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简、便、廉、验”被从业者乃至寻常百姓不假思索地指向中医药的时候，这里强调的是不假思索，反而到了必须对此重新区隔和界定的时候。而正如我们所怀疑的一样，一批业内有识之士亦在奔走疾呼，其核心的焦点在于——廉价中医，以及与此相关的、被曲解的“简、便”。然而现实是，“有效且廉价”占据着中医药发展思路更广泛的话语权。
作为一种致力于以宏观经济规律的视角观察、报道中国卫生行业的期刊，《中国卫生产业》杂志推出本文的目的有三：
一是，制定怎样的中医、中药价格形成机制。我们不认为涨价可以解决目前中医院遇到的困境——尤其是中药收入仅1/3、西药收入2/3；中医院纷纷关闭中药房等等——但一个不基于供给关系和成本规律的定价策略一定会造成伤害，长此以往甚至伤及根本。
二是，强调“简、便、廉”的政治作用未必能够为中医赢得明天。当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成为各级政府民生考卷的必答题时，相当多的声音主张“简、便、廉”的中医药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医疗费用。正如业界所达成的共识一样，降低价格并不能解决医疗体制沉疴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否则，由国家发改委主持的历时数年20余次药品降价应该已达到目的。
三是，中医药应寻求的是价格向价值的回归，而这种回归必须辅以大产业观梳理。此外，政策上应该有更多的、步子更大的改革，如广东围绕“建设中医药强省”开展的中医药价格调整试点（本文对该试点进行了报道）。
用一句话概括我们的观点就是：用发展眼光看待中医药的“简、便、廉”。
追溯形成“简、便、廉”观点的历史，最早可以到1600年前，晋代医学家葛洪编著的《肘后备急方》，其自序言“易得之药，兼之以灸，使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而后是隋唐战乱期间，药王孙思邈有感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根本无法获得昂贵药物，因而广泛收集民间有效而简便的药方；另一个高峰是明代医圣李时珍重视民间医疗经验，一些在《本草纲目》中的处方讲求简单精练，药物采集、制作讲求方便，不取昂贵之材；近代最重要的时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普及农村医疗卫生制度，毛主席提倡“一根针，一把草”为农民群众治病，大力培养“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的赤脚医生。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简、便、廉”被作为中医药核心价值时的经济、历史特殊性。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步入了它的而立之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三位，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与时俱进，今天我们应该重新定位中医药的特点，专注于它的可持续发展。
孙亮/文
廉价中医药遭遇时代挑战
张利刚 桂克全
廉价不能承受之重
中医药“简、便、廉、验”的特点几乎尽人皆知，但是，在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的今天，这些特点也面临着发展的大课题。
中医不能“贱卖”
在一些发达城市，由中医师做的推拿、按摩等服务只收费30元左右，类似的服务在洗浴中心则会收费70到100元不等，而与之相似的韩式敲骨或按摩的收费则更是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2007年北京市中医局公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中医部分诊疗收费不合理现象较为突出——北京市医疗服务收费标准是1999年制定的，其中，中医诊疗收费项目有75项，偏低的有71项，占中医诊疗项目的94%。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课题组组长贾谦指出：“定价太低，没有体现中医的价值。许多原来使用普遍、疗效较好的中医技术正面临失传的威胁。不少医生开始转行……”谈及中医药的价格问题，贾谦老师忧心忡忡。2007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医发展论坛上，北京光明骨伤医院院长韦以宗教授说：“中医的收费价格已严重背离了价值规律，‘贱卖’中医后患无穷！”
桑植是位于湘西北边陲的一个县城，邻接重庆、湖北，大山阻隔，民风淳朴，人们更多地还是过着传统的生活，就连看病，中医也仍然是很多患者的首选。可是，即便这样，全县唯一的中医院——桑植县中医院的中药房，依然困难重重。四五年来，该医院每年的流水一直保持在800万元左右，但来自中医药的收入才仅仅150万元，不到总额的1/5。一位莫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县人民医院的中医药收入更少，一年跟他们一个星期的差不多。正是因为利微甚至亏本，近几年来，一个又一个的中药房相继被医院撤销。
