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自王国维始，西学东渐明显加速，中国文论开始告别传统，并逐步启动现代化旅程。这种具备“重建”意味的现代化旅程，其潜在使命在于建构具有中国现代特色的文论话语，从而实现与西方话语间的平等交往与对话。然而，这种现代性诉求恰恰导致了百年中国文论的失语——自身品格逐渐迷失在中国传统与西方时尚的罅隙里。因而，如何重建依然是当下文论建设的关键所在。
然而，值此多元共生时代，文论重建愈显复杂，“去中心主义”特征对中国气派存在着解构危险，信息全球化、媒介电子化的趋向也使文论重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年来的学术研究表明，我们往往热衷于对于新问题、新概念的追捧，而较少认真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这种从众和浮躁的世俗化倾向，显然制约着文论重建的现代化步伐。如今，很多学者意识到了这一点，呼吁重提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张荣翼的《冲突与重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问题》（以下简称张著）适时面世。张著对当下文论研究与重建的理论困境作了较为深入、系统的辨析，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可行路径，为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视野焦虑：全球化与中华性
全球化浪潮为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带来了新的冲击，同时也为新世纪的文论重建提供了新的视野与空间。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文化本土化的冲突，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根本特征之一，本质上加深了中国文论重建的两难处境。这缘自全球化对文化行为的双重影响。张著指出，全球化进程对于文化的强力影响可能促进文化发展，也可能造成很大伤害。全球化使得文化传播交流变得迅疾，但其一体化则势必造成文化的单一性，从而缺乏竞争性。但从整体文化发展进程来说，文化的多样性对于文化的健康发展是必要的。我们注意到，在文化传播与交流中，文化间的对话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如美国拍摄的《花木兰》与中国本土的《花木兰》之间有明显的意义误差，这源于文化的异质性，无可非议。问题是，这种文化对话方式是否对弱势文化产生伤害？而且，当对《花木兰》美国式的解读再返还到中国时，其隐含的价值取向、生活准则等以全面渗透的方式几乎重构了本土式的理解。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当下全球化及其语境中的传媒帝国主义或文化霸权。因此，一个平等的、开放的文化空间是全球化时代文化良性发展的前提。
事实表明，全球化的“一体化”往往是西方化，这种现状因东方经济与文化的相对滞后而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孟繁华等学者看到了这种处境。一方面，文化全球化改变了日常生活方式，为每个人从集体意志中抽离出来提供了可能，个人的重要性得以强调；另一方面，我们因此而又纳入了另外一种价值观，不得不屈从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支配。于是，认同的问题、身份的问题又成了困扰我们的挥之不去的矛盾或焦虑。因此，对于处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我国学者来说，我们仍是全球化话语的“局外人”。[1]
在身份问题、亚民族和超民族问题、本土性与全球性的关系问题等诸多焦虑中，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得到倡扬，如对批评本土化和汉语化的推崇。但也有学者认为，上述提法潜藏着民族自卑心理。这种自卑以及由此而来的片面自尊往往会使得汉语批评走向狭隘、封闭的民族主义。张颐武则认为，我们有关“全球化”的看法往往是矛盾的。全球化一方面成了解决我们面对的许多问题的终极幻想，“共有文明”的浪漫表述掩盖“全球化”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又将全球化陌生化了，认为中国距现代化还十分遥远，因而简单否定“全球化”的存在，或者用一种刻板的所谓“民粹”关切抗拒全球化。[2] 鉴于此，王宁希望我们应具备既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同时又不受制于全球化的胸襟，即顺应国际潮流，与之沟通对话而非人为对立。[3]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应对？
