分民企已走到了破产的边缘，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据媒体报道，今年3月，浙江杭州南望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望集团），因过度扩张，资金链濒临断裂，被交行杭州市分行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资产保全，查封了其所有资产。南望集团曾向15家银行贷款，余额达4.9亿元左右，借入高利贷本利共高达6.9亿元。今年4月，在30多亿元债务（其中，有9家银行贷款约16亿元）的重压下，一度是中国民营企业之星的浙江台州飞跃集团在走投无路之际也向政府提出了破产申请 ……
这是令人不安的信号。
总是民企被宏观调控？
这一切却是出现在国家又一次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之际。
这让笔者想起了2004年那场宏观调控。从政策的主体导向来看，2004年那次宏观调控主要涉及到对土地和信贷的控制，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铁本案”了。但当时的国家大环境是，为兑现入世承诺，国家的产业政策于2003年逐渐放开，于是，民营企业的投资狂热地涌向了一些从前的壁垒行业，比如汽车、钢铁。显然，这对打破这些行业原有的垄断局面是很有好处的。
然而，在那次调控中，银行资金面收紧，所有项目停止审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将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和工业园区的贷款收归省行，这种“一刀切”的方式使得一大批中小民营企业濒临倒闭。
2004年宏观调控的结果是，民营企业试图进入重工业的尝试失败了，而国有企业却在宏观调控中高歌猛进，迎来一场场豪华盛宴。因此，有专家观点认为，那次宏观调控，换一种说法是叫：民退国进，逆向调节。也就是说，这不是宏观调控，而是一次行政调控。
显然，2004年的宏观调控，对经济的伤害相当大，并直接导致了2005年上半年的经济不景气。而另一个危害却是，民营企业家突然意识到，民营企业投资进入一个高危期，使得那些即使还能支撑的、规模较大的企业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对国家采取一种猜测观望的态度，而投资信心的受损，往往又会造成整个市场的萎缩甚至崩盘。 民企仍在边缘化的地带
同样又是资金受制，同样又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样又是生产要素的制约继续加大，每一次国家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大，民营企业总是或多或少地陷入经营困境之中。
如果说犯一次错误是偶然，犯两次同样的错误是巧合的话，那么第三次犯同样的错误时，就必须对自身进行审视了。同样，民营企业为何总是在宏观调控之时陷入同样的经营困境，这不得不引起人们关注与思考这个困境背后的本质。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就是什么是宏观调控。依据目前通行的解释，宏观调控是指以政府为主体，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对国民经济运行的调节和控制，以保证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实现资源配置优化。
因此，有观点认为，既然是均衡手段，那么必然会有政策倾向性。由于政策制订者的观念和现实情况毕竟有距离，这些部门就是原来国有企业的主管单位，他们和国企的联系十分紧密，国企的式微会直接影响到这些部委的利益，因此，他们习惯性地站在国有企业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在政策制定时，民营经济也就必然要或多或少地遭受一点忽视，这种忽视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投资信心受损。
显然，在宏观调控中，对国有企业的利好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外资还是不受限制，国企依然得到政策的扶持，民企却在宏观调控中受得巨大的损失。在出台相关政策时，国家经贸委、国资委和商务部都是为国有企业考虑得多，为民营企业考虑得少。
说难听一点，虽然民营经济到2007年已创造中国新增GDP的60%，解决新增非农就业80%，并提供税收1/5以上，但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重国企、轻民企”的经济传统思维没有破除，各种社会资源包括行政资源、政策资源、资金资源等，向国企甚至向跨国企业倾斜。民营经济在中国仍然还处于边缘化的地带！
权力逻辑代替商业逻辑
正是因为民营经济长期处在边缘化的地带，而转型期的中国市场还不具备资源配置功能，于是，政府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使得政府成了各利益集团寻租的猎物。
由于各方面原因，我国历史上形成了大量的依附于权力体系的行业公司。计划经济时期，这些公司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和经营者，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追求，因此不会对国家计划的实施和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产生重大影响。改革开放后，企业不再是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一个链条，他们逐渐变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具有强烈的利益追求。
在这种情况下，借助于行政力量，垄断社会资源，牟取企业和部门利益，从而确保既得利益的地位。作为与这些国有企业最直接的竞争对手——民营企业，在看到权力逻辑创造出巨大财富时，踏踏实实埋头苦干以取得市场资源配置的天平失衡了。于是，越来越多被权力的支持和允诺释放了野心的企业家更淬心于利益的寻租，而导致在目前的商业社会里，权力的逻辑往往取代了商业的逻辑。
这一阶段出现了一批以非常速度积累大量财富的富豪，虽然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都是通过市场行为获得发展，但只要仔细研究内幕，就会在其中发现寻租活动的种种迹象。早年笔者在做记者之时，所接触的民营企业都有个共同的忌讳，就是从来不谈“第一桶金”的来源。
从30年前因为卖瓜子而获罪的年广久，到诸多“红帽子”企业，乃至数年前开始延续至今的无数的MBO尝试，斗转星移，世事变幻，但权力逻辑的轨迹如今依然清晰无比。
广东省情调研中心曾发布过一篇《广东民营经济发展态势及问题分析报告》，报告也显示，44%的民营企业家反映自己经常忙于跟职能部门跑关系忙公关而耗费精力。
这俨然构成一个巨大的现实讽喻，一方面，民营企业忿怒于上层建筑和国有企业对资源垄断与倾斜，另一方面，又惯于利用寻租“成本最小、效益最大”来一展“鸿鹄之志”。
重拾民企投资信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2005年3月出台的，旨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36条” 吹响了突破垄断的进军号，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争取合理生存空间的努力已经开始。这同样说明，目前的市场秩序与规则是非常健康的，是符合中国经济长远利益的。
因此，无论国家出台如何的宏观调控政策，最为重要的是，重整民企投资信心。避免缺钱，缺能源，缺审批的困境忽然再次袭击民营企业，避免让民营企业在市场生态环境之中感受到孤立。
也许，当务之急便是改变针对民营企业的紧缩信贷政策，因为每当宏观调控到来的时候，从事重化工业、基础设施产业以及金融业的民营企业肯定会出现资金链问题，但往往它们却是首先被调控和被抛弃的对象。
如果让这些民营企业再度发生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得资金的情况，那么将会有更多的“德隆案”、“顾雏军案”以及近期的“邱继宝案”上演，届时，继2004年春夏之后的又一个此起彼伏的“丑闻季”再次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