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刊于《世界之窗》2003年第9期）
从能隔墙窥视的透壁装置到分币大小带有摄象机的机器人。在国家随时会遭受恐怖袭击的阴云下，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正在想方设法接近大学，以获得尖端技术方面的支持；而美国的许多大学，面对企业资助不断减少，办学资金日益紧张的窘境，CIA的笑脸无疑是个极大的诱惑，于是它们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
科学家对CIA官员说，“要是在9·11之前，我连和你在一个房间里说话都是难以想象的”，而现在的时代变了
约翰·菲利普斯为罗切斯特工科大学（RIT）即将毕业的高年级学生准备了多个高难度的研究课题。一部分学生为了能顺利毕业，接受了其中的部分课题。其中有“如何以人的骨骼为线索，识破化装了的恐怖分子”、“利用光学原理在敌人面前隐匿特工”等。
“你们当中谁能使我隐身？”身高190cm，体重113kg的菲利普斯在RIT演讲时这样询问大学生们。当然提出这样的研究课题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对学术的关心，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科学主任的菲利普斯整天思考的是如何利用高校的智力优势，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保护本国的特工，并战胜敌人。
过去的一段时间，RIT对CIA的求助并不怎么热心。1991年，CIA长期来对RIT的学术科研活动施加影响的情况遭到揭露，多年来一直隐瞒学校在为CIA效力这一事实的校长不得不辞职。此后，CIA似乎在这所大学销声匿迹了。但现在RIT和CIA的关系又变得密切起来，“爱情双人舞”跳得不亦乐乎。美国媒体认为，这反映了最近几年，特别是“9·11”事件以后，美国高校与情报机构关系改善的一个趋势。
眼下，CIA为觅得一流的大学毕业生正在千方百计地与一些重要科研领域的专家学者套近乎，对恐怖袭击的预测失败使得他们痛感提高技术能力和分析能力的迫切性。在扩大与专家学者的合作，加强翻译软件、计算机安全以及远距离检测化学物质、声响、动作的传感装置研究方面，CIA正在不断增加预算。而长年来对CIA一直不抱好感的学术界，在企业界不断削减资助经费，降低支持热情的情况下，受爱国心和利益两方面的驱动，也开始把眼光转向包括CIA在内的美国13个联邦情报机构。菲利普斯说，一名眼下正拿着CIA的钱在搞科研的科学家告诉他：“要是在9·11之前，我连同你在一个房间里说话都是难以想象的。”而现在却有数不清的大学造访CIA，并表示愿意效劳。这一变化是令人吃惊的。
似乎是在说明这种新的蜜月关系，2003年2月，美国有两所州立大学任命了与CIA关系密切的人当校长，他们是得克萨斯A&M大学的罗伯特·盖兹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迈克尔·克劳。盖兹是原CIA的高级官员，而克劳则是CIA的一个非盈利风险资本机构In-Q-Tel的副董事长，这个风险资本机构专门投资于开发谍报相关技术的企业。
眼下在美国，作为副业，为国家情报当局效力的政治学者和经济学家达30人之多。他们作为当局的分析家受派遣开展反恐怖活动，担负一些不起眼的太平洋岛国等地的监视业务。这些专家学者们通过为政府高层撰写报告以及在学术会议上的演讲活动获得报酬。据说一般情况下，他们每年约可以赚取一万美金。
担任这一活动计划协调人的克里斯托弗尔·达林顿说：“如果是在10年前的冷战时期，实施这样的计划是困难的。因为学者和政府之间有着很深的沟坎。而现在的时代变了。”
当年，在ＣＩＡ总部，菲利普斯曾手拿放大镜仔细端详一个大小状如５美分硬币的遥控微型玩具汽车时说，“真想把这个装有摄象机的玩意儿悬在萨达姆的头顶上，随时报告那家伙的行迹。”