张著以为，摒弃外来文化是鸵鸟伎俩，但中国的自身特色和自我立场亦即“中华性”显然是基本出发点。“现代性中包含着西方性，它以一种貌似公允的世界性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对于非西方的广大民众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他者’的眼光和描述。强调中华性，就是强调具有一种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文化眼光和文化凝聚力”。[4] 张著进而指出，中华性命题替代现代性命题的合法化须从两个方面寻求思想资源。其中之一即借鉴西方后现代的批评话语，以形成一种批判立场和开放话语，从而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所以，中华性是一种不凝定的可能性：可以是一种反现代性的思想，即中华性是要表明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的独特地位，有着中国自身的特色；可以是一种非现代性的诉求，它可以采用实用化的态度，将中西不同理论系统的东西组装为一个拼盘；它不是西方的现代性，是灌注着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性；中华性不是一种天然生成的本质性概念，它是中华文化与其他文明相比较时体现出的特色。
由此可见，中华性被赋予了两大“超越”功能——对西方中心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超越。在这种语境中，中国文论必须反求诸己，又一次回到传统来重构自身。当然，面对现代文艺现实时，传统批评视角已变得陌生。但就是这种陌生视角，有助于我们在当今世界的文论批评建设中，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涉及到中国文论重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现代文艺文化根基的缺乏，需要对传统文论予以重建。与此相关，中国现代文学在本质上缺乏独创性，来自于西方文学模式的借鉴和模拟。然而殊不知，西方文学创作模式是其文化传统的承传与积淀。它与中国文化的成功对接非一日之功。所以我们往往拿来了形式，而其底蕴留在了西方，这样导致了现代文学的浅俗。泰戈尔、川端康成等人的成功则表明，文学的现代拓变离不开民族传统的根。从知识转型层面来看，现代知识系统带来了科学与理性，这也成为了思考人与自然的一种方式。但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不但没被否认，反而得到了推崇。在价值转轨层面，人在急遽转轨之时总有失重感，这种失重感要求我们不时回视过去，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价值平衡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论不仅是研究对象，还是参与创造的工具。虽然现代文学重心走向小说，但传统诗学并非毫无意义。恰恰相反，古典诗学品味诗歌时多个层面的融合与整体观照，与西方文论观其一点的研究方式绝然不同，这对于现代文论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我们真正唤醒了传统文论，从适用性能、话语格局和目标体系等方面超越曾经所借鉴的西方文论就不再是梦想。然而唤醒传统不是回归传统，这也是不可能的，历史不可能重复。所以，张著要思考的是传统如何得以真正走进现代语境。
在《差异和冲突语境中中国学者的应对》等章节里，张反思了近百年来的学者们在中西撞击所形成的现代语境中的应对策略。正是他们的筚路蓝缕，为中国文论的重建打开了一线血脉。如梁启超在中国问题的特殊性需求中找到西方理论，与之结合，来梳理、解决中国问题。朱光潜则把西方文论的基本理念同中国文化的审美心理经验相结合，寻求两种美学观念的互参互渗。而李泽厚则将西方理论纳入自己的视野，注重对之进行中国化的改造。历史的选择使得这些大师的视野转向了西方，但他们在中西文论对接中，将传统根基的坚守与文论现代追求几融为一体，这为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給予了重要启迪。当代诸多学者往往居于此来反思文论现代历程，并以之为追求的目标。当代学界，面对日渐西化的理论潮流，张著认为，现代文论对于西方资源的是必要的，然而丢弃了传统，则与站在殖民主义立场对于异邦文化的阉割有着殊途同归的功效。所以郑敏认为五四割裂了传统，使得现代文学缺乏深厚的土壤滋养。因此，当代诸多学者的视野重心又回到了传统。为此，张著剖析了曹顺庆、王一川、余虹等具有代表意义的理论追求。余虹从中西文论差异的根源入手，对之进行了甄别，从而强调了中国学派或中国立场的合理性。曹顺庆主张重新整理传统资料，发掘其具有现实作用的部分。王一川则提出了汉语形象诗学，汉语形象诸方面的探讨是建构中国诗学的基础。这些学者的努力为传统与现代的对接的可能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当然，张著并未止于总结学界理论实绩，它渴望从另一领域寻找突破：方法论的现代性构建。文论研究方法的建设虽至关重要，但问题重重，当代中国文论研究几乎找不到合乎自己的方法。当今主要依据西方现代学科方法，注重分析，认知和科学性，但在与中国文论这一对象的结合时，其弊端往往被放大，且终难在根本上相契合。传统注重灵悟与体验的方式又走向另一极端，且也难适应现实实际。唯一的途径在于融合与超越。东西治学方式虽然相去甚远，但并非不能兼容。张著在剖析古今﹝中西﹞研究方法后，发现，传统文论的拼接方法对当代方法论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拼接本身即兼容与整合，具体体现如学科资源的拼接、持论宗旨的拼接和关注视点的拼接等。它所具有的巨大的包容性在理论上能融合不同旨向甚至不同学科的方法资源。因此，在考察了边缘学科的研究方法后，张著提出了新的拼接方法，尝试将中西和边缘学科方法融为一体。“由于中国传统文论有着拼接的特性，又由于论者考虑研究方法应该和对象状况接轨，所以，在涉及中国传统文论的研究方法时，论者也是采取拼接方法。这里的拼接方法既需要与对象本身相吻合，同时也要汲取当代人文学科那种语言转向之后的看待方式，实际上就是更大范围内的拼接了”。[5] 这样，现代向传统张开了怀抱。
