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轰击“恶搞屈原”的理性思考——强奸的历史主义

曹国奇

刚才看了一下评价“恶搞屈原”的帖子，多数人义愤填膺，认为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的爱国英雄，我觉得这种多数人现象或多或少反应了我国人们的劣根性——我们总是将英雄打扮得像出嫁的大姑娘，我们总是将帝王打扮像圣人，我们总是将臣民描述成刁民，其实我们的爱国英雄多数只是被征服者，我们的帝王只是个政客，我们的臣民总是大将军。

这里我们还是先看看什么叫恶搞。恶搞是网络带来的一个新鲜事物，我国词典上还没有收集它，它的大意大概就是“对已有著名事物的反讽、解构和创造”，比如吉尼斯纪录、金草梅奖、搞笑诺贝尔奖、厕所文化、关公战秦琼、馒头案、大话西游等等。恶搞虽然是网络带来的新鲜事物，但是它同样历史悠久，以至无从考证它的起源。可以这么说，相声、漫画、演义、戏说等文学艺术都与它有共同的基因。

恶搞这么普遍，这么被人爱戴，可能还是在于它是普通百姓（贱民）表达自己思想的一种方式。这个世上的话语权总是由道貌岸然的精英把握，他们用宏大叙事一统江湖，创造了历史和文化。但是野草百合也是生命，同样要发言，也想把自己的想象力喊出来，把内心的感受泄出来，这样便有草根文化和艺术，现在称为恶搞。恶搞是人们热讽冷嘲的解构事物的姿态，是人们对喜闻乐见的文艺批判，是人们在平凡中思考的再现。比如我小时候就听见大人这么恶搞，说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觉得将关公写得太完美，于理不通，准备在他与皇嫂同居岁月的章节中加点“彩”，于是关公显圣了，恳请罗大人笔下留情。这个恶搞反映人们对英雄太完美的不满。

草根的声音是很反映百姓的声音的，当正统总是将英雄、帝王、政治等歪曲得十分完美时，他们就会恶搞，以纠正这种歪曲。这种纠正在西方国家叫民主，可是我国不是民主国家，是集权国家，统治者和精英总是利用他们特有的激励作用放大或者抑制某些因素，从而强制和改变百姓的意志，以对它们有利。于是爱国＝忠君，反党＝叛国，一切都这么微妙地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导致“强大”自生，自然“强大”的基础自卑也自生。久而久之，我们的个性都消失，整个国民都自卑，在上司面前学会奴才，在下司面前学会恶霸，于是都学会同一种声音，同一个姿态：英雄总是完美，君主总是圣明，小人总是刁猾。这种外强中干最终导致一个现象：我们的爱国英雄总是被征服者，我们的圣明君主总是卖国贼，我们的刁猾小人总是大将军。

屈原投江恶被搞成跳蹦极本是对事件的一种反思，这同美国人给其总统漫画几下没有二异，这是很正常的异类声音和思考，为什么就招到这么强烈的反对呢？我觉得这在于我国的自卑心理在作怪，因我们自卑便寄托我们的英雄是伟大，便寄托我们祖先是强人。恶搞屈原严重伤害我们的自卑心理，所以要严厉打击。显然，网友们讲到的多数理由都不过是这种自卑心理的反应，他们因为这种自卑心理便看到种种道貌岸然的反对恶搞屈原的理由。比如有人这是歪曲历史，其实我们的历史从来都是歪曲的，从来都是权势者写的，有谁保证屈原不是政治失意后去钓鱼休闲，一个头脑发晕掉到江里去的呢？比如有人说我国了解历史的人不多，这种恶搞会导致不良影响，其实了解历史是教育的责任，恶搞没有这个义务，相反这种恶搞反而激发人们去了解这段历史；比如有人说对爱国主义教育不利，其实活着总比死更爱国是个硬道理，这种人生观和道德观在战场上也是适用的。如果每个人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就以死表示忠心（就算“忠心＝爱国”吧），我看我们这个国家不用建设了。