一组来自全国中医医院医疗质量检测中心公布的数据表明，近几年来我国中医院整体服务水平有所增强，但还普遍存在着中医治疗率偏低、危急重症就诊率低和中草药使用率低的“三低”现象。与此同时，中医院的中、西医治疗率的差距却在增大：中医治疗率逐年下降，而西医治疗率逐年上升。数据表明2000年到2003年期间，在中医院的住院病人中，中医每年治疗的百分比分别为28%、25%、20%和18%；在住院收费比例上，病人花费的西药费用占总费用的37.4%，而中成药和中草药费用仅占总费用的8.07%。
中医之所以被“贱卖”，虽然不全是中医“简、便、廉”特点造成的，但也与之不无关系。这些特点已成为人们对中医的直观理解。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医药价格低廉的特点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却犹如一把双刃剑，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中医药发展的不利因素。
其实，“廉”字一个标签并不能造成中医的“技价背离”，也不可能导致出现中药的价格低于价值的现象。但是，“廉”字却妨碍了人们对中医药真实价值的认识，让人们形成了“低价”对中医药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惯性思维。同样，通过简单的提价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医药目前的处境，解决中医药所有的问题。只有对中医药自身和影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作出清醒的认识和客观的分析，并加以适当的调整，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在社会环境、科技水平、经济规律、政策制定、管理体制对事物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对中医药“简、便、廉”的特点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就显得势在必行。
诊治价格比较
由于中医药更多地是在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中发展形成的，因此对中医药的价格进行一个纵向的比较就非常困难。本文只能把中医的诊断同基本类似的西医项目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尽管由于中西医间诊治项目和手法都有区别，但是对于疗效和过程基本类似的项目，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可比性的。
以北京地区为例，单次西医静脉注射收取的费用是1.5～2元，中医针灸收费4元，中医的穴位注射收费则只有1元。从操作人员来看，西医的注射是由护士操作的，而针灸服务则要求必须是由5年本科毕业的针灸医师操作。其中人力的成本差异和价格差异，毋庸多言。
对于相同病症的治疗，中西医之间的服务费用也存在很大的差距。以骨折复位为例，西医做复位手术或骨折复位平均收费在350元以上；中医服务，骨折则收费80元，脱位收取60元费用。即便是相同的治疗方法，中西医之间的收费也有很大的差距，同是牵引疗法，西医操作其收费为16元，而中医仅为3元。
我国中医医疗机构的主体是近3 000家国有非营利性中医院，这些中医院执行的收费价格都是物价部门制定的。很多中医院的院长都向本刊记者表示：在“突出中医特色”和低廉的中医收费政策夹缝中，中医院生存状况艰难。更有部分中医界专家认为，“廉”这一顶高帽子已经压垮了我国1/3的中医院，再继续下去的话，“廉”要压垮的就不仅仅是中医院这么简单了，价廉会危及中医生存的根本。
服务价格比较
如果说在医疗领域中医价格低于西医是因为中医自身有不足，似乎还能让人接受。但是，中医在养生、保健和部分疑难杂症的治疗上具有西医难以比拟的优势，推拿、按摩、针灸、刮痧与中药汤剂等服务项目更是中医最常用,也是最具有中医特色的治疗手法。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当今的保健服务市场上，中医这些“祖传绝技”的服务价格居然低于一些保健服务的项目。
与五花八门的洗浴、足疗中心比较，得出的结果是——中医按摩20分钟以内10元，而市场上保健按摩往往40分钟上百元，甚至更多。中医按摩是由5年大学本科毕业的推拿按摩医师实施的，收费价格仅是桑拿按摩的零头。面对仅仅几元、几十元的服务收费标准，也难怪会有一大批专家学者纷纷呼吁中医药“技价背离”了。
有识之士指出，如果这种现象不能得到改变,将会极大地伤害中医从业者的自尊心和积极性。长此以往，我国的中医队伍中会逐渐有人因失去从事中医诊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另谋它途，这对中医事业和患者都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中药价格比较
