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新媒体霸权与两岸统一大业
关键词:汶川地震 新媒体霸权 统一大业 传播 暖春之旅
在汶川地震救助的特殊时期,我们的情绪与感情很难用某些词语或者语言来形容,虽然全国哀悼日已经结束,我们对地震所造成的灾难的关注并不会就此停止。个人认为,我们需要正视损失与启示,并从全新的角度客观总结“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国际社会状况,抓住机遇、积极应对,将灾难所带来的损失最小化。(具体参见《汶川地震所带来的七大损失》与《汶川地震的六大启示》)。
从5月12日下午14:28,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CCTV将新闻频道、国际频道等主要频道并机直播同样的内容,然后是5月19日开始并持续三天的“全国哀悼日”。全国所有的电视台的所有频道都在同步播出同样的节目,即使在内容上出现一星半点的差异都会让人感觉诧异。
这一切都是由中国实行的“新媒体霸权”所决定的。
通常认为的现代社会的“媒体霸权”的实质是媒体把新闻作为一种产业来进行标准化加工和商品化营销,而大众则别无选择地把被制造出来的新闻当作文化来生活和消费。换而言之, 媒体是在有意“制造新闻”而不是在客观“报道事实”。结果是,自以为自主、自立、自觉的“现代人”在铺天 盖地、无孔不入的媒体新闻面前,精神世界日渐被“殖民化”,成为媒体的“奴隶”与“傀儡”。价值、信仰、理性、神圣、优美、崇高等成为被弔诡的对象,人们只能随着媒体而起舞,纵情于支离的感性世界和虚无的精神世界之上。
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已经对媒体霸权进行了系统的论说与批判。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教授在论述传媒产业化道路的时候说,目前我国传媒业的资产属性是国有资产,但当前媒介的市场扩张行为又是以权力单位为主体来进行的,这样就存在着一个国有资产出资人缺位的问题,这种出资人的缺位就使得媒介无法建立起适应市场竞争的现代企业制度。
而产权问题也就是中国一直处于“媒体霸权”状态的根本原因!
在本人看来,媒体霸权是指政府部门把媒体作为喉舌的行为,在媒体霸权统治情况下,所有媒体所播出的内容是统一的,步调是统一的、口径是统一的,观点与出发点是统一的。
媒体霸权在中国一直存在,从秦始皇那时的统一文字,到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那之后延续二十个世纪科举与八股,再到康乾盛世与更早些的“文字狱”,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推行日语教育都是媒体霸权,最近的媒体霸权是1966-1976年之间的“文化大革命”。
另外,网络时代又给传统的“媒体霸权”增添了新的内容,本人宁愿把在汶川地震的正在延续的媒体霸权现象,比如设定“全国哀悼日”以及举全国之力办奥运的持续而又集中性地宣传称为“新媒体霸权”。
在已经定性了的同一个重大事件中,个性化思维让位于共性化的需求,所有人都在统一的情绪下生活,“新媒体霸权”所起到的作用就更明显。在这样的时候,大家或者保持沉默、或者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能够为大家所接受的意思。任何不和谐音都会招致唾弃与谴责。
在政治上历来有执政党与在野党之分,双方对国民都有浓厚的家长意识。而家长意识的核心表现就是以媒体为喉舌,对民众进行思想性教育。不管是由于军事战争还是内部政变所引起的朝代交替,还是同一朝代下的大选之后,执政党都会组建内阁。同时一一对应的是在野党内部的“影子内阁”,这一方面随时伺机找茬反攻,同时也是不停地演练,为在野党转而成为执政者做准备。
政治原本就是权利的集中体现,执政者因为有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国家机器与配套设施的支配权,因为有外交方面的话语权,有立法与司法解释权、有执法权,有经济上的产业、行业与企业的开发权,有权批准、收回与批评甚至惩罚从业者的违规行为,有在税务及各种费用的经济发展的“抽头儿”权等多种权利,并时刻想着自己的地位坚不可破,因而也就造就了“媒体霸权”现象。媒体根据执政者的意愿,来决定媒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媒体是需要有一根红线与禁区的。
只要不是自由意志统治的社会,媒体就带有从属地位,所不同的仅仅是从属于谁的问题。
媒体要出新、要出奇、要做出自己的特色才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存活,但从根本而言媒体还是要代表某一种利益的,所不同的是,它代表是政客的意志、草根的意志还是入侵的列强的利益。
其实不要把一切都“上纲上线”,不搞“泛政治化”的前提下,媒体霸权还是安定团结的重要保障。
由于网络媒体的兴起,中国当前的媒体霸权相对可以称为“新媒体霸权”。相对应的旧媒体霸权是指“文化大革命”之类的非常时期与政治敏感时期,对一切异类都持封杀的态度的。
汶川地震中所体现的“新媒体霸权”有很多新的特色。
