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暑假，不满10岁的斯诺在凯蒂铁路公司当勤杂员，公司照例发给他到奥扎克斯去旅行的周末通行证，使他对旅行发生了兴趣。这段经历，促使他在14岁时与两名同学一起到更远的原野上去闯荡。事后他回忆说，上路以前一直瞒着父母。大部分旅程是沿着当时尚未铺砌起来的圣菲小道行进的，这条小道一直向远处伸展，消失在沙滩和泥砾之中。他和查理因为把随身所带的钱花光了，只得流浪回家。不过，要不是那年夏天亲眼看到了太平洋，也许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如此坚定地下决心要航海跨越大洋，不会那么早就品尝到艰苦探险的乐趣，自然就不会那么早就知道大自然和人生竟是如此丰富多彩。后来，在乘“拉特瑙”号旅行前，斯诺给家人留下这样一封信：“我对单调的生活感到沮丧，因为我像大机器的齿轮一样工作，而青春和年华就这样流失。我需要改变这刻板的生活方式，我决心去攀登幸福的顶峰。对我说来，最愉快的事莫过于旅行！冒险！取得经验！我渴望冒险！我要使青春充实，必须改变目前平庸的处境，那些拖累我的枯燥单调的日子更使我向往神话般的远方，那些远方城市的名字不断地牵动着我的心绪，吸引我的注意力。”^[1](P16)旅行途中，他感觉“如在童话世界里一般，正凌空穿云展翅飞翔”。正是这种涉险的意志和丰厚的阅历，养成了他那独特的自然生态观、人本生态观以及由此而来的宇宙生态观。

“白云”的渴望：自然生态观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斯诺之周游天下，理性的表述固然是冒险冲动与旅行爱好所致，但最根本的动因还是蓝天、白云、海洋、山川的天然吸引。因此，当他克服千难万险来到朝思暮想的“神话般的远方”——中国时，便毫不犹豫地取名为“白云”，并决意到“彩云之南”的云南去“寻梦”。

实际上，无论是风景秀丽的昆明，还是历史悠久的北京故宫，抑或神韵独具的德里城堡、修竹丛生的伊洛瓦底江畔，对钟爱自然的斯诺而言，都催生了一种神奇的幻想，蒙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即便来到处在严密封锁中的陕北红区，他的那份浪漫情怀不但毫不褪色，反而在跨越空间和民族的豪迈亲和力中体现出“天人合一”的至高魅力，使斯诺获得了红色油画和古铜雕塑般朴拙而强劲的审美感受。

在去安塞的路上，斯诺在一户农家的门板上露宿。“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晴朗的夜空闪烁着北方的繁星，在我下面的一个小瀑布流水淙淙，使人感到和平与宁静。”^[2](P35)去保安时，适值夏日正午，“我们决定到清凉宜人的溪水中洗个澡。我们下了水，躺在溪底一块长长的平石上，浅浅的凉水在我们身上潺潺流过。有几个农民过去，赶着一大群绵羊；头顶上蔚蓝色的天空晴朗无云。四周一片宁静、幽美，几百年来都是这样的，这种奇怪的晌午时分，只使人感到宁静、幽美和满足。”^[2](P55)在斯诺眼中，西北的黄土高坡虽然贫瘠但不失神奇——“有的山丘像巨大的城堡，有的像成队的猛犸，有的像滚圆的大馒头，有的像被巨手撕裂的岗峦，上面还留着粗暴的指痕。那些奇形怪状、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形象，好像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妙的世界。”^[2](P27)其实，在陕北，“很少有真正的山脉，只有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连绵不断，好像詹姆斯·乔伊斯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效果却常常像毕加索一样触目，随着阳光的转移，这些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阴影和颜色起着奇异的变化，到黄昏时分，紫色的山巅连成一片壮丽的海洋，深色的天鹅绒般的褶层从上而下，好像满族的百褶裙，一直到看去似乎深不及底的沟壑中。”^[2](P56)