中药汤剂是许多老人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因为中药苦涩难咽的味道和漫长的煎制过程对于从缺医少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来说，实在是一种难忘的记忆。当人们已经习惯注射治疗、点滴治疗和服用西医片剂之后，这种记忆就显得更加珍贵。
中药，这一被世界医药界越来越重视的药物领域，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却不容乐观。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规定，中药房出售中药饮片价格不能超过收购价格的25%。国家制定这个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护中医药，使中药房能以较低的价格收购到药材；同时，也是为了惠民。但是，近几年来，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由于物价因素和劳动力价格增加，导致了中药材的生产和运输成本不断上升，而从中药材种植者手中的收购价格也因此逐年攀升。但是，大多数中医院因为长期保持“低价策略”，导致了中药房的中药销售价格几乎没有上涨。这种以压缩中药房利润空间来谋求发展的做法，最终导致了国内许多医院被迫取消中药房，甚至出现了中医院靠卖西药为生的怪异现象。
当人们已经习惯了在全球化市场带来的劳动力资源日趋紧缺的环境下，依靠机械化生产获得生活和消费的物资时，几乎完全依靠劳动力手工培养而出的保持绿色、天然的中药材还是当年俯拾即是的廉价之物么？相对于更多的是依靠流水线和集约化生产的西药而言，中药“天然”、“手工”的价值不但没有得到体现，甚至最简单的“物以稀为贵”的经济规律也没有在中药身上得以体现。
“廉”岂止伤害了中医院
网络上曾经流传过“中医医生勉强能解决温饱，要想发财，代价坐牢”的笑话。网络媒体的调侃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中医收入的尴尬。
解放军302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刘士敬表示，通常情况下，综合性医院中的中医科室都是比较受排挤的。1个月1个科室做中医的收入只有近6 000元，加上其他一些项目，1个月的收入可能只有几万元。而相比之下，其他西医科室做1个项目检查就上百元，1个月的收入几乎可以达到几百万元。
说到低廉的中医药价格，北京市积水潭医院中药房主任翟胜利显得很担心，“中医药价格这样低下去，中医恐怕后继无人”。道理很简单，年轻人觉得“名中医自己还挣不了几个钱，我还学他干嘛？”与翟主任一样挚爱中医事业的吉林省辽源市中医院院长王龙，曾于2007年12月18日在《中国中医药报》撰文指出，中医医疗行为多半为纯“手工”的，也有些是靠体能和实践技能来支持的。技术劳务较高，应适当提高其服务价格，提高医疗技术劳务性收费的含金量。
贾谦对本刊记者表示，中医药价格和价值背离会严重地妨碍中医的发展。中医师靠中医技术不能获得满意的收入，势必会导致中医师们倾向掌握其他能挣到钱的技术，这样就会导致中医人才流失。同理，中药房靠中药不能维持生计就会导致中药房关闭。
有专家指出，医院的收入是从医生的技术活动中获取的，而医生的技术活动不外乎诊断、用药、技术操作等。中医如此，西医也是如此。在医疗技术的实施过程中，靠医生双手操作的有中医的针灸、正骨、按摩和西医的注射、手术等，即便是检查诊断仪器和治疗仪器也是靠人的操作来完成的。在西医依靠医疗仪器增加服务价格的同时，中医院的中医师们则是依靠“低价促销”医生的技术活动来维持低水平生存。
有调查显示，我国中医医院针灸科2004年与2002年相比，减少了51.5%；针灸科人数较10年前下降了45%。近几年来，针灸专业毕业生因找不到工作而改行的比比皆是。除了针灸以外，骨科和儿科等中医项目的前景也不容乐观。骨科是中医最具特色的疗法之一，仅正骨手法就有几百种。但现在临床应用很少，难度大、危险性高的手法已经无人问津，许多手法面临失传。某市中医院骨伤科9位医师中有7位毕业于中医学院，但他们治骨折不会用小夹板，治腰痛不会用旋转复位法，原因是“不想学，学了也无用”。中医的“技价背离”导致中医治疗病种萎缩、学术倒退。据古医籍记载，针灸适应症有100多种，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针灸治疗病症有43种，可是现在针灸科常看的病症只有10多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光靠中医界人士的民族感情和对专业的忠诚，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医在国内的滑坡问题。
“药材种植积极性下降”也是中医廉价的负面影响之一。中药材种植面临着农业人力成本和机会成本上涨的双重挤压——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劳动力成本由早几年每人每工30元上升到现在每人每工50～60元，对于药材道地产区农民人力成本的计算应依据城镇用工的工资标准；而近年以粮食价格上涨为主要拉动力的农产品涨价，使种植中药材的机会成本要参照其他作物的价格波动。发生在经济发达省份——浙江的案例非常有代表性：“浙八味”之一的杭白芍因质实沉重、有效成分高而备受一些知名企业青睐，但2007年种植面积由原来最高年份的3 000多亩已萎缩到不足600亩，且面积仍有不断缩小的趋势。还有浙贝母中的精品——东贝，从历史最多年份的856亩下降到目前的不足30亩，面临灭绝危险。
