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乐勋，男，汉族。1935年出生。浙江省杭州市人。历任哈尔滨医科大学教员、讲师，卫生经济学教研室讲师、副教授。卫生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现任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经济学教研室资深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杜乐勋为我国公共卫生事业改革创新，奋发图强。被誉为“中国卫生经济学鼻祖，创始人之一”；“中国卫生总费用研究的掌门人”。

实施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制度有重大意义，目前中国的医药市场有待进一步引导，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来调控。

对于这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执行难”问题，建议卫生部门、药品监管部门和财政部门结合起来，共同梳理和解决。

我对实施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制度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希望三医联动起来，并让协会参与更多的评议，这样更具有科学性和可执行性。

政府引导市场改革

首批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指定企业生产的特点就是政府主导，目前中国医药市场失灵，导致价格虚高，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来调控。世界各市场经济国家，关于基本用药制度，都是政府主导。我们应该吸取他们的经验。

而首批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制度的实施，无论是社区卫生服务还是在新农合中都将使百姓看病得到最大的实惠。

对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制度的实施与推进，杜乐勋持乐观态度。他对这一政策的希望是：为了保证政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要三医联动，协会评议。

杜乐勋说，对于指定用药的目录名单，指定的厂家生产，都应当由专家来参加考察，由协会来评议，最后再做出决定。这样才具有科学性。专业的行业协会有两个功能：维权和自律。政府官员不应当决定目录是什么，由谁来生产，而应当由协会里面的专家来评估。

三医联动，提升“定点”的价值

目前价格“逆调节”具有很大的普遍性，这些问题与现行的体制、机制和管理都有关系。对于这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执行难”问题，建议卫生部门、药品监管部门和财政部门结合起来，共同梳理和解决。

“应该是三医联动，高强在中国社会保障论坛第二届年会上阐述了卫生部官员医改的思路：三医联动，即医保体制改革、卫生体制改革与药品流通体制改革联动。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杜乐勋对这一思路非常赞同。

杜乐勋认为，只有卫生部、药监局、政局部合起来，才能使这项制度真真的落实下去：药监局公布了目录，卫生部强制医院来引入这些药品、财政部对于医院造成损失的部分给予补偿。

至于对定点生产这些药品的厂家来说，杜乐勋说，该制度的实施，基本用药指定生产制度建立，定点生产企业的药品生产量将得到增加，虽然价格相对较低，但薄利多销，仍然会有市场空间，能够得到政府的认可是难能可贵的事情。另外，这是一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制度，对企业的品牌形象也是一个提升。

 “将改革进行到底”

目前确定基本用药并指定企业生产这一政策在实际中遇到了执行难的问题，原因是关于价格和流通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医院因为利润问题，不愿意接受这些指定用药目录里的药品。

对于目前的改革，杜乐勋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如果把医药生产企业，流通企业，医院药店等终端看作是在医改这条路上奔跑的马车，那么目前政府这个指挥还不合格，有点像交通警“瞎指挥”。基本用药未得以实施。政府指挥不当也是原因之一。

中共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胜利结束。学习贯彻17大精神，把医改进行到底是我国卫生系统全体共产党员和决心跟党走的全体医务人员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将医改进行到底’，这表明了中央政府的决心。”杜乐勋表示。

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卫生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1997年全国卫生大会决定开始的卫生改革大方向完全正确，操作上有所失误，行动上有所滞后，但决不是不成功的。

中国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效率低下，公平性差。用政府常用语言，就是又穷又浪费。我们做了许多蠢事。“锦上添花”的事情边际效用差，我们干起来有的是钱；“雪中送炭”的事情边际效用好，我们想干没有钱。

最后杜乐勋说，基本用药制度指定有实力的大企业生产，即可以保证质量，又可以降低价格，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卫生部门应当吸取以前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落实上给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