1936年8月29日，斯诺骑马到红城子去。“那是在韦州县的一个风景幽美的小镇，以盛产梨、苹果、葡萄的美丽果园著称，这些果园都是用灌溉渠里的晶莹泉水灌溉的。”^[2](P305)前往回民古镇预旺堡时，弥漫在斯诺心头的不是战争的阴影，而是明丽的诗情画意。斯诺写道：“与陕西和甘肃的无穷无尽的山沟沟相比，我们走的那条路——通向长城和那历史性的内蒙草原的一条路——穿过的地方却是高高的平原，到处有长条的葱绿草地，点缀着一丛丛高耸的野草和圆圆的山丘，上面有大群的山羊和绵羊在放牧啃草。兀鹰和秃鹰有时在头上回翔。有一次，有一群野羚羊走近了我们，在空气中嗅闻了一阵，然后又纵跳飞跑躲到山后去了，速度惊人，姿态优美。”^[2](P278)这般优美的画面和祥和的心境，很难让人将其与战乱或恐惧联系起来。

总之，在斯诺心里，黄土高坡、云南林莽、广州沙面、江城三镇、太湖上的岛屿和芳草岸、杭州西湖的佛寺和宝塔、扬州的渡桥和马可·波罗像、“中国威尼斯”苏州、南京的大明城墙和紫金山、神圣的泰山和孔庙……都饱含着诱人的自然灵韵。

旅居北京数年，那阳光闪耀、钟灵毓秀的古都姿色深深吸引了斯诺，他亲昵地誉之为“可爱的姑娘”。斯诺以为，北京是亚洲无与伦比的、最雄伟、最吸引人、具有近三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中心。“有几分像巴黎，而有着玫瑰色墙壁的寺庙宫殿却又给人以古色古香的感觉。站在高高的靼城墙上眺望，你可以看到北海四周槐树夹道的大路，金碧辉煌的琉璃屋顶和园林，长年蔚蓝的天空倒映水面的人工湖；目光掠过油漆的牌楼、高大的石砌城楼，一直可以望到远方苍黄的西山。”^{[3](P141-142)}可谓触景生情，缘物抒怀，颇具意境。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斯诺住过海淀。“从这里出发，骑上自行车很容易就可以到中国最富于历史意义、最美丽的地方之一。那里有大钟寺、白云殿、玉泉山、白塔寺、西山丛林、溪谷中名胜古迹众多的‘八大处’及颐和园。”^[3](P156)斯诺甚至清楚地记得并特别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8个人住一间小屋，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毛泽东翻身，得先同两边的人打招呼。可就在这种窘迫的境况中，毛泽东依然保持着乐观的生活情绪和对屋外自由天地的强烈渴望。毛泽东告诉他：“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2](P132)可见，斯诺与毛泽东不仅人格类似，而且趣味相投。

1960年，斯诺重访中国，华夏大地满眼新意。飞机穿行于洁白的云彩之间，映入斯诺眼帘的，“热河地区苍翠的山岭就在下面，紧接着我们飞越了长城。那花园似的，灌溉得宜的田野，就像一幅幅彩色缤纷的织锦，加上那些带有古旧风味的方块田，一直伸展到这个具有历史性的首都。”^[4](P5)似梦似幻，浓情欲滴，愉悦的心境与自由的情思被渲染得深广而悠远。1970年秋，斯诺携夫人洛伊斯·惠勒再次来到中国，并于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毛泽东主席亲切交谈。在京期间，他和夫人重返燕园。洛伊斯后来回忆说，在一个略为发灰的浅红色的亭子（指慈济寺山门）边，我们停了下来，眼光穿过它的拱顶，凝视阳光下碧波荡漾的一片湖面。在我们身后，拾几步石阶向上的那块稍为高起的地方，有一片蔓草丛生的空地，四周松树围绕。正是根据难忘的北京印象以及斯诺病重期间的郑重遗愿，洛伊斯特地选择了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这块“空地”作为斯诺永恒的归宿，并由此完满地实现了他与中国共命运、与天地同呼吸的人生大梦。

