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号称不朽，可能主要是由于他力图粉碎自古统治阶级的传统。他对特权和城市官僚的种种弊病深怀朴素的反感。这种反感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敲响了警钟，触动了久远以来就有的感情；因为旧中国是世界上以上层阶级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一大典型。”　　

费正清　　

有人说，毛泽东的晚年思想是一个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而其思想的逻辑起点，即“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阶级斗争甚至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观点更是其中的迷中之迷，很显然这种理论在中共党内是没有任何传统的，以至于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在听到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日广播《红旗》社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也大为不解。他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1]从正统马列主义观点来看，阶级指的是“由于人们在一定的生产体系中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领得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不同而划分的不同的社会集团。其实质是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2]那么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的中国实际上应该已经消除了传统意义上阶级的存在基础。显而易见，传统马列主义对毛泽东晚年的继续革命理论是缺乏解释力的，在笔者看来，要想深入理解毛泽东晚年的政治行为，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反倒是一个不错的门径。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是法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在当代思想界和理论界中占据着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他以独创性的学术活动和丰裕的理论创作，已经在几乎所有人文学科领域，掀起了一阵阵革命性浪潮，推动着当代社会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变革，并使对传统理论和方法论的批判走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不但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本身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而且也使之更有效地适应于当代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关于“资本”和“阶级”的论说无疑是最具创造性和深刻性的。布尔迪厄的“资本”术语接近于同时又是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延伸，他认为“资本是累积性的劳动，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性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资源。”[3]布尔迪厄剖析的资本概念明确指出资本有非经济的形式，“除非人们引进资本的所有形式， 而不只是思考被经济理论所承认的那一种形式，不然是不可能解释社会世界的结构和作用的”。[4] 布尔迪厄的资本观，一方面与马克思有相似之处，都以资本概念作为主要分析工具来描述社会行为，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资本是通过劳动形成的观点，认为“社会世界是具有积累性的历史世界， 因此在分析社会时就要引入资本概念，考察资本及其积累和各种效应，资本体现了一种积累形成的劳动。这种劳动同时以物质化的，身体化的形式积累下来， 而资本同时体现出一种生产性，总是意味着一种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一种以等量或扩大的方式来生产自身的能力。”[5]另一方面又与马克思有所不同：马克思主要强调经济资本， 布尔迪厄则更加强调非物质形式的资本，亦即文化资本， 政治资本等，他在《资本的形式》 一文中指出资本以多种形式存在，其中有三种基本形态：1，经济资本，以金钱为符号，以产权为制度化形式;2，文化资本，以作品，文凭，学衔为符号， 以学位为制度化形式;3，社会资本（也可称为政治资本），以社会声誉, 头衔为符号,以社会规约为制度化形式。在他看来，资本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领域里有效的资源， 它使个体获得因参与社会领域并在其中竞争而形成的特殊利益， 个人能够积累的资本界定了他们的社会轨迹，也就是说资本界定了他们生活的可能性或机遇， 更主要的是资本也被用来进行阶级区分。       　　

布尔迪厄的阶级概念是同“场域”（space）的概念相联系的。在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里, “社会”是一个“场域”的范畴。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 基础之上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利益、资本、社会位置是场域的构成要素。换言之，场域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结构，它强加在每一进入该场域的个体行动者身上，是权力分配的结构，任何个人欲获得利益，必须进入相应的场域。”场域因此也是一个利益冲突和争夺的“战场”。 而阶级指的就是在该场域结构里位置相接近的人。“场域的结构,既有稳定性的一面——一场域内的报酬、利润、制裁,都有相对确定的结构。但是,这种外在的结构,并不能机械地约束参与者的行动。这是因为惯习在起作用” [6]　　