中医药的“简”、“便”是指中医对行医的条件不做太严格的要求，但我们不能认为中医诊断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中医“简”、“便”的背后更多的是让人想象不到的复杂。
“简” 便”背后的复杂
中医诊治看似简单，但是背后却隐藏着中医师多年含辛茹苦的学习和实践——貌似三根手指即可诊断疾病，却不知即便相同的症状，还要根据不同患者决定不同药物、药量，并调配君臣辅佐；中药看似天然、野生，俯拾即是，但在资源日益匮乏的今天，其本身凝聚的价值却在与日俱增。
“简”、“便”不容曲解
一位聋哑的维吾尔族姑娘，经过只学过几天医学知识的解放军卫生员针灸治疗后，瞬间痊愈，开口便唱《东方红》——这是“文革”时期小有名气的一个戏剧。文艺作品虽然不足以用来作为中医药“简”、“便”的凭证，但也通过夸张的手法烘托了中医的特点。
将中医药的特点总结为“简、便”难道错了吗？当然不是。中医在一般情况下，诊断病情确实要比西医简单得多，便捷得多。“三根手指”、“望闻问切”都是中医诊断的主要方法，相比于依靠庞大医疗器械诊断的西医来说，的确简便。但是，认为简单地学习几天中医便可治病则是典型曲解中医。
正因为“对中医药特点的误解，导致很多中医服务项目定出惊人的低价。”北京市朝阳区某中医诊所的一位老中医这样解释中医药廉价原因。翟胜利也表示，中医药的“简、便”是“从面上看”，我们对它的理解，却不能仅限于此。“中医与杂技演员有某种相似性，都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对于“简”、“便”，广西名中医刘力红的一次谈话有着正本清源的意味。他说，“简”就是中医学科的学问，是至简之道。中医的简，是很清明的、简析的。“便”是指中医行医很方便，不受任何时间、空间和条件的限制。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诊病、看病。没有药，可以用针灸，甚至没有针灸，也可以点穴，就是它非常方便，不需要一个医院，更不需要像西医那样多的设备。
中医是怎么炼功的？相对西药，中药又有哪些特殊之处？表面简单的中医药背后到底有何玄机？这些问题的答案恰恰就是中医药的价值所在。
中医差异服务不能以低价为卖点
中医的诊断和服务是一种因人而异的差异服务，每位到中医就诊的患者都会享受到最切合自身特点的诊疗。差异化服务让患者接受与自己病症完全吻合的治疗，药物对身体造成的影响也就自然而然降到最低。
“适应症用于神经炎、神经痛、月经痛、头痛等症；用法与用量：口服，1次1片，一日3次”。这是某品牌西药脑宁片包装盒上的用药说明，也就是说，只要患上这4种病的任意一种，不管患者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不管是病重还是病轻，均一天服用该药3次，1次服用1片。西医和西药的特点决定了患者与患者之间，只要是同样的疾病，便做同样的检查，服用同样的药。然而，中医中药却非如此，不同的人即便患的是同样的病，医生开出的处方也许完全不同。
中医讲究辨证论治。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体征，通过分析、综合，判断为某种证；论治，就是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中医治病首先着眼于证，而不是病的异同，因此，同一疾病的不同证候，治疗方法就不同；而不同疾病，只要证候相同，便可以用同一方法治疗，这就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针对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的法则，是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
中药的功效原理是对药物“何效、效何、如何效”等规律的认识与驾驭。一种药物往往有多种药用性能、功用、疗效，根据不同的医学原理，可以从中选择不同的功效，通过不同的方式，作用于不同的目标，发挥不同的疗效，进行不同的评价，发展为不同的药物体系和功效模式。
寻求患者之间的差异，然后根据差异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而非与西医一样，实行同病同药，这是中医与西医的主要区别，也是中医智慧的体现。这一点，只要看过中医的人都有比较深刻的体验。在中医诊断时，医生不但要诊断脉象，还不停地问患者的生活状况，甚至一些看似与疾病无关的东西。几乎技术越高的中医在诊断上耗费的时间就越长，这是由医生要尽可能找到最符合患者的诊疗方案的特点决定。
天然与手工操作的中药材
中药材都来源于自然生长的植物或动物，纯天然成分，并且在种养、采收、包装、加工、运输等方面，都有明确而严格的要求，保证药物尽可能不受污染。
吉林通化一家中药材种植基地的经理范先生说，种植中药其实非常讲究，必须根据药用植物不同生长发育时期的需水规律及气候条件、土壤水分状况，适时、合理灌溉和排水，保持土壤的良好通气条件。施用农药时，务必遵照国家农药管理条例，采用最小有效剂量，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以降低农药残留和重金属污染。即便是一个简单的中药施肥，中药材GAP也有明确规定，应当根据药用植物的营养特点及土壤的供肥能力，确定施肥种类、时间和数量。施用肥料的种类以有机肥为主，依据不同药用植物物种生长发育的需要，有限度地使用化学肥料。允许施用经充分腐熟达到无害化卫生标准的农家肥。同时，禁止施用城市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及医院垃圾和粪便。