二、本体之思：话语格局与现代媒介
前已述及，中华性的建构意味着一种大视野，一种根植于本土的融通中西的努力。当代诸多学术实践为之孜孜不倦，然而，真正实现了这一理想的文论批评话语并未形成。思想与思想间、理论和对象间的种种间离都在表明，理论建构复杂而艰深，且理论的可行性并非等同实践的可行性。故，张著以为，当代文论的话语格局是，“我们面对的传统的中国文论和外来的西方文论，两者都有丰富的思想，但是，传统的中国文论不是言说现实的文艺问题，西方文论则没有对于本土状况的针对性，结果是我们找不到合适的文论话语”。[6]
这种话语困境未必不好，它带来的问题是我们深度追思的方向。那么是否中国传统过于自闭而缺乏兼容能力？显然不是，张著表明，佛教的中国化即明证。佛教被完美的整合到汉文化中，同时也修补了汉文化，从而形成了新的传统。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启迪。在文论重组时，我们对异质文化的兼容不仅可以在求同中寻找融构理路，更重要的是在差异中修补，从而不断生成、完善。事实上学界也是沿着这两种方向行进。
在张著看来，西方文论的文学媒介理论对我国文论的有着重要的修整功用。它将真正促进当代文论话语格局的重构。张著认为，“20世纪的语言中心论给整个人文学科带来了震动，使得一些人文现象需要重新解释，或者需要新的方法和思考角度；同样，20世纪发端的图像技术造成的视觉文化，也给社会带来了重要的影响。这些重要影响也许需要不只一代人的仔细品味”。[7]
此前，我们对文学语言的认识停留于工具论层面，如《周易》的“立象尽意”、孔子的“予欲无言”和老庄的“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等等。这导致了轻言尚意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语言的终极意义在于传达所要表述的意思，而其本身无关紧要。由此，语言的本体地位被掩蔽，工具性得到推崇。虽然西方直到近代末年才在言意关系中对语言的表意功能进行怀疑，但正是这种怀疑使得他们很快告别了语言工具论而走向了语言本体论之旅，从而开创了语言学转向的新时代。语言本体论的要义在于，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语言的方式即人生的方式，语言的边界即世界的边界。正如张著所说，语言不仅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而且成为人们看待世界的窗口。应该承认，语言本体论重构了西方文论的话语格局，使得语言从文论话语的边缘走向中心，从文学载体走向本体。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才真正成为了语言的艺术。马拉美的“纯诗”论、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论直到德理达的“能指的游戏”等，均是这种理念下的产物。
受西方影响，黄子平的《得意莫忘言》等开创了我国当代语言本体之思的先河，并很快形成主流话语。特别是“汉语批评”的提出，使得我们对于文学语言的认知进一步走向独立和成熟。但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汉语批评，如何构建汉语批评的话语格局？这是张著思考的重点之一。
受语言学研究的总体影响，西方文学与文论的又一转向是关于“怎么说”的思考，即对于文体与形式的关注。稍加辨析便不难发现，从亚理斯多德、柏拉图开始，就形成了文体与形式研究的传统。但将之作为文学本体予以审视并构成规模化研究阵势则始于20世纪。作家王蒙认为，文体使文学成为文学。理论家赵宪章则说，正是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形式理论，才从文学本体的意义上确立了文艺学的学科地位。他进而指出，我们的文学研究往往跳过形式直奔主题，文学被简化为思想的载体或历史的文献，这显然是政治家、思想家、社会学家对待文学的方式，不是文学研究的本色。[8] 为改变这种现状，当代学者开始比较认真地梳理我国传统文体思想，并译介了大量西方文体与形式理论方面的著作，以期优化我国文论意识及其话语格局。这也是张著谋求的一大宗旨。
