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者》杂志 经济时评专栏 2008年3月号
关注独生子女就业问题的特殊性
刘长杰/文
3月18日，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表示，5年内要解决大约5000万人就业问题。
与“加强农业”和“节能减排”一道，成为总理“必须紧紧抓住”的三件工作之一，就业问题对于中国政府之重，由此可见。而上溯20多年来“必保8%以上GDP增速”的刚性目标政策，事实上也是为了解决这每年新增的一千多万适龄人口需就业的问题。
政府重视就业问题的态度是一贯的，但客观说，今天这个需力促就业的劳动大军，与5年前相比，在人口结构、薪资水平和职业取向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让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下劳动力短缺问题。
两年前，当我国人均GDP跃过2000美元的时候，理论界开始热议“刘易斯拐点”是否来到中国。
在发展中国家内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格局下，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对低廉，等到非农产业的发展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就会逐步变成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这个时点，即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从2004年珠三角爆发民工荒开始，经济界就开始争论“刘易斯拐点”在中国是否已经到来。到2007年，当民工荒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是劳动力输出省份的时候，这种争论进入了白热化。
“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一般会伴随着两个标识性的变化：一，人口出生率下降；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相对于中国而言，人口出生率的显著下降毋庸置疑；而带有均衡性特征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虽然尚未完全形成，但近四年来，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城市失业率不再继续攀升，劳动参与率由降转升，这些现象，已经力证我国原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
德国纽伦堡调查研究中心的分析结果认为，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还能持续3至5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华如兴教授认为还有5至8年。
一方面是等待就业的大批人群，而另一方面却是劳动力短缺、薪酬大幅增长。追根溯源，导致这一矛盾现象出现的核心原因，就是我国新增劳动力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独生子女开始成为新增就业人口的主力军。
中国现有独生子女的人数已经超过9000万，保守计算，目前应有3000多万的独生子女进入适龄劳动人口之列。然而，诸多信息表明，在这些拥有优秀教育背景和强健体魄的独生子女中，至少有一成多，没有“按时”进入劳动者的行列，他们依靠父母积累下来的财富，不通过就业，就能够生活下去，一些富豪的子女甚至会因此生活的更好。
嫌弃普通工种，推崇舒适专业，独生子女在就业上的挑肥拣瘦之举，直接导致适龄人群在就业取向的重大变化，并进一步加剧了民工荒现象。以服务员为例，因为工作辛苦，现在几乎没有一个适龄的独生女愿意从事这项工作，结果导致很多服务企业试图启动“男服务员计划”。
不重视高能力，却讲究高工资，独生子女在工作时的低能高薪表现，在快速推高中国职工工资水平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的失业人口。
只要工作不如意，就选择呆着，有能力就业而不就业，“啃老族”和“继承族”们这种带有主动性特征的“隐性失业”现象，值得我们全社会高度关注。
毕竟，我们的下一代几乎都是独生子女，如果对这一群体自身存在的诸多深层次问题不能加以恰当地分析和解决，那么，我们靠一般劳动力的常识数据制定的一揽子促进就业政策，很可能就会落空。
独生子女这一“您想让我参加游戏？对不起，我不想陪您玩儿”的特点，可能会加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这也意味着，“中国制造”最可倚赖的“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即将丧失。事情似乎还不止如此，中国三十年经济奇迹所倚赖的发展模式，也将随之改变。
上个世纪后期，“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在劳动力、土地资源等比较优势丧失的情况下，率先在本土完成了产业转型升级。产业升级需要成本，存在风险，需要设备更新、技术研发及重新开拓市场，其难度可想而知，中国香港当时就没有做到。学者李罗力曾就此指出，香港背靠内地，“地利”优势使香港制造业在没有进行升级的情况下就往珠三角转移，通过珠三角的低成本优势延续了赚钱容易的局面，缓解了产业升级的压力。
很多意见认为，在当下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不足”与“产业结构升级尚未完成”两个困局同时并存的情况下，升级谈何容易。然而，香港当年没有跨出的这一步，现在，我们能够回避吗？香港可以把压力转移到内地，我们又能把压力转移到何方？
让我们也喊一嗓“不抛弃，不放弃”，这才是我们的态度。
