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汶川地震报道中，媒体的热情和专注可谓空前，夜以继日工作在灾区现场的媒体人员们在艰苦而艰险的环境下坚守着工作岗位，其勇敢和辛苦是有目共睹的，而此次报道难度之高也是空前的，在中国灾难报道史上创下了几个第一：

 

1/第一次实现24小时全程多场即时直播和文字报道，投入的人力之大速度之快可谓空前；

 

2/报道涉及的部门及专业之广也是空前的；

 

3/及时呈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反应，体现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的高度关联性；

 

4/把平民作为报道的核心，而没有聚焦在官员和名流的立场体现了一种民本意识。

 

5/对人心和人性的高度重视使诸多报道非常有深度，而且在一些细节上的处理非常符合灾难报道基本的人本原则，产生了非常正面的影响，例如《中国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的地震专刊将所有受访的临时孤儿和孤儿都隐去了真实姓名，其保护孩子的良苦用心体现了新闻工作者应有的人文素质。

 

然而此间呈现的诸多问题也需要高度关注。此次震灾报道中集中存在的问题有：

 

1/缺乏文化素养，挖掘各种现象的文化价值的能力不足。

例如政府此次设举国哀悼日，首次为在自然灾害中罹难的平民降半旗，确立了救人第一的救助原则，这些表现是对中国文化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人本思想的回归，是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的生动表现，而某电视大台竟将此解读为“与国际接轨”，大大贬低了这些举措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接轨”的意思是我们原来没有，比较落后，这种认识出自国家大台，其盲目崇洋的态度和草率的作风实在与其重要的地位不相称。

还比如救援队在救援时，有些受难者在救助过程中死去，但救援人员还是坚持把尸体挖出来，这个举动的意义并不亚于救活一个人，因为这样做不仅是对逝去的生命的尊重，对在一旁等待的死者的亲人也是莫大的安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是人对在灾难中的亲人普遍的心情，如果当时放弃尸体，对生者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而这个举动的人文意义被轻视了。

 

2/缺乏起码的同理心，以至显得很没有人情味。

媒体报道虽然是工作，但以伤害受难者为前提的方式是缺乏起码的道德的。某电视大台著名主持人和该电视台记者在面向全国直播的晚会上不断让失去亲人的受难者（以蒋敏为代表的）回忆亲人受难的经历，该电视台的某位女主持在晚会现场竟然会对急于寻找失踪父母的孩子说“如果你失去父母我们会如何”之类的话，这些作为完全违背作人最起码的良知和常识，对成年人和孩子都是严重的伤害。该台为了煽情，竟让孩子们回忆他们在地震现场看到的惨景，这对台上的孩子和电视机前的孩子伤害有多深是令人痛心疾首的。该电视台主持人竟然会问出这样一个问题：“孩子们，地震发生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会想到去救其他人？”其对什么叫“见义勇为”缺乏起码的认知可见一斑。还有某地方媒体记者居然会问领到死者保险的家人：“你高兴吗？”

不止一个电视台的记者不断向还被埋在瓦砾中的受难者提问，也有记者为了抢新闻，对刚获救的受难者频频发问，全然不顾他们已经筋疲力尽。还有一些摄影师追拍受难者和孩子，对孩子构成了惊吓，和失去亲人的受难者的悲痛心情相背离。

还有某电视大台记者以拍摄报道为名，占据了救人的直升机两个位子，那是两条生命存活的机会！

以自己的立场为中心、不能与他人共情，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他人生命之上，为了浅薄的收视率和煽情而不顾及对生命的伤害，媒体呈现给公众的形象是如此，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对孩子的示范作用非常令人堪忧。

百密一疏是正常的，但这些错误显然不是工作的疏忽，是价值观的缺损。

 

3/知识贫乏。

此次报道中，我看到不止一位电视记者发生用大灯照刚被救出的伤者的镜头，而这种做法会导致遇救者失明。我还看到电视台记者在手术室或飞机上采访伤员的镜头，且不说这样做明显会妨碍救治工作的进行，单从对伤员的顾惜就非常欠缺，中医讲“开口神气散”。

 

对于明显患有挤压综合症的伤员，记者们不仅在其身上压了3块预制板等待救助的情况下还要采访对方（这被中国的百姓认为是很冷血的做法，工作难道比生命更重要吗？），而且对于挤压综合症完全没有认识，既不能向广大群众籍此解释伤员存在的生命危险，对于其后来的死亡原因能有一个科学理性的了解，反而不断给伤员递牛奶，递水，这些做法都会导致挤压综合症的加剧，这些错误的示范对于不了解挤压综合症的人是一个误导，而灾难报道一个重大的责任就包括救助和逃生知识的教育和经验的分享，媒体人员因为知识缺乏而犯的这些错误，反映出我们对媒体从业人员的教育和管理还存在非常多的漏洞。