惯习（habitus）由沉积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是客观而共同的社会规则、团体价值的内化,它以下意识而持久的方式体现在个体行动者身上,体现为具有文化特色的思维、知觉和行动。布尔迪厄认为，“对外在客观性内化的程序的解释是其创生结构主义的重要任务。在现代社会里，不同的教育通过仪式、游戏、训练将社会空间结构描摹在人们的心灵上。作为外在结构内化的结果，惯习具有某种大体上一致的系统方式，并对外在场域作出回应。”惯习是通过体现于个人的躯体上而实现的集体的个人化，是经由社会化而获得的生物性个人的“集体化”，人们的生活实践都是由惯习这一深层的生成原则决定的。作为人们生活的生成原则,它还是社会实践的分类体系。通过这样的实践,人们相互区分开来。“它是理性的运作者,但是只是一种实践理性的运作者，原本就存在于社会关系的历史系统之中,因此超越个人。它又是一个策略系统,实用的逻辑。惯习所产生出来的行为方式并不具有严格的推演规则性，它总是在与变动不居的各种情景的遭遇中，确定自身，遵循一种含混不清的实践的逻辑，与日常世界关联。”[7]简而言之，惯习就是一个场域结构里各个位置的人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而形成的心智结构，而这种心智结构又对产生它的场域结构具有生成性的型塑作用。　　

中国自从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公有制的建立已经基本破除了经济剥削的物质基础，故而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资本家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虽然经济剥削的物质基础已然瓦解，但由于5000年阶级社会的漫长历史，长期因循下来的惯习已经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并且还会反映到社会场域中来，并依然不断地支持着种种压迫的产生，由于这种惯习对社会结构的不断侵染，新中国的社会存在着倒退的危险。“毛泽东最后认为竞争的关键，或者革命的任务不仅仅是单纯的生产资料掌握问题，因为最后决定竞争胜负的支配权是综合的，在生产资料占有之外，更重要的支配权存在于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把握。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就是强调要由平民阶层自己来掌握国家机器，自己来把握话语权，毛泽东强调复辟的极大可能性，根源在于毛泽东看到了政权和话语权结合产生的强大支配力量，所以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完成不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设和维护，而是政权和上层建筑的掌握。”[8]事实上，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以后不久就形成了另一个“政治和思想上的阶级”的观点。他在1957年7月提出的“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社会主义革命。”[9]的判断，他在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提出的国内重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判断，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宣布的资产阶级右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均属于剥削阶级的判断，在1959年8月16日提出的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是一场无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判断无一不是指向于此。故而，笔者认为毛泽东晚年显然观察到了新中国社会存在着官僚集团和知识分子利用其占有优势地位的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对人民大众进行二次压迫的危害，而在这些“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喝他们的血”的“政治资本家”和“文化资本家”背后的则是历史长期浸染而成的惯习和惯习反作用而生成的社会场域结构。这样来看，毛泽东要搞一个“深入到灵魂深处的伟大革命”就顺理成章了。　　

一，惯习的颠覆　　

毛泽东晚年所做的政治行为其核心目的就是要颠覆和重塑中国人身上的惯习。　　

人们为了争夺利益,必须进入相应的场域。但是，在一个既定的场域内，什么样的利益分配规则才是正当的，其实是由这一“游戏”的参与者们建构出来的。因此,谁来建构这一规则，并使之合法化，制定规则成了场域内争斗的焦点。它实际上是权力斗争关系。“符号暴力”是要将一个场域里的价值观、权力分配的规则通过一种温和的、合法化的方式强加给每一个参与者。它的实现，凭借的是参与者的笃信。在该场域内，一旦操纵了参与者的世界观、价值观,统治就会以“非暴力”的方式实现。因此，符号斗争的目标在于建立一种为人们信仰的正当的价值观。社会行动者往往会将世界视为理所当然的，接受世界的现状，这是因为他们的心智结构原本就来自于这个世界的现时结构。不同的行动者会利用其拥有的资本，来改变他人的信仰，使之接受自己的“正当”价值观念。拥有较多资本者，往往采取保护策略，以正统自居，而拥有较少资本者，则采取颠覆的策略。　　

如马克思.韦伯所说“通过现存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获得了特权的人从来不会满足于赤裸裸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并强加于众人，而且，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特权地位有所变化，从纯粹地拥有实际权力转换到获取权力的体系中，并希望看到自己因而受到尊敬。”[10]社会上资本总量占优势地位的成员总是通过文化和知识再生产的运作机制，玩弄一系列象征性策略手段，来型塑有利于其利益的组织结构和文化论述来保障他们巩固和垄断特权地位。而这个运行机制则是由经济，政治，文化资本家通过博弈过程中的合作机制来完成的。　　