**此文是原稿，发表时略有删节。
关注独生子女就业问题的特殊性
刘长杰/文
3月18日，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表示，5年内要解决大约5000万人就业问题。
与“加强农业”和“节能减排”一道，成为总理“必须紧紧抓住”的三件工作之一，就业问题对于中国政府之重，由此可见。而上溯20多年来“必保8%以上GDP增速”的刚性目标政策，事实上也是为了解决这每年新增的一千多万适龄人口需就业的问题。
政府重视就业问题的态度是一贯的，但客观说，今天这个需力促就业的劳动大军，与5年前相比，在人口结构、薪资水平和职业取向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让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下劳动力短缺问题。
两年前，当我国人均GDP跃过2000美元的时候，理论界开始热议“刘易斯拐点”是否来到中国。
在发展中国家内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格局下，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对低廉，等到非农产业的发展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就会逐步变成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这个时点，即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从2004年珠三角爆发民工荒开始，经济界就开始争论“刘易斯拐点”在中国是否已经到来。到2007年，当民工荒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是劳动力输出省份的时候，这种争论进入了白热化。
“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一般会伴随着两个标识性的变化：一，人口出生率下降；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相对于中国而言，人口出生率的显著下降毋庸置疑；而带有均衡性特征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虽然尚未完全形成，但近四年来，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城市失业率不再继续攀升，劳动参与率由降转升，这些现象，已经力证我国原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
德国纽伦堡调查研究中心的分析结果认为，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还能持续3至5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华如兴教授认为还有5至8年。
一方面是等待就业的大批人群，而另一方面却是劳动力短缺、薪酬大幅增长。追根溯源，导致这一矛盾现象出现的核心原因，就是我国新增劳动力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独生子女开始成为新增就业人口的主力军。
中国现有独生子女的人数已经超过9000万，保守计算，目前应有3000多万的独生子女进入适龄劳动人口之列。然而，诸多信息表明，在这些拥有优秀教育背景和强健体魄的独生子女中，至少有一成多，没有“按时”进入劳动者的行列，他们依靠父母积累下来的财富，不通过就业，就能够生活下去，一些富豪的子女甚至会因此生活的更好。
嫌弃普通工种，推崇舒适专业，独生子女在就业上的挑肥拣瘦之举，直接导致适龄人群在就业取向的重大变化，并进一步加剧了民工荒现象。以服务员为例，因为工作辛苦，现在几乎没有一个适龄的独生女愿意从事这项工作，结果导致很多服务企业试图启动“男服务员计划”。
不重视高能力，却讲究高工资，独生子女在工作时的低能高薪表现，在快速推高中国职工工资水平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的失业人口。
只要工作不如意，就选择呆着，有能力就业而不就业，“啃老族”和“继承族”们这种带有主动性特征的“隐性失业”现象，值得我们全社会高度关注。
毕竟，我们的下一代几乎都是独生子女，如果对这一群体自身存在的诸多深层次问题不能加以恰当地分析和解决，那么，我们靠一般劳动力的常识数据制定的一揽子促进就业政策，很可能就会落空。
独生子女这一“您想让我参加游戏？对不起，我不想陪您玩儿”的特点，可能会加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这也意味着，“中国制造”最可倚赖的“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即将丧失。事情似乎还不止如此，中国三十年经济奇迹所倚赖的发展模式，也将随之改变。
上个世纪后期，“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在劳动力、土地资源等比较优势丧失的情况下，率先在本土完成了产业转型升级。产业升级需要成本，存在风险，需要设备更新、技术研发及重新开拓市场，其难度可想而知，中国香港当时就没有做到。学者李罗力曾就此指出，香港背靠内地，“地利”优势使香港制造业在没有进行升级的情况下就往珠三角转移，通过珠三角的低成本优势延续了赚钱容易的局面，缓解了产业升级的压力。
很多意见认为，在当下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不足”与“产业结构升级尚未完成”两个困局同时并存的情况下，升级谈何容易。然而，香港当年没有跨出的这一步，现在，我们能够回避吗？香港可以把压力转移到内地，我们又能把压力转移到何方？
让我们也喊一嗓“不抛弃，不放弃”，这才是我们的态度。
**此文是原稿，发表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