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子户”怎成了“四类分子”？
无论是传统的纸媒还是现代的网络、无论是细心的读者还是粗心的观众，在媒体上我们随时都会见到“钉子户”这个名称。如今，就是这个从旧城改造中喊出来的，饱含着伤痛和不安的“钉子户”，已给人们带来太多的辛酸和悲哀。
这不，在昨晚的新浪网上，笔者就见到这则《河南开封钉子户亲属被一律停止公职》的报道。
文中说：“在河南开封市的旧城改造中，让公职人员停职停薪做亲属的动迁工作近乎成为了一种政策。为了免受“株连”，甚至有人与父母脱离关系……”
看了这则报道，听到这个消息，人们不禁会问？ 这都是些什么事啊？政府这样做，“钉子户”与过去的“四类分子”何异？“钉子户”简直就是现代版的“四类分子”嘛！
“四类分子”是什么呢？上了年纪的人可能都清楚，四类分子就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
1956年，农村普遍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规划入社，经群众评审，领导批准，表现好的吸收为正式社员，表现一般的为候补社员，对表现坏的进行监督劳动。由公安派出所协助治保委员会对“四类分子”建立汇报、义务劳动等评审制度，每年对“四类分子”表现进行鉴定。
当时的人们，见四类分子就如见牛鬼蛇神一样那么的可怕，那么的胆战心惊，生怕自己被沾上邪气也变成“四类分子”似的。所以，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人们唯恐避“四类分子”而不及，又有谁敢去见“四类分子”的呢？更有甚者，一些家里的亲人如父母、叔伯和其他一些亲戚，若被打成“四类分子”后，为了自保，他们就会与“四类分子”，不管是父母还是亲戚脱离各种社会关系，以划清界线。若母亲是四类分子的，那就脱离母子关系；若父亲是四类分子的，那就脱离父子关系的；若亲戚是四类分子的，那就脱离亲戚关系等等不一而足，举不胜举。
而如今，河南开封在旧城改造中，竟然把“钉子户”演变成了过去的“四类分子”，让历史的死灰重新复燃；让父母、子女、亲戚在房屋拆迁中脱离各种社会关系，以划清界限。这不得不说是人们的悲哀、是社会的悲哀啊。试问？政府这样的行政行为，是在执政为公还是在执政为私？是在执政为民还是在执政为已？我们的社会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
如若长此以往，“钉子户”这一名称，不也要随同山西“黑煤窑”、陕西“周老虎”一起，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相当当”的吗？这究竟是荣耀还是耻辱？是利国还是祸国？自是不言而喻的。
说起旧城改造，也许人们会有很多的纳闷、会有很多的质疑，也不禁要问？这些年来，我们在旧城改造中，为何会到处出现钉子户？这其中的矛盾症结究竟在何处？笔者以为，旧城改造中的一切矛盾，皆因利益所生。
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城市建设发展迅猛，不仅市区高楼大厦林立，马路宽敞有序，而且市容市貌也有了很大的改观。我们在感受城市美丽的同时，一样也感受到了城市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许许多多矛盾。比如，城市规划与旧城改造的矛盾；拆迁户与政府、开发商之间的矛盾等等。在这些诸多的矛盾中，最大、最激烈的矛盾应当是拆迁户和政府、开发商之间的了。因为，这三者之间始终存在着其利益分配上的根本矛盾。
对政府来说，在无财力进行旧城改造的情况下，借开发商之鸡来下旧城改造之蛋，是政府以达到城市建设目的一种无奈选择。
对开发商来说，既然与政府合作改造旧城，那么在旧城改造中，就要实现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以最少的拆迁费付出，而获得最大的投资利润。
对拆迁户来说，虽然旧城中的房子是破旧的，似乎不值钱。但是，旧城中的土地可谓是寸土寸金；在市场经济条件，土地升值潜力相当惊人。所以拆迁户也想通过旧城改造、旧房拆迁，而多获得一些拆迁补偿费。
可见在旧城改造中，政府、开发商、拆迁户这三者之间就形成了矛盾体。也就是说，在旧城改造中，之所以会出现钉子户，就是因为各方利益相冲突所致。事实也证明，在这三方的利益冲突中，拆迁户处于劣势，属旧城改造中的弱势群体。
那么，政府在与开发商和拆迁户之间的关系中，又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的呢？实际上，政府扮演的是三重角色。换句话说，政府既要保护拆迁户的利益，又要让开发商获得最大的利益，同时还要让自己获利。在这些利益的权衡中，政府往往偏向开发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政府和开发商是站在同一利益上的，成了利益的共同体；然拆迁户的利益在得不到最大、最有效的保护而受损后，有些强硬的，懂点法的拆迁户就会扮演“钉子户”的角色，用不拆迁的行为来与政府和开发商对抗，以达到维护自己利益的目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钉子户”是旧城改造的必然产物，是政府有违民意行政的生动写照。
为此笔者大声疾呼：呜呼“钉子户”、悲呼“钉子户”、壮呼“钉子户”，这个时代的产物，何时才能带着人们的悲伤和心痛消失在城建中！
龚玉环
http://news.sina.com.cn/c/2008-07-03/04051586079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