除此之外，中药材GAP对于药用动物养殖管理的规定也同样非常严格。比如，需要根据药用动物的季节活动、昼夜活动规律及不同生长周期和生理特点，科学配制饲料，定时定量投喂。适时适量地补充精料、维生素、矿物质及其他必要的添加剂，不得添加激素、类激素等添加剂。饲料及添加剂应无污染。
与中药材种植培养相关联的是中药材的加工和炮制，中药材一直延续手工操作的炮制和加工工艺。鉴于中药材的大小、形状各不相同，炮制的火候也因此不同，加之中药材的取材可以是植物的根、茎、叶，乃至昆虫矿石，所以很难对中药材的加工进行统一的机械加工。这就使中药材的加工是靠原始的手工操作来完成。
在无限追求规模化生产的今天，手工产品不仅没有在我们生活中消失，反而显得弥足珍贵起来。比如手工棉被、钱包、饰品等，即便价格要高出同类非手工产品的几倍，也不影响人们对它的宠爱。手工操作凝结更多的智慧、汗水、时间，这是手工艺品昂贵的理由。中医中药虽然不能类比为手工艺品，但手工操作所需要的劳动力价值却是相同的。
人才培养更难大批量
“学中医五年，临床却无所适从；再学十年，开始有点头绪，发觉自己懂得太少；又学几十年，然后发现自己刚刚进到中医这扇门的里面……”一位网名叫做凡人的医生如此描述自己学习中医的心路历程。这位中医的网络自白很形象地表达了中医人才培养的艰难过程。
几千年来，培养中医人才一直靠师徒传承，通过口传心授，将基本理论、中医特色、临床经验传授给徒弟。徒弟在抄方侍诊中，了解老师的思维方式和治病用药的方法。作为继承性极强的一门医学科学，中医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边实践，边学习，边总结。
北京顺义的一位老中医说，中医难学，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医讲究用药调理阴阳，治根治本。 医生需要通过对四诊，即望、闻、问、切的结果进行综合全面的分析，得出病症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这全凭医生对各种症状了解和诊断的经验，所以难之又难。但西医诊断，却可以借助大量仪器，如化验、B超、X光、磁共振等，然后得出结论。拿化验的结果与正常值比较来诊断病情，当然要简单多了。二是，西医的治疗方法有手术、化疗、注射等，治疗的部位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中医的治疗方法则是针灸、刮痧、拔罐等，治疗方式基本上都与人体的经络穴位有关，而经络穴位在人体上是不可见的，有的甚至是游走的。这些均要凭借医生的工作经验和对病情的了解作出判断。
一千多年来，中医一直都是师徒相传，虽然建国以后我国成立了一些中医院校，但是想通过模仿西医的集中培养、短期传授系统知识的方式，现在看来还远远没有达到目的。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每次到药店坐堂都会带上10多个徒弟，出诊时徒弟分别坐在一张大长桌的两边，师傅的望、闻、问、切，徒弟都要认真观察，并做详细的记录。针对每个病人，师傅都会对症状加以讲解，并拿其他的病例对照。徒弟回家要将每天出诊时师傅的讲解和遇到的问题作总结，供集中讨论时用。与中医因人施治相对应的是，中医人才的培养往往也是因人施教，这注定了中医人才培养不可能短时间大量化。
在“廉”对中医药和中医院的发展都造成了很大伤害的今天，简单的提高中医药的价格是否是中医药价值回归的根本途径？本刊认为，只有从造成中药价格和价值背离的原因着手，对政策、市场以及科技等各个方面作出适当的调整，才能彻底改变中医药被“贱卖”的现状。
价格回归 长路漫漫
2008年改革开放已经走到第30个年头，依据供求和价值规律制定商品价格，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基本原则。让市场规律来引导市场，已经成为国人的一个共识。然而，市场经济的规律在作用到中医药领域时，总是莫名其妙地失效。鉴于此，我们不得不问：是什么影响了中医药？
“技价统一”取决于政策
对于中医服务来说,“技价背离”的现状，与中医院的管理以及人们对中医的错误认识是密切相关的。自从西医进入中国以后，各种历史因素和文化冲击以及时代背景的影响，都对中医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中医逐渐地成了非主流医学，国家对中医和中医院的管理也没有严格地区别于西医，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医价值的真实体现。
“最令人不解的是中医相当多的技术根本没有定价！”韦以宗说，目前《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试行）》规定的3 966项服务项目中，中医只有97项，占2.45%。以大家最熟悉的针灸为例，规定的收费标准只有14项，这其中还包括了现代的电针、仪器针。让人不可理解的是，早在2 000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对针灸的9种针具、26种针法已经有了详细的记载了。