“施乐”的旨趣：人本生态观

人是价值的终极主体。人本生态观，即以人的长远生存与永续发展为出发点和归结点的价值理念，或称以人为本的生态观。斯诺选择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为自己的最终归宿，也正好说明了他那深厚、宽广的人本情怀。

1928年到达上海后，斯诺便给自己起了另一个中文名字——“施乐”，即中国文化一贯崇尚的乐善好施之意。后来，胡愈之先生等翻译《西行漫记》一书时，将作者译作“斯诺”，并沿用至今。可以肯定，尊重人、理解人，进而尊重一个苦难的民族、一个有待解放的国家，显然是斯诺现代人本主义生态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早在少年时代，斯诺就在一张照片上写下自勉格言：“最重要的是尊重你自己。”在《今日红色中国》中他又特别强调：“除了教堂和国家的严格法典外，要尊重人。”斯诺良好的个人品性也在此得到体现。正如汉密尔顿所说：“斯诺不习惯、也最讨厌在大庭广众面前摆架子，他生来不是喋喋不休、自以为是或自私自利的人。”^[1](P5)

稍加考辨便不难发现，斯诺人本思想的核心是建立在尊重与理解基础上的民本观念。这种观念，将普通下层民众的苦难生存作为检视、忧患与改善的重点。他虽然不排斥领袖、英雄乃至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优秀分子和忠义之士，但显然更为关注和同情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命诉求。

独立人格和公正立场的持守对斯诺至关重要。30年代初期，当包括霍华德在内的许多人听说他正在变成左派或共产党人并加以劝阻时，斯诺很快给他哥哥回信：“别对我说这些匿名的议论，你当然知道，这些流传的议论对我的工作非常不利。……我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治组织。我并不想用已有的经济或政治理论去解释当今的局势变化，不管这些理论是马克思的、列宁的、墨索里尼的或罗斯福的。我的观点是我坚信：人有权获得均等机会、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从社会的最大意义上讲，个人自由不一定与民主政治形式发生矛盾。……我们的前人在他们的时代是先进人物，他们设计的生活和经济的文明制度不久会把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还给人民掌握，用来为社会谋最大的福利。假如我的这些看法是卖国，请告诉自由联盟或随它叫什么名称的组织，给我准备绞索就是了。”^[1](P57)直到晚年，虽然他的家庭生活并不宽裕，但除必要的稿费外，他拒绝领取其他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或政府的额外报酬。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堂堂正正地做人，挺直了脊梁说话。

斯诺在旧中国的10余年，正值中国天人矛盾、阶级冲突、民族战争空前加剧，内忧外患层出不穷的苦难年代。来华之初的“上海印象”和后来的萨拉奇之行，为其“中国情结”的孕生提供了最初的契机，成为他“一生中一个觉醒的起点”。具体说来，“斯诺对中国人民现实苦难的深切同情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对水、旱等自然灾害的悲戚；二是对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揭露；三是对法西斯暴行的控诉。”^[5](P127)1935年，斯诺再次写信给他的哥哥，重申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假如你像我一样长期留在中国，你会发现这场革命仅是民众的历史性要求的一种表现。他们长期受压迫和受歧视，现在他们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这就是人民推翻统治者。”^[1](P65)

正因为旧中国“是通过压制个人而取得稳定的”^[3](P125)，所以斯诺格外珍视中国革命的人本根据。他以诚挚﹑善良、关切之心和富有色彩的浓重笔调，敏锐地感应中国共产党人、中国红军和中国人民动人的人性光辉，着力表现革命者对生命的珍重和对人间美德的追求，于率真、鲜活的基调中透视出健康的生命倾向和积极的人生趣味。他说：“不论他们（中国共产党人）有时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不论他们的过火偏向造成了多大的悲剧，不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或那个问题上的强调或重视有多么夸大，但是他们真诚的迫切的宣传目标始终是要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作斗争”。^[2](P103)