 

对于救援知识的缺乏也使很多记者无从了解救援工作的艰难和危险，所以没能让不在现场的人充分了解实情，在某些事情上引起了公众某些不必要的误会，比如，以汶川的地形和震灾后的现场，救援部队已经尽全力赶赴现场了，但记者很长时间都解释不清道路被损毁的程度和大型机械无法通过的客观现实，以致有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会抱怨甚至指责救援人员。

 

对于日本俄罗斯救援队的工作方式和专业精神，记者的呈现是不够的，这不仅错过了分享他人救援经验和方法的宝贵机会，而且对于什么才叫专业救援的认识不能有更深入的理解。事实上救援工作的危险程度之高和工作的复杂性，这次整体呈现都是不充分的，除了他们也会面临被突然倒塌的建筑物伤害和感染病疫的风险，因为操作不规范还可能会被遇难者传染乙肝、丙肝、艾滋病等风险，这些都是应该高度注意的。至于在现场是应该吊还是凿，是应该挖还是拆，其判断之难是需要丰富的救援知识和经验才能完成的，仅有热情是不够的，科学规范的操作，才是值得推崇的救援方式。这不仅使救援会更可靠更有效，也能保护好救援人员的安全，救援人员的生命也是应该珍惜的。而对于大多数没有足够保护措施的民间救援者，这些报道和提示也是对他们的爱护，他们凭着一腔热血参与救援，如果因为知识和经验不足而受伤，也是让人痛心的事，媒体有义务传播专业而规范的救助知识。

 

4/不亲临现场，就敢夸夸其谈，评论和报道明显脱节。

作为有全国知名度的主持人们平素享有无限风光，但此刻不能共赴国难，不能深入灾区，对灾区现场的情况和他人的苦难又缺乏同理心，其评论和感言既不真诚也没有专业度。

这一点和凤凰卫视的差距太大了，凤凰卫视此次所有著名主持人全部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深入灾区，他们谈自己的见闻和感受就会让人信服。而且作为公众人物，出现在灾难现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代表公众，对灾区的民众和救援人员是一个多大的心理支持！

 

5/不实报道仍有发生。例如，前方救援工作尚在紧张进行时，某电视大台记者竟然发布消息说，救援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某报记者在报道王友琼（196小时后获救的老太太）对救她的两条黄狗的态度时，歪曲王老太太的本意，随意发表评论说王老太太忘恩负义，不仅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名誉权，而且对不了解情况的公众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我所谈论的这些问题并不是瑕不掩瑜的问题，而是作为媒体人这个角色和在这种重大事件中如何真正履行媒体责任的硬伤。

 

至于如何做好灾害报道，我建议如下：

灾难报道分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其报道原则存在一定的共性：

 

1/对于无论哪种灾难，报道的核心在于对灾难发生的原因和现在造成的伤害以及未来可能造成的影响，在不同时段，这三者报道的篇幅要有合理的调整，例如在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呈现现场的毁坏程度是第一报道重点，对原因的分析则可稍后，并不能给出太具体的结论，除非证据凿凿，至于对将来的预估则不需要当下讨论。

 

2/对于受难者和救助者两方的报道给与什么样的报道比例，这次的处理从宏观上是比较好的，既唤起了全社会对灾区的关注，也体现了守望相助的社会风尚。基于不同的诉求，这个比例可以有不同调整，例如对于人为灾难的报道，好像恐怖事件，对受害者的充分呈现是对恐怖分子强烈的谴责。

 

3/呈现灾难，但要以不伤害现场受难者和不破坏救援行动为原则。报道工作永远没有救死扶伤更重要。

 

4/报道不能一味追求轰动效果而令观众读者受伤，过分血腥和悲惨的画面以及描述性的文字和恐怖的声音都不能出现，以免惊吓到孩子、精神病患者和心理脆弱的人群；

 

5/对于各种伤害发生的危险性应做客观的描述和科学的解释，不能仅做感性的煽情，以免误导缺乏相关知识的受众发生不必要的恐慌和误解；

 