由于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缺乏了解中医者的参与，导致了很多政策和制度不符合中医的特点。中医服务的价格要回归，不仅仅是中医从业者自身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改变人们对中医认识的问题，这更多地需要国家对中医院的科学管理。
此外，加强对中医院的成本核算也是使中医“技价统一”的必要途径。中医界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西医的同一项技术操作，能因操作的部位不同而有不同的收费，但中医的针灸却不能因为部位不同、针法不同而形成差异性的收费标准，只能执行一个统一的标准。其实，针对不同部位和不同针法的针灸需要的技术熟练程度和其所承担的风险是不一样的。这对中医来说，是不公平也是不科学的。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06年开展的“中医医疗服务成本与价格研究”调研显示，中医医疗服务定价偏低，是因为在定价中医服务时未能充分考虑中医医疗服务手术的特殊性。同时，中医院开展成本核算的基础较差，不能做到按成本收费，造成收入与成本不配比性，影响了中医院特色发挥，特别是影响到今后中医院的发展。
从经济学角度讲，价值有相对和绝对之分。虽然我们没法确定中医收费的绝对价值，但却可以根据现有西医的收费标准，采取比较参照来确定中医的“相对价值”。假如把恢复人的健康确定为绝对价值，在同一绝对价值面前，为什么中医的服务费用却不足西医的1/5～1/10？这是许多中医从业者的发自心底的疑问。
市场也许是中医院的出路
“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中医医疗机构中还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特别是中药，依然还在计划经济轨道上徘徊。”一位三甲中医院的院长说：“长期以来，中医院的成本核算基本是空白，缺乏政策要求，各中医院也没有重视，一直是稀里糊涂混日子。”很多院长都说：“多少个发展中医、保护中医的政策都不如有一个好的物价政策。”这些来自中医院经营第一线的声音，道出了他们对中医政策调整的期盼，也说出了改变中医药和中医院现状的关键所在。
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程薇、房耘耘等共同完成的课题——《中医医院成本分析》显示：根据10家中医医院医疗服务成本核算的结果，85个中医医疗服务项目中，55个项目亏损，30个盈利。其中，中医针刺治疗项目、中医外治项目、灸法治疗项目均有不同程度的亏损。医疗服务价格的高与低是相对概念，价格的确定与成本是密切相关的，而目前大部分中医院都没有作全程的成本核算，致使相关部门制定价格缺乏有效的依据。
据调查，国内约占人口总数70%的农民群体及低收入群体的用药市场，无疑是中药产业应当开拓的空间。目前，这些人群仅消费5%的中药产品。
在国家尚未出台适合中医院管理的政策之前，市场或许是中医院实现自救的一个选择。中医在保健和康复等方面的特点，以及中药疗效独特、毒副作用小决定了中医如果走保健路线将不会存在太大的风险。如果中医院发挥这方面的特长，走出国有、公立的领域，让市场规律来支配自己，也不失为中医院部分科室发展的一个选择。既然日常的保健按摩都能比中医专业的按摩师收费高，那么通过发挥保健的优势，把部分项目、科室甚至整个中医院推向保健市场，也许对中医院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途径。
中药价值回归途径
在西医横空出世以前，中医因为诊断和治疗的手段简便而著称。当几种甚至一种原料通过流水线被生产成为统一规格、相同剂型的西药在健康领域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时，由大小不一、形状各异、产地差距数千公里的中药汤剂还能当得起“简、便、廉”的特点？
绝大多数的中药材都是来源于野生植物、动物和矿物质，在人类全球化脚步逐渐加快的同时，物种不断灭绝，野生资源逐渐减少，对中药的发展都形成了很大的限制。
曾有人预言，以科技创新和信息化、网络化为主体的中药信息产业，将是中药产业中继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之后，可能形成的第四大产业。但现实的情况是，我国中药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传递与交流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20世纪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和政府机构改革，部分地区原有的药材生产统计、药饮片和中成药生产、中药商品流转统计也因而停止。这为中药野生药材资源的普查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整个中药行业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缺乏正常的信息收集渠道，缺乏客观有效的信息，对中药的产业链形成非常不利。在各个行业的产业化已开始逐步全球化的情况下，中药价值要回归最起码也要形成基本的产业链条。