随着电影、电视、电脑等现代传媒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正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尤其是新型网络媒体的出现，当代的文论建设已经、正在并将继续发生一场深刻的嬗变。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图像化与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以及数字化生存语境，更大程度上割裂了传统，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知模式和表达空间。虽然古代也有图像文化，但当代的图像文化显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为此，丹尼尔·贝尔认为一种新的文化即视觉文化已经到来。而麦克卢汉则坚信这意味着人类文化进入了第三阶段。本雅明等意识到，影视等现代媒介宣告了技术时代的到来。技术时代的机械复制艺术消解了传统艺术的神秘光圈，终结了古典艺术。文学在本质上是渲染、传播人文精神的，而技术理性则强调逻辑、秩序和物性伦理，致使技术理性日益挤逼、代替文学审美，扭曲、抽换乃至废弃人文精神，最终削弱人格主体，丧失道义立场，放逐精神家园。[9] 现代媒介艺术也使得消费文化替代了审美文化。消费时代的快餐文化及其功利性使得较为纯净的精神性审美荡然无存。数字化的视像文化正在改写书写印刷文学的审美成规，纯粹诗意的精神之美被身体叙事和欲望审美所取代。读图文化的视觉美感带来的不是思想反思与理性批判，而是世俗化生活吁求的消费与生产，乃至将网络写作本身认同为文学的意义。[10] 与此同时，现代媒介艺术以大众化、游戏性消解着精英文学。网络的兴起消解了印刷时代文学的精英性质。虽然有学者认为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学真正回归于民间，但网络写作的自由化和道德准则的不同缺席又使得这一回归充满了复杂性甚或苦涩的意味。
由此我们发现，图像时代的文艺正滑向一个遥远的未知方向，这种趋向与我们的正统观念渐行渐远。正因这样，中西文论都面临着自我的迷失和阐释的困惑。张著指出，“当语言成为人们切入文艺理论的重要方面的同时，对图像的分析实际上还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这种状况的存在，对于文论提出了一个基于现实的重要课题”。[11]
现在，东西文论站在了同一历史平台上，共同面对着这个动荡的世界。当此之时，如何重构文论话语并引领当下文艺路向便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张著富有创建性地认为，面对现代媒介艺术下的话语重构，西方文论反而失去了优势。现代媒介艺术是技术理性时代的产物，然而技术理性恰恰无法统摄其时代艺术。原因在于，技术理性分割了世界，却无法将之粘合在一起。同时，技术理性对艺术也是一种“物性”之思，它排拒了诗性之思，最终使得作家、作品、世界、读者四维失去了中心，成为分离的碎片。所以，张著力图在中国传统中寻获资源，进行现代对接与转换，以粘合分离的世界。“如果说，西方文论采用的理性方式在当代图像文化面前难以施展，那么中国传统文论的悟的方式也许并不受到什么限制”。[12]
在对当代文论话语的本体构建中，张著倡导以传统文论之“气”来实现现代转换，并期待以此来言说和粘合现代媒介艺术。“气”是中国传统文论中极为重要的理论范畴，其所隐含的“天地一气尔”、“天人合一”等思想表达了认识上、实践上主客交融的思想。“气”所追求的是艺术的传神而非象形，传神的本质在于作品所表达的精神与感受作品者的精神达到契合的强度，是作品与人、人与作品之间的一种对话沟通。
现代以来，文学研究媒介化的三大转向都构筑在西方文论的科学思维方式及其话语理念之上，这种话语的技术性追求使得人与艺术日渐疏离和陌生。如电脑写作，这种写作行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技术性操作行为，缺乏写作的人性亲和力。因此，张著认为，如果从“气”的话语范畴来看待媒介艺术，许多问题当迎刃而解。“且不说气的思想能够给予电脑写作一种人性化的描述和支撑，更重要的在于，当包括电脑写作在内的当代文化已经颠覆了写作的神圣光芒时候，我们需要一种能够给予写作神圣价值魅力的凭借，这种依托是保证写作活动维持严肃、认真的态度，阅读活动也具有深入积极思考的基本理念的本体论依据。”[13]
不独如此，以“气”为根基还能建立一整套圆融完备的文论话语体系。首先，气生万物，它是天地万物生成的基本元素，是万物的根源，具有终极意义，能成为概念与体系推进演变的逻辑基点。其次，气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交接点，能够将批评者、批评、对象、世界等方面关联起来形成有机整一的体系。再是气能贯穿中国整个美学思想体系，并能将之构成行之有效的批评话语理论。如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本质论﹚；文以气为主﹙创作论﹚；气韵生动﹙批评论﹚；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文学发展论﹚等等。最后，气是动态生成的，变动不居的，这也意味着这种话语体系走向现代的可能性。
三、建设立场：中心观念与边缘思维
在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必然会认识到自我身份的尴尬，那就是现代社会的全球化趋向使得中国及中国传统日渐边缘化。全球化潜藏着文化霸权主义一体化的危机。文化一体化事实上是西方中心化。