毛泽东对这种文化再生产中的资本垄断很早就有了察觉，在其口述自传里他说：“有一天，我在这些古代传奇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可注意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于是我便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耕种田地，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的。”[11]毛泽东对《水浒》这部独特小说的关注贯穿了他的一生，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下层群众群体集体造反的故事，它展示了一种反规范的社会结构，一种反规范的生活方式，一种反规范的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部书是毛泽东晚年政治行为的背景音乐，而其在观看根据《水浒》故事改编的评剧《逼上梁山》后所写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亦可读作在旧的历史舞台上，旧的文化中—引者按）人民却成了渣滓。这种颠倒的历史现在要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面目。”[12]则可看作他晚年凭借其无所比拟的影响力对传统惯习进行悲壮颠覆的一个宣言。

毛泽东几乎要求人们破除对一切政治权威的迷信（对党的机构的迷信，对长官（当权派）的迷信），对文化权威（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迷信，以至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迷信，他在１９５８年成都会议上讲到，马克思也只有两只眼睛，也会犯错误。更甚至于包括对他本身的迷信，他嘲弄林彪对他的吹捧不过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他反对树立对他的“绝对权威”，他认为自己在后人看来也许会显得非常可笑，并早晚有一天也会“被打得粉碎”——“那又如何？不过粉碎而已。”[13]

　1958年5月8日　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大讲“破除迷信”问题，鼓励人们不要怕“教授”，不要怕“孔夫子”，不要怕“外国人”，甚至也不要怕“马克思”。他兴致昂然，旁征博引，一连举出春秋的颜渊、秦国的甘罗、汉朝的刘邦、项羽、韩信、贾谊、三国的周瑜和孔明、晋朝的王弼和荀灌娘、南北朝的兰陵王、唐末诗人李贺、唐太宗李世民、宋朝名将岳飞，以及释迦牟尼、达尔文、马克思、列宁、李政道、杨振宁、安眠药的发明者、青霉素的发明者、全国人大代表郝建秀、西游记中的哪吒，等数十位古今、中外、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物，用以证明“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学问比较少的，被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 毛泽东还特意以中国传统“第一圣人”孔子和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举例，认为：“孔夫子当初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过吹鼓手，帮人家喊礼，后来才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但时间很短，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和我们现在的一个县差不多，他那个司法部长相当于我们县政府的司法部长。他还当过会计，做过管仓库的小官。可是，他就学会了很多本领。……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也只有十几岁、二十岁。他的民族在印度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14]　　

还是在在这次会议上，5月18日，毛泽东又在一份关于科学家、发明家小史的文件上批示：“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来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家、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 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 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 在同一时期他还多次说过，司马迁不受辱刑写不出《史记》，左丘明不被流放体验不到生活，而曹雪芹家境不衰也就没有《红楼梦》了，等等。[15] 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饯　崔使　君序》一文时，信笔写下了以下批语：“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　　

可以看出，鼓励经济，政治，文化资本的弱势地位者（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长期惯习下来的对权威的迷信，重建其自我位置感和自尊意识是他的主要目的。而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对强势者资本优势的削弱。　　

毛泽东1958年5月1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长会上的一段讲话，其中讲道，“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是不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16]　　

　1968年8月18日　，为纪念毛泽东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由陈伯达、姚文元起草了《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人民日报》稿。毛泽东修改此稿时加入了几句话：“‘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说错了吗？完全不错。这里说的是‘轻视工农’又有架子的那一小部分的大学生。轻视工农而又自觉以为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应该彻底改正吗？”并把其中“挑动工农斗学生”一句，改成“挑动群众斗群众”。同样，那些拥有权力的政府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特别是在地位和生活上都有特权的干部子女，虽然就自然出身而言可谓“根红苗壮”，但他们是最容易丧失本色，存在着质变的危险。[17]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传统惯习的颠覆是通过资本标准的转换来完成的。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关于“又红又专”的问题就是这一转换的关键，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关系思维中，一个人取得较高社会地位，社会评价的基础是所谓的“有本事（有专业知识有才干）”，即“专”，而在这次讨论中，“只专不红”、“多专少红”和“先专后红”都受到了激烈的批判， “红”，即人民性和革命性，被突出到了最为重要的位置。简言之，政治上和思想上与“人民”认同的立场和态度，是获得崇高地位的重要途径。毛泽东通过这一资本标准的转换就彻底颠覆了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形势，原来占据资本优势的高官，大知识分子，资本家，资历深的人现在成了弱势地位。于是社会的评价体系就成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知识越多越反动”，“青年人胜过老年人”……　　