自从194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以来，它同科技界的关系经历了一个迂回曲折的过程。CIA分析部门的主角虽然是美国“常青藤”8所名牌高校（Ivy League）的教授们，但他们决不会在从事研究的同时，参与间谍活动。到了越战时期，CIA在南美等地频繁秘密活动，因而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嫌恶。进入80年代以后，CIA每年出资举办75次学术会议，企图同学术界恢复良好的关系，但在前苏联消亡后，CIA又撤除了研究开发部门，并停止了对学术界的资金支援，直到近几年才重新恢复。据菲利普斯介绍，虽然具体的数额不清楚，他所属的谍报技术革新中心的预算眼下已翻了一番。
在ＣＩＡ总部的办公室，菲利普斯曾手拿放大镜仔细端详一个“世界上最小的机器人”，这是个大小状如５美分硬币的遥控微型玩具汽车，“它装有摄象机，真想把它悬在萨达姆的头顶上，随时报告那家伙的行迹。”菲利普斯喃喃地说。
开发这一机器人的是桑地亚国家实验中心的研究员。按照菲利普斯的部署，从2000年起，CIA每年为桑地亚、哈佛、斯坦福、卡内基·梅隆、密歇根州立大学等18所高校提供200万美元的研究资金。菲利普斯特别注意那些已取得博士学位的年轻研究人员，希望同他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他说：“倒不是要他们来当间谍，而是想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为CIA效劳的。在一些大学有人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亚利桑那大学的政治学者、多年来对CIA一直持批评态度的戴维·吉布斯说：“眼下一种狂热的缺乏自我批判和反省意识的爱国情绪正在蔓延，这是一种可以让学者丢弃学术良心的风气”，“他们忘了这种从未有过的对CIA的依赖感是由CIA本身煽动起来的。”
利害对立的一个方面，是CIA提出要限制外国留学生参与研究的机会。9·11事件以后，CIA等联邦情报机构提出，“只有美国的公民才能参加由联邦情报机构出资援助的研究活动。”对此，马萨诸塞州工科大学（MIT）、加利福尼亚大学反应强烈，均表示“拒绝这样的条件。”它们说，歧视外国留学生，就等同于把他们贬至二流的学生。
另一个障碍是，CIA十分执着于研究的保密性，而在美国，大多数一流大学都禁止校内的科研活动在秘密状态下进行，认为这有悖于“公开、监督”这一学术界公认的价值观。不过，近来，在政府的“以国家安全保障为重”这一理由的劝说下，MIT的态度已有所松动，开始允许学校的研究人员在非公开的情况下开展研究活动。
毕业生就业招聘会上，CIA的摊位最为火爆。现在CIA每星期要收到2000到3000份履历书，是9·11事件前的2倍。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障碍，CIA同大学的关系还是在不断热络起来。2001年12月，全美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把40位顶级计算机专家介绍给了菲利普斯的部下。随后不久，其中的15位专家便获得了CIA提供的、包括NSF补助金在内的800万美元的研究资金。
9·11事件发生之后，In-Q-Tel在新泽西州举行了一个由CIA的研究人员和科技界计算机专家共70人参加的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给我们的感受是‘计算机领域最先进的技术比我们CIA想象的要快8年’。”会议的组织者克劳说，当时他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董事。“CIA虽然毁誉参半，但它确实是在为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努力。”
上世纪50年代前后，美国的情报当局同科技界合作开发研制了U2型侦察机，而那次“新泽西州会议”也诞生了好几项研究项目。比如，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学科主任卡斯林·麦基翁的“因特网网上外文资料自动翻译生成文章摘要”项目就有可能得到In-Q-Tel的资金援助。