比如:地震发生后3分钟,MSN、QQ等IM就开始有反映,然后是论坛、博客、播客、视频等等,媒体把这称为“网民记者”。从校园到写字楼,到处都有网民记者的身影。这显示出普通百姓参与信息传播并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再比如:由于在版面、时间、筛选标准等方面的限制,因此,权威发布看传统媒体;同时民间也自发地通过网络来发布和接收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在其间,网络作为民间信息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官民导向的统一与互补彰显了强烈的爱国情怀,特别是在三天的“全国哀悼日”期间全部换成黑白版,步调出奇的一致。
再比如:信息发布的简易性导致信息传递者的庞杂,并难免有部分人在不觉中沦落成为被人利用的工具。这从细节上讲是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从宏观的角度讲是在动摇人的信念,并增加行动中的不和谐因素。爱心就此成为谣言传播的导火线。
再比如:以万科为舆论核心的明星企业、财富榜著名企业家、以及红极一时的明星,都成为网民口诛笔伐的对象。成为危机公关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媒体体现民意,任何一点点的疏忽,在当前的情况下,都会招来唾弃。
其实,媒体霸权有巨大的力量,那种力量来源于执政者的意思表示,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带有巨大的威力与能量。
任何分裂与不稳定的局势都会给人以不安全、不塌实的感觉。
在地震之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对日“暖春之旅”中,取得了福田康夫首相的欢迎,而且也“慰问”了前任几位首相的家属与遗孀,更与明仁天皇进行了会晤。全世界都将此作为成就卓著来评价。
我们知道政治是难度最大的事情,因为你要面对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群人,一个党派,而是一个国家,你需要得到他们统一的态度。因此每一点政治成就都是值得庆贺的。
但假如我们知道,日本的政局相当不稳定,每个首相在任的时间都相当短,即使是当前的福田首相,能否坚持到80天之后的北京奥运会都很难讲。假如再联想到,几乎每一任日本执政党都一方面尊重中国的态度,转脸就去修改历史教科书、就去参拜靖国神社。我们的成就感还那么强烈吗?
据说,日本企业已经将谈判负责人阶段性轮换作为得到更高的利益回报的策略性选择,不管是在企业还是在政治角度讲,我们都不能不防。
再比如微软(中国)总裁的人员一直不稳定,平均一年左右就要“走马换将”,在这种时候,前任总裁所做的承诺与所打下的关系是否依然算数,就很难讲了。
中国的媒体霸权,在很多时候是可以起到鼓舞人心的效果。狂热的时候大家都狂热,即使你不狂热都要表现出狂热,以营造让别人保持狂热的氛围,尊重别人狂热的权利。相反,在悲痛的时候都悲痛,即使你不悲痛都要表现出悲痛,以营造让别人悲痛的氛围,尊重别人悲痛的权利。
情感原本就是一种权利,在特殊时候,这种权利就成为一种不断延伸演变的伟大的力量。
其实,假如权利所带来的不是官场腐败、不是官僚作风、不是权利寻租的话,假如权利能够带来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百姓衣食无忧、安居乐业、生活和谐;国家根基强健、民族统一、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尊重等条件下,媒体霸权也是很需要的。
我们需要的不是幼稚的个性张扬,而是内心责任感的真实表达;我们要的也不是浮躁状态的“愤青”,而是谋求国家强大的良好愿望的前提。
统一大业尚未完成,而且汶川地震这一国难刚好为我们提供了两岸统一的良好时机。
从国民党退居台湾,台湾这个小弟弟迎娶了美国这个“媳妇”起,这个媳妇时刻在阻碍台湾回归到兄弟相逢的步伐。但所谓分久必合,这是客观规律,兄弟之间也可以感受到,分家不是应对危机的最好方式,该回家的时候总是要回家的;虽然分开久了,回家的时候难免不习惯,而且作为台湾的“媳妇”的美国在干扰台湾的回归的同时,也无法漠视两岸同宗同族的客观历史。
当前,与大陆面临的各方面窘境一样,台湾同样感受到“次级债”所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同时,执政党一直在党派之争上处于尴尬境地。其实大家都知道,所谓“台独”不过是美国这个“媳妇”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的策略罢了。当执政党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同一个国家与地区内的其他党派的应对上,在尊重了个性与民主的同时,势必会影响统一与发展的大局。
我们鄙视日本那种走马灯般换首相与内阁,同样对微软中国区总裁的易动频繁而感觉遗憾。
只有一个国家所发出的是一个声音,是一个标准,有权威的渠道来得到说了算的人,而且说话算数,也会给国际社会一种安全感,至少“搞定”了一个人,就可以确保其执政期间的承诺不变,而国家没有了党派之争,就不会出现对外承诺“抵赖”的情况。
不管是国家、党派、企业机构还是某个人,莫不如此!
作为负责任的政府,中国需要持续这种“新媒体霸权”。
贾春宝
2008年5月22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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