1960年2月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第35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时，当读至书中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的具体表现是：大多数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还低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而大多数庄员（指集体农庄）的文化水平还低于农艺师的水平。如果要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就必须把工人和庄员的文化水平提高到工程技术人员和农艺师的水平”的论述时，毛泽东批语：“有问题。只提文化技术水平，不提思想政治觉悟。”同时谈到：“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这两件事情不是一致的东西。旧社会的规律是：被压迫的阶级文化程度低，一般地说他们知识少，但是比较聪明些，原因就是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社会生活，他们的社会生活知识丰富；压迫的阶级，他们的文化水平高，书读得多，一般地来说他们的知识多，但是他们比较愚蠢些，原因是他们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的心理。科学发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的人。许多工程师并没有发明，而普通工人反而有发明。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工程师和工人的差别，不是不要工程师。历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在我们的国内战争中，我们的各级指挥员，从文化上说，比国民党的那些从国内和国外军事学校出来的军官低，但我们打败了他们。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亚洲当时文盲多，欧洲当时知识分子多，文化水平比较高。”“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况不同了。可是我们还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也就是他们的知识虽然多些，文化虽然高些，然而同工人、农民比较起来，他们同样是愚蠢些。我们的干部子弟，一般的说来，就不如非干部子弟。他们的架子很大，优越感很强，可是没有生产经验，没有社会经验。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18]　　

毛泽东不放过任何一个讽刺挖苦知识分子的机会，并且还说过许多大伤知识分子人格的话。比如他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号召小人物打倒大人物，“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不要迷信书本，不要迷信权威，不要迷信“洋教条”。反对专家治厂，突破规章制度的框框。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对各种规矩、礼数也是非常讨厌。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还有这样一些警句和格言：“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　　

“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不是进士和翰林。就是当了进士和翰林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大学士，而刘邦是个大草包。”“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祖冲之自己也没有上过小学，是个吹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高尔基只读过两年书，学问完全是自学的。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卖报出身的，瓦特是工人，发明了蒸汽机。”[19]　　

毛泽东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视为“源”与“流”，“体”与“用”之间的关系。虽然历史资料并不支持关于毛泽东晚年根本否定甚至敌视知识和科学价值的笼统说法，但是问题在于，他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人为地划清界限，前者是“源”，后者是“流”，前者为“体”，后者为“用”，其位置不能颠倒，并以此为据，知识分子被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部分。这就是著名的“皮毛之论”：“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20]　　

甚至直到1976年3月3日逝世前的几个月，他还坚持认为，孔夫子、秦始皇、汉武帝、曹操、朱元璋等几个他所钦佩的历史人物，都没上过大学，但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　　

“青年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延安时期他就曾说过：“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很不喜欢老人，因为他们是会欺负青年人的，青年人谁没点错误呢？但是你错不得，他们对你是很凶的。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21]　　

1954年他支持李希凡、蓝翎批驳《红楼梦简论》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大人物”压“小人物”的不满。通读毛泽东当时给中央政治局和有关人士的那封信，我们可以看到，与其说直接矛头是纯粹对着俞平伯本人的，不如说其目的之一也是要表示一下自己要为“小人物”撑腰、说话的姿态罢了。就在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一文的空白处，毛泽东留下这样的批语：“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在这些批语中，毛泽东的态度和倾向明明白白地表露出来。但到1957年,已晋升为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日报》理论部负责人的李希凡，撰文批判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来势不可谓不凶猛。但此时毛泽东却为“青年人”王蒙说了不少好话，而对李希凡的评论文章批语“简单化”，“使人读不下去”。原因是“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表示自己这次要站在王蒙一边。[22]　　

在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到邹容和章太炎，认为他俩都性格鲜明，并且做出大事时都是青年人：“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主义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17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20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破除迷信” 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23]　　

但是，“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24]　　

以上这些看似仅仅是毛泽东的一些非连续性的讲话，批示和文稿片断，但鉴于毛当时的至高无上地位，他的每一句话对全国上下的影响都是关键性的，何况如福柯所讲，“任何论述都是相关于那些被命名、被描述对象或那些被肯定、否定关系之可能性法则和存在规则,而这些可能性法则和存在规则形成了场所、条件、涌现的领域,形成了个体或对象之分化的要求,形成了那些因陈述本身而起作用的事物状态和关系”[25] 话语实践就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有确定社会时空定位的规则体系，因此，毛泽东的权威话语论述无疑具有经济，政治，文化资本标准的重新确立以及相应的再分配作用，具有实质性的社会重新洗牌功能。　　