当然，现代社会总是复杂、矛盾而又悖论重重。文化霸权主义也遭遇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解构”，如解构主义对中心的解构、后殖民主义对文化帝国主义话语霸权的反思、女权主义与男权主义的对话、新历史主义对本文中心主义和旧历史决定论的消解等。后现代主义的宗旨即在于颠覆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从而在平等对话中寻求文化的多元共生共存。
在反中心主义的多元取向中，边缘话语日显重要。在王岳川看来，边缘立场是多元化格局和个体性话语的理论批评策略。如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边缘话语，“以向中心话语挑战的姿态，挺进文本中意识形态话语矛盾交织之处，以其小理论的特殊视角解读挖掘出正史（大历史、大理论）掩盖下的话语压抑，重新审视消费社会中经济再生产与文化表征的互动，重视艺术生产和消费的文化错位和严重的表征危机。”[14]
当然，强调与中心话语的疏离乃至挑战，坚持对中心权威的颠覆性审视，并不等于承诺以某一边缘为新的中心，而是尊重若干边缘的多元共生。这正是边缘话语存在的意义——在与中心的对话与挑战中促使世界的多样发展。在平等对话中，张著强调，批判性和挑战性是边缘文化的基本立场。当代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对于主流文化的批判与挑战，消解了文化阶层，转换了思想资源，抹平了地域、民族的差异，促成了体制化构成的新模式，增进了主流与边缘的融合、转换与生成。著者指出，无论是边缘文化还是文化边缘，现实的语境是，中国已被边缘化。其中虽不乏西方文化的煎逼，也有现代以来中国文化的走向在自我选择中日渐边缘化。这对于从中心走向边缘的中国文化传统来说，其间的价值失落是巨大的。不过，正如王岳川所言，“西方文化先于第三世界文化迈入了现代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发展模式连同这种西方模式的精神生产、价值观念、艺术趣味乃至人格心灵就成为唯一正确并值得夸耀的目的，更不意味着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明天。文化史已表明，文明的衰落对于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永恒的威胁，没有一种文化模式可以永远处于领先的地位。在民族文化形态之间不存在优劣，只存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补。未来世界不可能是西方一元文化，相反只能是不同文化的融合、整合的多元并存”。[15]
但边缘化并非“失语化”。有学者统计，当前，互联网中90%以上是英文信息。这是否意味着，中文、中国文化、中国人在互联网上的集体失语。有人禁不住追问——此时的中文、中国文化如何体现自己的在场性姿态，如何才能获得跨文化对话的资质和文化身份？
这也是我们提倡文学边缘批评的基本现实情境。这一批评立场的自觉与坚守，是百年历史语境中自我认知与反思的结果，它撕破了民族现代性诉求中自卑和自负的面纱，以一种平静淡然的心态直面世界和中国的现实，积极寻求突破和超越。王岳川认为，要努力避开以费正清为首的哈佛中国学派所提出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打破这种二元对立的东西方理论，以一种深宏的全球性历史性发展眼光看待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从而使世界性日益民族性和现代性。要淡化西方中心和东方中心的二元对峙，解除一方压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紧张关系，倡导东西方之间的真实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存互补的策略面对东方和西方。只有破除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才会有真正的边缘话语，才能有真正的多元共生的新世界新文化[16]。
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真正立足于边缘立场，将对话与挑战落到实处，从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路径与话语体系？这方面，张著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建设性的思路。
首先，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是对话的前提，是挑战的基础。当然，并非任何问题皆可入问。必须明确问题的意义性和真伪性，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才能够使我们在发问与应答中推进学术研究。另外，也要注意问题的创生价值。当艾耶尔说“哲学的进步不在于任何古老问题的消失，也不在于那些有冲突的派别中一方或另一方的优势增长，而是在于提出各种问题的方式的变化，以及对解决问题的特点不断增长的一致性程度”[17]时，我们会意识到，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的发现是何等关键。对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话语体系而言，这种问题意识尤显重要和紧迫。