在上海工作时，《中国评论周报》所在的办公大楼有两部电梯，其中一部供西方人专用。斯诺在刊物上公开批评英方管理部门的这种“公然侮辱行为”，情况很快得到改观。“一二八”抗战期间，上海一个小女孩的家人全被炸死了，斯诺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个女孩送过路障，并帮她找到亲戚。他还和艾黎从法租界的楼顶向中国饥民散发馒头。随后，斯诺夫妇和艾黎一道，全力筹划并推进中国的“工合”运动，帮助成立国际促进委员会，无私地支持中国进步青年的爱国要求，将革命人道主义和伟大的国际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保安观看红军剧社演出时，斯诺发现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他说：“我看到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注意他们了。”斯诺禁不住赞叹：“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加民主的场合了。”^[2](P96)年轻红军战士的精神风貌同样给斯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2](P58-59)他亲眼看到，红军一路歌声一路情。他们“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只要有个人什么时候劲来了，或者想到了一个合适的歌，他就突然唱起来，指挥员和战士就都跟着唱”。^[2](P59)走过一丛野杏树时，这些红军战士“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但是，经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碰里面的果子。到了徐海东的驻地，适遇部队奉命转移参加战斗，斯诺短距离随行。他发现，队伍中跟着30几头甘肃猎狗，“它们高兴地狂吠着，东嗅西闻，蹦蹦跳跳，显然很乐意到战场上去。很多战士带着他们喂养的动物一起走。有的绳子拴着小猴子，有一个战士肩上停着一只蓝灰色的鸽子，有的带着白色的小耗子，有的带着兔子。这是一支军队吗？从战士的年轻和长长的队伍中传来的歌声来看，这倒更像是中学生的假期远足。”^{[2](P306-307)}

经由广泛而深入地考察，斯诺确认，民主、平等、尊严作为人际关系形态和基本道德规范普遍存在于苏区各个生活侧面。苏区实行同工同酬，男女平等。工人工资高于红军指挥员和政府人员，膳宿由国家供给。工人可以免费医疗，公伤可以得到补偿。女工怀孕生产期间有四个月假期，不扣工资，还为子女设立了简陋的托儿所。政府捐助相当于工资总额百分之二十的款项用作文娱费用，基金由工会和工厂委员会共同管理。每星期工作6天，每天8小时。特别是工人们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的精神令斯诺感佩之至：“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2]（P236）}

对印度等其他国家的采访，同样激起斯诺诚挚的人本关怀。1942年4月，他接受《星期六晚邮报》的聘请抵达印度，“他感到这座城市和他12年前首次访问时一样，无多大变化，到处仍是落后和贫穷的景象。农民平均一天收入五便士；王子用金碟进餐。德里的贫民居住的街道粪臭刺鼻，但这臭气永远不会传入英国统治者居住的新德里华丽宅府。”^[1](P133)他并不十分喜欢甘地，曾尖锐批评过甘地在反日活动中坚持非暴力政策，但当甘地遭到暗杀后，他沉痛地说：“这次印度采访，使我清楚地看到甘地永远和受压迫、被践踏的人们在一起。”^[1](P176)日本投降后，斯诺到东京访问，当他了解到“日本工人受信贷制约，难以购得基本生产资料；农民缺乏保证金，难以购买分配额内的土地”^[1](P164)的惨状时，担忧之情油然而生。这说明，斯诺的人本生态观已经超越了狭隘的阶级、民族、国家界限。

“世界公民”的诉求：宇宙生态观

汉密尔顿指出，“埃德加·斯诺一生的基本特色就是：总在尽力理解其他国家，而不是简单地对它们做出判断。”^[1](P1)洛伊斯·惠勒认为，“埃德加的生活形式是全球性的。他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他懂得许多国家的人民和思想。”^[6](P277)斯诺自己则说：“我达观地感到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