二，对场域结构的颠覆　　

在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中，场域与惯习是相互交织的双重存在，一般状况下，场域型塑着惯习，惯习是某个场域（或一系列彼此交织的场域）固有必然性体现的产物，但惯习是以某种方式进行感知、感觉、行动和思考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每个个人由于其生存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经历而通常以无意识的方式内在化并纳入自身的，它是持久的,这是因为即使这些惯习在我们的经历中可以改变,那他们也深深扎根在我们身上,并倾向于抗拒变化,这样就在人的生命中显示某种连续性。因此，惯习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也就是说当社会场域改变之后惯习不会马上改变，并且具有对现有场域的反抗作用，以使其与它相适应。我国解放（尤其56年公有化完成）以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制度，管理体制无疑与解放前不可同日而语，但长期阶级社会状态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惯习僵化着人民的思维，压缩着人民的想象空间，使国家的制度建设和管理架构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残留着以往的社会场域结构。这也是让毛泽东深为担忧和恼火的，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不加紧摧毁这些场域结构而任其发展，那么新社会甚至有完全回到解放前的危险，所以一方面他在尽其所力地颠覆着惯习的思维结构，另一方面，他也不遗余力地摧毁落后的场域结构，使其彻底摆脱惯习的反型塑。　　

就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　1966年5月7日　，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来称为“5·7指示”。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勾画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的轮廊。即工人、农民、学生、军人、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以一种职业为主，兼学别样。“学文、学工、学农、学军，参加批判资产阶级，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学校”。　　

　1966年4月14日　，毛泽东曾对一个文件作出如下批示：“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浦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全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26] 　　

　1968年6月28日　北京语言学院的7名共青团员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我们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过去他们在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经受了考验，不愧为英雄好汉。现在他们当了“官”，作了“老爷”，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上有了特殊待遇，革命性就远不如以前了。长此以往，他们就会失去在革命道路前进上的“自由”，就会逐渐蜕化为特殊阶层、修正主义者。为此，我们以为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彻底改革：（1）降薪，取消各种特殊待遇。（2）革命干部应经常地参加劳动。（3）、凡是违犯党纪国法，做出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应一律予以制裁。（4）尽快在全国普及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5）在假期，青年学生经常组织起来，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或者到部队去当兵。毛泽东　1968年7月12日　在这封信上批语：“他们所谈问题，确实重要，应在运动中解决。请你们通知他们：信收到，看到，并注意了。”[27]这封信连同毛泽东的批语，曾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显然这封信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而　1968年5月7日　黑龙江革命委员会在庆安县柳和创办了一个专供机关干部参加劳动的“五.七干校”，毛泽东很高兴，似乎找到了解决干部问题的典型教材，在　1968年10月2日　送审的《人民日报》为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的编者按语稿上他作了批语：“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因有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28]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大期间谈到新当选中央委员中的一些基层干部时说：“要注意，要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有些干部为什么受到群众的批评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29] 在谈及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至少有60天。那是一个在山上的县，很穷。越穷就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30] 　1972年8月1日　《人民日报》社论摘要公布了这段语录.　　

另一方面，在中央领导机关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则强调要选择一些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农干部。在考虑中共“十大”领导班子的人选时，毛泽东提出两个主要条件：一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二是要年轻。　1972年7月24日　，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谈话时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31]1973年8月24日毛泽东又在周恩来来信上批示：“多次讲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 [32] 同时，毛泽东对由于人为造成的等级差异极其不满，试图进行改革。关于废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改变帽徽、领章问题，1965年4月28、29日在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战备计划时，毛泽东说：“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 [3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956年11月15日　）。 1972年8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摘要公布了这段语录。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场

于是，一方面，发动知识青年下乡风潮，让他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号召干部到“五七干校”；另一方面，向全国大、中、小学派驻“工宣队”、“军宣队”，建立由基层社会组织直接推荐学员的选拔制度。为了扭转和改变这种相互外在的二元结构，毛泽东试图通过建立新的教育体制，使用强力实现“劳动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一方面主张“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住机关，这样写不出东西。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34] 1964年2月3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35] 　　