6/对于受难者不要频频采访，以免其反复回忆受害经历，加重心理创伤；即使因为工作需要采访了，也应该适当隐去受访者的姓名，尤其是失去亲人的孩子，以免其日后不断被人追问，或其再次看到报道唤起惨痛的回忆，因为很多孩子的心理创伤会置后显现，以唐山孤儿为例，有些幼童的创伤反应是到其青春期才显现。如果采访受难者，未经其许可，不应公开其姓名，甚至应用马赛克遮盖其脸部，以保护其尊严和免其被他人骚扰。

 

7/作为采访者，不可以对还在应激反应期里的受难者说：“没关系”“我了解你现在的感受”“你能活下来就是幸运的”之类完全不能体谅受害者感受的话，对于老人和孩子，也不能说“如果你失去父母（子女）我们会如何”“你失去了孩子（父母），我们都是你的孩子（父母）”之类加重受难者心理创伤的话，只能说“对你的遭遇，我感到非常难过”；也不应出现男主持人或记者以安慰的名义搂抱女性受访者的行为，这在东西方的礼仪中都是没有教养的，除非你是心理治疗师有治疗的需要，或你是她的长辈，她能接受你这种方式。

 

8/采访灾难现场，是否可以进入救治区，可以进行什么样的采访，可以使用什么样的设备，需征求专业医师或救援人员的同意，以免影响正常的救治工作甚至伤害到伤员；

 

9/采访车，不能堵塞救护车和救援车通道，以免影响救援工作的进行；

 

10/对于灾难发生的原因，记者没有能力解释，不能随意揣测，要请有关专家发言；对于某些不能确定的信息和知识，报道者应至少向两个以上的渠道核实其真实性和可靠性，更加要避免的是断章取义的报道。

 

11/对于涉及国家和民生安全的特殊区域，例如国防重地、银行、化工厂等地的灾后现状，要有安全保密意识，有些内容不能披露，更加不能拍摄，国家安全也是人民的利益。

 

12/媒体在呈现现场时，应同时展开安全教育，面向广大群众传播灾难逃生、自救、寻求他救等知识，例如这次应向广大群众讲解降低挤压综合症的发生概率，遭遇被埋时，人应如何做紧急处理，针对什么样的伤情，在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未到场时，周围的人如何做才是正确的等知识。

 

13/媒体应发布灾难现场所需支援的具体现状，例如什么样的人不可以进入（尤其对发生恐怖事件或火灾等灾难时），什么样的人员奇缺，需要什么物资，对口管理的部门是谁，程序怎样。这次很多人积极充当志愿者，但因为去灾区前对灾区情况不了解，所携带的救援设备和物资不匹配，或基本不具备救援的专业能力，使有些志愿者的参与没有形成积极有效的结果。

 

14/对于民间的某些传言及时辟谣，稳定民心，而对即将发生的危险，例如是否会有余震，下一次洪峰到来的时间，恐怖分子作案的手段等应进行必要的信息和知识的分享，加强公众的安全意识，协助政府做好安防工作，赢得公众的理解和信任。但在措辞时，不能使用形容词，只能使用数据、科学术语等严谨的表达方式。

 

15/对于上前方的记者，媒体后方应随时给与其专业知识的辅导与补充，不能假设其是百事通，例如，此次报道中，关于挤压综合症和灾难创伤的心理干预究竟是什么意思，媒体后方的工作小组应随时把有关知识传递给前方的记者，帮助其理解现场发生的各种现象关键何在。

 

16/给与前方记者必要的安全教育和心理疏导，此次很多记者缺乏必要的人身安全的保护措施，有些记者在回城后发现患有一定程度的忧郁症，都是应高度重视的，至于对其所受的身心伤害应给与什么样的救治和医疗保障应有一套完整的管理规定；

 

17/对前方记者的轮换应有一个合理的周期，后续人员和前锋人员应有2-3天的交接期，以免后续人员不了解前方情况，使报道出现断层。

 

媒体的行为影响面广，每一个媒体人都应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专业知识，履行好自己的责任。尊重事实、关怀众生、弘扬人类正义是媒体基本的职业准则。片面主观、哗众取宠、信口开河、断章取义、缺乏基本的道德意识和同理心等都是新闻工作的大忌。

 

奥运会开幕在即，对于这样一场世界性的盛会，其报道的复杂性和跨度都是对中国媒体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文化素养、专业知识、职业价值观等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在这样一个多种信仰、多种文化、多个民族的大聚会中引起问题，都不是小事。媒体人如果能透过这次事件认真总结得失，改进工作，会使我们的话语能力有一个良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