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对法制影响的思考
李玉海
一、价值衡量
价值是由自然价值、社会价值和劳动价值组成（见《价值动力学》）。
“财物”的价值主要体现在金钱方面。我国刑法将“贿赂”的内容直接限定为“财物”，虽然也有一些补充规定，由于目前对价值定义内涵不确定，缺乏可操作性，定罪量刑都有困难。但是损害了法律的完整性。
一些非财产性利益，包括高档的娱乐消费、安排出国旅游和留学、艺妓表演、性服务、袒护、提供官职和职位机会、社会影响等，都属于价值范畴；而且有的还可以以金钱计算其价值。
非财产性利益与财产性利益并无本质区别，都能够满足人的一些寻求；在一定条件下，他们甚至可以相互转化。所以，如果以不正当手段获得，都应该得到法律的惩罚。
价值具有流动性和转化性，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时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私利，为逃避审查，并不立即收受财物，而是等离职后收取约定报酬，出现“期权寻租”。权力属于社会价值范畴，不论有无约定，都应是受贿。
二、法制之本
法制之本并不是公平，也不是公正，而是对价值取舍的判断。公平与公正只是实现价值均衡的手段。社会上法律判决上出现不公平与不公正的现象是价值的影响。
价值的损失有社会方面的，也有个人的；有长远的，也有短期的。那么对价值认识的不同，就有不同的标准，就有不同的刑事政策。由于各个地区、时期不一样，同罪不同刑，因为价值损失不同。
从
如果比较《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关于适用死刑的最低贪污数额标准(10万元)，王成明的贪污数额已经可以死3000次了。
有人说，死刑的威慑作用是有限的；死刑会强化犯人继续犯罪的行为；死刑犯的家属会对社会产生怨恨；等等。
但是，刑罚本身就有复仇的成分，有杀一儆百、预防犯罪的效用。这不是法律被死刑犯绑架了吗？西方刑法惩罚是目的，所以经常对一些罪犯给予死刑或终身监禁的惩罚。
三、犯罪的周期性
价值变化的周期性决定着犯罪率的周期性变化。
1. 成本方面：罪犯犯罪的成本低。比如有人研究得出结论，夏季的强奸犯罪率高。这就是成本低的原因。
2. 价值方面：价值变化大会引起新的犯罪。比如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整体的犯罪率一定会出现波动（没有做过统计）。
3. 收益方面：逢年过节，犯罪率都会波动。
4. 制度方面：制度漏洞或变更周期会引起犯罪率波动。廉正风暴必然会降低经济犯罪率。
5. 分配方面：贫富差距扩大会引起犯罪率升高。造成贫富差距的制度变化有周期性。
6. 心理周期：人的行为具有周期性，导致出现冲动、不理智行为，也会使犯罪率升高。
7. 建设周期：比如在城市建设期间，流动人口剧增，成为滋生治安和犯罪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权力制衡
权力属于社会价值，权力集中会引起利益集中，造成利益不均衡。权力分配应该符合“能压”相等的原理，即“能量自然分配原理”（见《价值动力学》）。这其中包括全社会系统的权力分配。权力分配均衡，公民就会从中得到均衡利益，就会得到法律保障。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力就是选举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原则是让公安、检察院和法院三家机构互相制约和监督，但是现实中是检察院可以监督另外两家，包括法官涉嫌经济犯罪也由检察院侦办，但是没有哪家可以监督检察院，这样背离了权力制衡的原则。
五、量刑变化
价值是变化和可计量的。
1. 调整滞后
量刑数额标准上滞后。1997年和2006年的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标准分别为6470元和21001元，相差3.24倍，然而量刑标准却没有根据国民经济、人均收入的提高相应调整，以至于判决结果相较十年前显得越来越重。这与罪行相适应原则背道而驰。
2. 量刑断档现象
依照相关司法解释，盗窃3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可定为数额特别巨大。盗窃9999元只能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只要再增加1元，超过10万元依法就只能判处无期或以上徒刑。可谓1元之差，差之千里。量刑制度标准存在非常严重的断档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