除了要尽快形成适合中药发展的产业链外，对中药资源进行保护和可持续开发也是势在必行的。中药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开发利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涉及农学、林学、生态学、生物化学和药学等多学科知识，还要求各行业的各级主管部门协同配合来完成。目前，我国的现状是很多中药材资源已经濒临灭绝。而矛盾的是，“物以稀为贵”的理论在中药这一领域里却没有发挥作用，面对越来越少的中药材，其价格却始终没有什么起伏。市场规律在中医药领域的再次失效，也是中医药价值不能回归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专家指出，现行管理体制不利于中医药快速发展。我国对中药实行的是多头管理，在缺少严格的沟通和约束机制下，各部门之间职能的条块分割，制定出的政策很难达到平衡协调的目的，甚至存在管理政策盲区。目前与中医药管理有直接联系的国家部门，共有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15个部门。每个管理部门都会不可避免地从本部门的管理职能出发去制定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这种多头管理的方式，导致了中医药领域的管理约束过多，加之许多国家部门在管理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中医理论和中药行业的了解，使管理过程忽视了中医药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用不适合中药的方式和理念来管理中药，这也是导致中药价格背离的因素之一。如今，“大部委制”改革已经启动，希望中医药行业也能受益。
●改革案例
中医药价格的广东实践
2005年4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提出“建设中医药强省”。
2005年5月，广东省委、省政府成立“中医药振兴计划领导小组”。
2006年1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吹响“建设中医药强省”号角。
2007年4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充分肯定了广东的中医药发展情况——广东建设中医药强省的经验非常宝贵，创新了中医药工作领导机制；形成了部门配合共同推动中医药发展的格局；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中医药特色优势进一步发挥,“三名两进”工程建设成果喜人，中医药服务能力快速提升；中医中药协调发展，形成了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价值链”。希望今后广东在创新中医药工作机制、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统筹中医中药协调发展、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解决制约发展的关键问题、加强队伍自身建设等方面，继续创造经验，做好表率，当好排头兵。
运用价格杠杆促进中医药业发展
从张德江同志提出,“建设中医药强省”那天，广东省政府就立志在全省给饱受怀疑的国粹中医药一个春天，让中医药成为发展地方经济的新支柱。为贯彻省委、省政府发展中医药计划，充分发挥价格政策在中医药强省建设中的作用，2006年7月25日，省物价局下发《关于运用价格杠杆促进我省中医药业发展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地在制定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时，要按照促进其发展的原则分步调高与西医诊疗目的相同的中医服务项目的价格，逐步缩小目前两者间的价差，理顺两者之间比价，遏制中医西化的势头，扶持中医传统医疗技术的健康发展。“通知”还强调，要适当调高体现中医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项目（如针灸、推拿、中医正骨等）的价格，提高名中医、名老中医的诊金价格，调动中医从业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这份“通知”，自2007年1月1日开始生效。
调整价格是必须的
“价格肯定该调，但不是涨涨价那么简单。”在记者询问中医药是否有必要调整价格时，郝院长在电话那头急切地甩出这样一句话。郝院长名叫郝建军，广州市黄埔区中医院院长，安徽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急症热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广州市中医药学会黄埔分会理事长。