其次，注意学科间的对话。在当下语境中，虽然泛文化诗学对话备受关注，但相关学科与文艺学科间的对话与互补鲜有述及。张著对此进行了详细剖析。在他看来，现代高科技使得文艺方法与功能发生了重要的变迁。文艺学在近代以来出现了几次转向，这些转向导致了文学研究的全面变革。“文学研究的这种进展，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引入相关的对于文学研究而言属于边缘学科的知识体系，改造原有的已经显得陈旧的知识体系，达成知识创新的效果。”[18] 经过考证梳整，张著认为，边缘学科除了方法论带来了文艺学科的新变外，其功能上的转换与变化特别重要，它关涉到文艺学学科的目标重建、关系重组、品味重塑和境界重构。在这些层面的对话与交融中将会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促使我们将对话引向宽广和深入。
第三，不同文论话语间的对等沟通。诸种文论话语间的问题追寻与叩问是不断更新文论话语的契机。其实，沟通本身的设定就是一个问题，这来自中西文化的不同地位。“如果这样的文化处于对等的、平等的交流中，那么就自然可以形成对话局面；可是，如果文化交流过程不是对等的，其中一个方面具有话语的强势地位，它基本上是输出自己的文化观念及其成果，对于对方只是按照自己原先理解的状貌加以理解，甚至使得对方也按照这种理解模式展示自己，就有必要拟设对话机制，使得至少在研究领域可以形成一种实验条件下的对话。”[19]
为此，张著分析了文学文本内部和文本之间的对话、文学文本与文化审美图式的对话、文学创作与理论阐释的对话、文学话语权威机制与社会效果的对话等多种可能性。当然，如前所述，张著没有回避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对话的现代意义，这是我们可以栖居的根系。传统文论作为一种边缘文化，在与现代文论的对话比较中，恰好更为清晰地承担了拉康笔下的镜子功能，使之可以在对话比较中印证自身，相互生成，从而融构新的文论话语。
总之，张著从中西、古今文论的比较视野出发，深入考辨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及其体系建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为冲突中的重建开辟了一个创新性思考的学术平台。
参考文献
[1] 孟繁华：《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霸权》，《钟山》，2000年第2期。
[2] 张颐武：《全球化的文化挑战》，《文艺争鸣》，1999年第4期。
[3] 转引郦因素：《文学理论：留给二十一世纪的话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
[4] 张荣翼：《冲突与重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
[5] 张荣翼：《冲突与重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6] 张荣翼：《冲突与重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页。
[7] 张荣翼：《冲突与重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
[8] 赵宪章：《文体与形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9] 铁惠：《技术化社会与汉语文学的文学性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
[10] 铁惠：《技术化社会与汉语文学的文学性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
[11] 张荣翼：《冲突与重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页。
[12] 张荣翼：《冲突与重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页。
[13] 张荣翼：《冲突与重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页。
[14] 转引赵宪章：《文体与形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15] 转引赵宪章：《文体与形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16] 赵宪章：《文体与形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17] 张荣翼：《冲突与重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7页。
[18] 张荣翼：《冲突与重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19] 张荣翼：《冲突与重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