再说如果一定将屈原的爱国上升到至真，那么他的敌人——秦王的爱国又该怎么定论呢？在逻辑上看，爱国大概有宏大与局部之分，不分清这种辩证关系，我们在爱国教育上一定是躲躲闪闪，愚弄百姓，其结果不断制造达赖。显然，我国对于屈原、若飞、文天祥这样的局部爱国英雄一直很棘手的，我国很长的时间里几乎避而不谈他们，因为他们的爱国行为在后来宏大的国家角度看则是反历史的。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辩证过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而是采取了鸵鸟政策回避不该回避的问题，并且不断歪曲历史以掩盖历史。我们这种掩盖能换取民族间的共和，却不知这导致我们在国家上日益产生自卑心态，于是在“恶搞屈原”这种很普通的演义事情上突然普遍产生极强的爱国激情，以掩盖自己的自卑。这种爱国激情只是欺软怕硬，骂软以迎合硬，明着是爱国，实质是立牌坊，是对国家的党政、文化、经济、道德和信仰等一切失去信心后的表现，是癞痢怕月亮的表现。在外国侵略时，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侵略，有这种自卑心理的人——喊爱国喊得最响的人，总是第一个发财者。端午节如果不是韩国人刺激一下，大概会继续鸵鸟下去，不会有今年的公休。正如张大虾子导演的电影《英雄》所强调的，所有的刺客是英雄，所有被刺的也是英雄。这部电影在制作艺术和导演艺术上其实很差，与大作制身份不符，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严厉批判“恶搞屈原”的正义人士看不出张大虾子的深刻用意——刺杀的和被刺杀的都是英雄。

人类的历史实际就是强奸的历史，是一些民族强奸另一些民族的历史。强奸未遂叫侵略，强奸成功叫殖民，如果强奸成功后又结婚生孩子，就叫民族融合。也许这种强奸的历史主义也是恶搞，使我们在面子上过不去，但是这种思想的的确确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现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强奸后组成的大家庭，他们的儿女在面对其先辈们的“卑鄙”行径时自然难于启齿，左右为难，于是在爱国英雄的评价上总是躲躲闪闪，不断制造谎言链来回避这种强奸的历史，这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我国由轩辕、神农、蚩尤几个小部落（民族）发展到今天，也是依照强奸历史主义的基本原则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在强奸历史主义原则下，国家主义总是高于民族主义，民族会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少，但是国家更加会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少。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消灭部落、消灭民族、消灭国家的历史，从而我们的团队（国家）越来越大，我们挑战自然的力量也越来越大，于是我们基因——物质基因和精神基因，越来越具有延续的理由。延续生命（基因）是所有生物最基本的本性，我们所有行为最终都是为这个本性服务，所以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改变我们的历史，使之不是强奸的历史。所以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形成都是在抗争和反抗争中形成，在形成的过程中，抗争者是英雄（局部英雄），反抗争者亦是英雄（宏大英雄），因为他们都是在尽自己的天职，只是一方是征服者，一方是被征服者而已。在基因延续上，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没有本质差异，他们获取了更好的共同延续的理由——共同生儿育女的理由。

人类也是好胜的动物，所以在民族融合和国家融合过程中，都不想当被征服者，而是想当征服者，但是这个没有定数，弱者可以变强，强者可以变弱，只有真正的强者且在恰当的时机下才是轩辕皇帝、秦始皇、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由于我们没有正视强奸的历史勇气，所以我们总是记住胜利者的英雄气概，而总是忘记他们的涂炭生灵。屈原被我国奉为爱国典范，绝不是因为他的爱国行为出类拔萃，而是其爱国行为很特殊，因为他是汉族人，他的敌人也是汉族人，且一直是被文人唾骂的爱国英雄秦王；因为他的爱国是对一个昏君的忠，爱国不像其它英雄那么纯正。“忠”总是统治者和精英们的最爱，在他们那里“爱君＝爱国”，所以屈原这位尊神的形象不能被漫画，不能被恶搞。

所以，在国家范畴内我们必须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消灭民族主义，必须坚持国家主义至上原则。但是，在国家形成过程中一切反征服者都是民族英雄（爱国者），都值得我们永恒的纪念。我们得承认我们是强奸者和被强奸者共同的子孙，尽管那段强奸历史很痛苦，很不光彩；我们得承认民族背后的血缘关系在强奸完成后一点都不纯正，大地皆是杂种，民族的血缘纯正只不过是语言和文字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