采访到郝院长，已经是记者第七次拨打他的电话了。“你是真记者还是假记者？”这是郝院长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态度明显不耐烦。但是当记者清楚表明采访主题后，他很快便打消顾虑，开始急促地诉说他非常揪心的中医、中药之事。“真正要调整的是中医价格，并且要大幅度提高，中药价格却不能动，要调也只能是微调，否则老百姓受不了！”郝院长认为既要发展中医药，又要保证老百姓看得起病，只能这样做。
对于如何提高中医价格，保障中医收入，郝院长有着自己的看法：一是，向香港学习，中医的薪金发放跟公务员一样，由政府定期发放，额度高低不取决于医生看病人数或开出药物的多少，而是按医生的治疗水平给报酬，救死扶伤的能力越高，收入越高。二是，提高诊金，不能让中医每看一次病才收几块钱的诊疗费。他说，中医是一个凝聚智慧的职业。中医的智慧怎么体现，就是体现在处方上，所以，必须大幅度提高诊金，让越善于治病的医生拥有越高的收入。
关于目前中医普遍收入低的情况，郝院长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先以针灸为例，一次针灸收费20元不到，需要耗时半小时。医生的上班时间是8个小时，也就是说，例如一个医生上班时间不停地给患者做针灸，一天也就创收300元左右，而发放到医生手里的也就几十块钱。另外，诊金也是典型之一，普通中医给病人望、闻、问、切之后，开出处方，整个过程收费2.5元，一天下来，不足百元，医生的收入便可想而知。
郝院长在接受采访时，反问记者：“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并不简单，真正治疗好患者的疾病也并非那么便利。一个好中医是凝聚很多智慧的，那么多智慧每次就换几块钱，值吗？”
有变化，有进步，但只能叫开头
提升中医、中药价格的通知已经生效一年多了，中医院的执行情况是怎样的？新价格标准到底给中医院带来了什么变化？执行后又碰到了什么新问题？记者对此一一求证郝院长。
“有变化，自从提高中医中药价格后，我们医院的收入确实提高了。”郝院长首先就肯定了提高价格的作用，“但是变化不大，对多年不变的价格进行调整的确是政府管理的进步，不过最好只是一个开头。”还没等记者插话，郝院长马上就进一步表达了他对这次价格调整的看法。
当记者追问收入提高的具体百分比时，郝院长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重复强调“变化太小了，太小了”。
为什么会变化不大？记者了解发现，原因大致可以归为两个方面：一是，此次价格调整范围太窄，仅仅是价格饱受诟病的几个中医项目，如针灸、推拿、中医正骨等，以及为数不多的中药品种；二是，价格调整幅度过小，如针灸也就是从原本的一次几元钱提高到十几元。
或许正因为是小范围、低幅度的调整，记者在采访广东省另外某家中医院的时候，一位工作人员反问记者：“广东调整中医药价格了吗？”这对应了郝院长的评价——“这样的价格调整对于真正促进中医药的发展，只是杯水车薪。”
救死扶伤应该是医生唯一的事情
“在商品经济时代，麻木不仁，见死不救的现象确实屡见不鲜……救死扶伤是我们每一个医务工作者的天职……我也只是做了一件自己分内的事情。”这是郝院长在一次开会途中救助车祸伤者后接受采访时的讲话。在本刊记者的这次采访中，郝院长也强调了这点，那就是：“医生就只应该有‘救死扶伤’一件事情，这是医生个人的工作职责，也应该成为一种社会职责。‘救死扶伤’是医生应该怀揣的情操，但话说回来，社会不应该单方面给医生提这样或那样的要求，政府有义务想办法为医生创造全心全意救死扶伤的条件。”
那么应该如何创造条件，以及创造什么样的条件呢？郝院长同样有自己的看法：“就是保证医生不想着挣钱。现在中医收入不高，凭心而论，他们也有家庭，有老人要赡养，有小孩念书，自己还得要吃饭，他们能不想着赚钱创收吗？医生一旦成天惦记着赚钱，还能一门心思服务患者吗？”郝院长几乎在以一种抱怨的口吻说话：“况且，问题的关键是，现在中医的收入是与处方药物的多少挂钩的，直接导致医生给患者增开药量，这反而增加了患者负担，违背了国家意愿。”
“要想提高全民健康程度，减轻患者看病负担，必须提高医生的待遇，尤其是目前收入处在较低水平的中医。让医生衣食无忧。”说到这里，郝院长语气里依然蕴涵着一些激动。
患者最在乎的是疗效
低廉的价格对于患者来说真的就是百好而无一害吗？患者看病仅仅图的就是便宜吗？对于提高中医价格，患者能接受吗？这些问题郝院长在实践中找到了答案:“归根结底，患者来医院的终极目的是治好病，不是来凑热闹，买打折商品。没有疗效，价格再低有什么用？我们医院有个很出名的老中医，他的诊金就是50元一次，照样有人排队。”
说到患者看中医，记者不得不提及一个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在多次对中医、中药房的采访中，记者发现看中医的患者有两个特点：一是老年人居多；二是很多是西医没有治好而转看中医的。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中药房主任翟胜利也认可了这一现象，他说:“中医院恰恰就应该利用这两个特点，切实提高疗效。把老人的病治好，老人自然会影响年轻人是看中医还是看西医的选择；把疑难杂症治好了，就更加显现中医的优势。”
“用合理的价格促进中医提高疗效，保证患者的利益，然后依据切实的疗效提高中医服务价格，保证中医和医院的利益。要形成这样的良性循环，否则，中医、中医院、患者都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在采访快结束时，郝院长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