不错，斯诺正是一位亲近自然、与人为善、向往和平、追求和谐的“世界公民”。他毕其一生为之奋斗的崇高事业，就是最终实现人类和睦、世界和平、地球和谐。斯诺认为，“只有世界大同，文明方能开始。”^[3](P166)本文将这种超常视野和宏大胸襟称作宇宙生态观。

“如果用一个严厉的标准来裁决文学，那么，缺乏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敏感和表现力的作品，是成不了大气候的。”^[7]除广泛发表在《中国评论周报》、《纽约太阳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芝加哥日报》、《芝加哥论坛报》、《时代报》、《当今历史》、《美国信使》、《堪萨斯城邮报》、《星期六晚邮报》、《伦敦每日先驱报》等具有世界影响的报刊上的诸多报道外，以《红星照耀中国》为代表的报告文学创作，确实使斯诺成了“大气候”。

斯诺一生，采访过许多相隔遥远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并敏锐而客观地发表过相关报道。如中国、印度、缅甸、印度支那、伊朗、、墨西哥、苏联以及阿拉伯国家、非洲、欧洲等。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介入越南，并为朝鲜、德国、波兰的局势深感不安。可以说，“斯诺是在近处观察20世纪的人。第一批报道越南和缅甸农民起义的美国记者中，斯诺就是其一，他还从血腥味最浓的苏联西部前线报道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况，在战争结束时他又进入维也纳第一个报道苏军占领下的奥地利，他目击美苏两国的疏远及以后演变成全球冷战的过程，他是进入利雅得的第二个外国记者，他也直接报道了印度的独立和1948年甘地被刺事件。”^[1](P2-3)

毫无疑问，斯诺的阅历、智慧和远见使他总是与世界上最先进的分子站在一起，总能率真地表达最进步的思想观点，总是力图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如前所述，斯诺十分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认为“他们高呼的‘世界革命万岁！’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是贯彻于他们所有教导和信念中的思想，在这个口号中重申他们对社会主义世界大同的理想忠贞不贰”^[2](P350)。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长期交往，使斯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主义战士。特别是与中国人民长时间的深厚感情，不仅使他觉得“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了，我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责任联系起来了”^[3](P231)，而且使他感到，“中国是亚洲政治变化的实例，是结束殖民制度的标志”^[1](P178)。斯诺还发现，“一个人的文章和言论，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唤起人们，甚至陌生的外国人，使他们行动起来，视死如归。”^[3](P231)正是考虑到文章或言论的巨大文化力量，斯诺强调，“我把‘主席’对世界和中国人民说的话，逐字逐句地记了下来。”^[3](P194)“毛泽东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是国际社会主义胜利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打败帝国主义意味着摧毁帝国主义最强大的一个根据地。如果中国赢得了独立，世界革命就会非常迅速地发展。’”^[2](P390)

当年亲历“一二九”运动的陆璀深情地缅怀道：“斯诺关于‘一二九’运动的大量客观、公正又充满激情的报导，就像闪电劈开了夜空一样，冲破了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把中国青年抗日救亡斗争的信息传遍了世界，引起了全世界进步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8](P389)特别是《红星照耀中国》的面世，已被广泛而持久地证明是20世纪人类文明史上的不朽经典。原太平洋关系学会秘书长爱德华·卡特称《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对中国了解的一个新纪元”。1942年2月24日，罗斯福总统接见作者，称自己是通过阅读《红星照耀中国》认识斯诺的。加拿大的白求恩说，他是受到《红星照耀中国》的感召而来到中国的。“斯诺为燕京大学的年轻朋友提供去红色中国的路线图。他发现常有年轻人夹了本《西行漫记》在出人意外的地方询问他如何能到西北共产党学校念书。几年后，美国记者爱泼斯坦访问西北苏区，问起有些人是如何来到西北苏区的，他得到的回答往往就是‘我读了《西行漫记》’。正如费正清的评价，这本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1](P96)