在工业领域，企业主人究竟是工人，还是经营管理者？毛的路线，似乎始终是想试图探索一条工人自治、工人自主管理的路线。1958年鞍山钢铁厂提出的所谓“鞍钢宪法”提供了这种探索的一个标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更多地注意了收入分配上的差异，而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则是不太重视的。如恩格斯后来在《论权威》一文中说：“进入工厂的人请放弃一切自由。”[36]而毛泽东的关注点显然是在掌握巨大政治（权力）资本的工业官僚对生产过程和生产资料的控制。鞍钢宪法是针对苏联的所谓“马钢宪法”的 ，毛泽东代表中央写的批示说：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现在这个报告，“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指示要求大中企业，一切大城市都要把它当作一个学习文件，有领导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37]鞍钢宪法与学大庆的结合则是毛泽东工业管理思想的一种体现。其精髓在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以人为本”“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38]　　

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传统的社会场域实际上进行了大胆的解构，第一个层面，他把以前彼此分割的多个场域，如农业，工业，军队，教育学术圈，官僚干部圈等等进行了交错重构，使这些场域相互联系不分彼此，第二个层面，他重新把场域里的各个位置成员之间的资本结构进行扁平化配置，并增强其流动性，使得如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教师和学生，下级和领导等位置相当程度上资本趋同化了。更进一步说，毛泽东的目的是彻底的消解掉传统场域结构中的位置（身份）惯习。　　

三，评价和反思　　

毛泽东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身后，人们对他的评价毁誉种种，但任何人都无法撼动他在二十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伟大地位，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根本之点正是如　何新　先生所说的，它表明“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静止无矛盾只需要向前发展经济的平静社会。这个社会作为一种中性的过渡形态，它既存在着向前，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进步的可能，也存在着向后复辟和倒退，倒退回半殖民地和原始积累血腥资本主义的可能。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仍存在着极其深刻复杂的差别、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中既包涵着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的内容，也包涵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对这种矛盾，如果统治阶级、执政党处理不好，则发生动乱、暴动或革命是随时可能的。因此，历史绝不终结。”[39]是毛泽东让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阶级社会的惯习仍旧会长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而在把经济资产阶级打倒以后，无产阶级并不能放松警惕，而是要继续与政治（权力）和文化上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但是他生前最后的努力失败了，他所期望的人民群众的斗争和自发创造走向了反面，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和苦难。咎其原因，我觉得有如下几点：　　

首先，毛泽东过于相信群众的力量，相信群众的自发创造，人民公社的失败和文化大革命的失控都是与其对群众运动的放纵有很大关系的。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系统的计划或“伟大战略部署”。他开启了造反的闸门，点燃了火种，然后坐山观斗因势利导，试图将运动一步一步引向他所追求的方向。但事与愿违，国家陷入混乱，使他的最后几年陷入了极度的困惑和痛苦之中。
       第二，他忽视了法治的建设，以至于文革期间“砸烂公检法”，使社会进入了“无法无天”的状态，他因为资产阶级法律制度存在无法克服的内在虚伪性而彻底否定法制，这是不正确的，法律确实是有阶级性的，既存在资产阶级法律，但同样也可以创造反映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法制，毛所追寻的公平正义价值和反映其理念的场域构造如果没有法制的固定和再生产化就无异于沙中之塔，社会就会不可控制地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泥沼，而那样的话无产阶级的利益只能会更加无法保障。　　

第三，毛泽东试图以自己巨大无比的声望和影响力颠覆中国长久以来的阶级社会历史实践在人民心中内化成的惯习结构，但吊诡的是，他是在以权威的方式反权威，以他自身的惯习去颠覆大众的惯习，结果必然导致个人崇拜的产生和偏激理念横行于世。

然而，我们在他的晚期思想中仍旧看到了不少伟大的火花，在我看来，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举措都可以用民主来形容，这种民主是一种全面的民主，即超越了单纯政治民主的“政治，经济，文化”整体民主，在二十一世纪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完全应该和有必要借鉴和吸收毛泽东以及我们广大民众用血和泪浇灌而成的经验教训，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民主制度，以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垄断进行全面有效的控制，使人民真正生活在公平公正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我认为这个目标是必定能够实现的，因为毛泽东已经把革命和民主的精神深深地溶进了中国人民的血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