“皖南事变”的报道，使斯诺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同时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斯诺被取消在中国的记者特权，重庆同行受到盘问，国民党驻美大使胡适要求《先驱论坛报》的编辑赔礼道歉。虽然如此，在铁的事实面前，蒋介石还是被迫承认了部分真相，并适度放宽了新闻检查，美国政府中止了给国民党政府的一笔贷款，更重要的是抑制了大规模内战的全面爆发。时任美国财长的摩根索明确表示：“如果重开内战，重庆就别指望从美国获得更多的财政援助。”^[3](P289)斯诺庆幸，“重庆对新四军事件的迟迟承认，证明了我是一个诚实的观察家。”^[3](P292)

斯诺不仅抨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内战企图，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野蛮掠杀，而且呼吁美国等西方大国给予包括中国在内的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以实际援助。1941年，斯诺回到美国后写道：“美国人非常需要认识到他们不仅要对中国的经济起重要的推动作用，更应该认识到如何避免其危险后果。美国援助蒋介石不仅是干涉中日战争，更干涉中国内政。”^[1](P126)为了争取美国对中国正义事业的更大支持，斯诺不惜请求拜见罗斯福总统。他坚持认为，美国应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帮助中国，苏联在击败德国法西斯后应转向对日作战。他控诉德国法西斯暴行，理解苏联的战时困难，同情吃不饱的俄国人，主张对盟友多作正面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斯诺写信给罗斯福总统，报告改善美苏关系的计划。他还在相关著述中阐释了改变殖民主义现实的问题，认为共产主义在全球不会只有一种模式。1943年，《星期六晚邮报》总编海勃斯排除各种干扰，发表了斯诺介绍苏联情况以及旨在推进美苏关系的系列论文，并发表公开信说：“我认为这组文章也许可能帮助了解苏联，从而促进大家期待的世界和平。”^[1](P168)但斯诺同时批评苏联的大国主义作风，富有前瞻性地批评“苏联不会允许其他实力较弱的国家走自己的路，因为这将影响共产国际路线的一贯正确性和在国内统治的合法性”^[1](P178)。1950年，他又写了一篇建议美国制定新的外交政策的文章，要求当局承认共产党统治中国的现实，要求不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战争，要求对新兴的独立国家给以支持，要求美国为重建和谐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做出努力。

这种全球意识和宇宙眼光，再次验证了斯诺“世界公民”的合法身份。由此观之，斯诺的远见卓识，使他“一方面始终置身于现在，但另一方面也是经常瞩目于未来的世界的改造者，他要帮助改造那个世界并且把它留给后人”^[9](P195)。冷战结束以后的世界现实已经表明，斯诺不是一个空头预言家，他确实提供了可行的东西方合作的新战略，人类和睦、世界大同、宇宙和谐的理想也并非遥不可期。

1972年2月15日，“全世界失去了一位真诚的世界公民”。临终前，斯诺在一封短简里说：“我感到我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几乎每一个国土里的善良的人都是人类的一部分。”^[9](P193)而今，“斯诺”这个名字已成为理解、友谊、和平、进步的象征。值此纪念埃德加·斯诺诞辰100周年之际，让我们借用约翰·谢伟思的话来纪念这位友谊的使者、和平的斗士和“真诚的世界公民”——“我们怀念他，怀念他那敏锐的记者眼光，他那生动清晰的笔触，他那无畏的勇气，他那深邃的洞察力，和他那炽热的人类情感。”^[6](P74)

【参考文献】

[1]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1.

[2]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3]埃德加·斯诺著,宋久等译.复始之旅[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4]埃德加·斯诺.大河彼岸[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5]龚举善.走过世纪门[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3.

[6]刘力群.纪念埃德加·斯诺[C].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7]孙绍振,谢有顺.只有创造的文学，才是有价值的文学[J].文艺理论研究,1993,(2).

[8]尹均生.20世纪永恒的红星[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9]洛伊斯·惠勒·斯诺.我热爱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