9·11以后，CIA决定将招人的指标提高85%，并在大学毕业生中补充职员。最近几年，在RIT每年举行的毕业生就业招聘会上，CIA的摊位总是最为火爆。据CIA负责招聘工作的罗伯特·莱维罗说，现在CIA每星期要收到2000到3000份履历书，是9·11事件前的2倍。
只是，大部分求职者只能获得最低水平的职务资格。为觅得具有语言和某种专门技术能力的人才，CIA向一些大学的研究生院派出负责谍报工作的职员进行活动，说服有才能的研究生投靠CIA，还到一些重要学院做教授的工作，期望他们推荐人才。
有一年，CIA在亚利桑那大学邀请该校大约30名工程学和研究东亚问题的教授举行冷餐会。会上，CIA负责招聘的人员向与会的教授们详细解说在CIA工作的待遇和要求。据说，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具有语言或者其他某种技术特长者第一年的年薪是42000至48000美元。那次，参加冷餐会的教授们都获得了一件礼物：一个显示世界各大城市时间，并刻有CIA标记可兼作放大镜用的镇纸。
罗伯特·莱维罗说，他已指示有关部下，如发现有中东研究专业的大学，一定要查清后设法建立关系。
CIA为RIT的科研项目提供资金援助，其中包括公文伪造、在木制品中安置窃听器实验等。参加这些项目的学生大多并不知情，研究内容也不公开。
由于RIT一直比较注重对谍报活动来说十分重要的摄像技术方面的研究，所以它有好多毕业生在CIA任职，到目前为止共有75人。多年来，RIT 与CIA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
1985年，经当时在CIA担任技术开发工作的RIT校友罗伯特·柯拉的努力，CIA同RIT秘密达成资助该校加强摄像专业建设的协议。作为回报，RIT则保证专业课程按照CIA的要求设置。除此之外，CIA还为RIT校外研究机构的39个科研项目提供资金援助，其中包括公文伪造、在木制品中安置窃听器实验等。参加这些项目的学生大多并不知情，研究内容也不公开。根据随后的调查，当时CIA还有两名职员在RIT任教，暗中进行物色合适人才的工作。
1991年2月，当时RIT的校长理查德·罗斯突然宣布要休假4个月，过了两个月以后，罗斯才承认，他其实是在制定学校的更符合CIA需要的教育发展战略。随后，“罗切斯特民主与新闻报”抖露了1985年RIT与CIA的秘密协定以及两者的密切关系，由此在学校掀起了轩然大波，并引起骚乱。最后，CIA不得不终止所有的计划，而RIT校方则公开了所有CIA提供的研究资金情况和项目，并采取了聘用客座教授须经本校教授委员会审查的方针，与CIA的最后协议也在期满后结束。教授委员会对校长罗斯和1988年就任校董事的柯拉投了不信任票，罗斯只得黯然辞去校长职务，而柯拉仍留在董事会，这使得他有条件继续推动与CIA恢复关系，现在他已是RIT董事会政府关系委员会的主任。
对于柯拉来说，一个较大的进展是2001年7月在华盛顿与老友、CIA前局长约翰·特纳德共进午餐时，说动了特纳德答应来RIT董事会讲演。9·11事件之后，RIT校长艾伯特·赛蒙和柯拉再度邀请特纳德来访。盛情之下，特纳德参加了RIT的学位授予仪式，并发表演讲，尽管现场受到了一些教授的抗议，他还是被授予该校的名誉学位。
随后CIA与RIT的关系不断升温。菲利普斯访问了RIT，向该校的董事和教授委员会成员介绍了CIA的科研规划，并请求该校的全美听力技术研究所的专家针对CIA监听混台无线讯号获取情报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菲利普斯对该校工科教授拉各比·拉奥研究的能隔墙窥视的透壁技术留下深刻印象。而正在致力于微型装置能源研究的物理学教授莱因·拉菲尔则对菲利普斯的微型机器人的能源供给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RIT校长说，“或许我们得暂时忍受失去自由的痛苦，但相对于民主主义的衰退和自由的丧失，我更担心的是遭受恐怖袭击大家都失去生存的自由”。“‘开放大学’只是个‘美丽幻想’而已。”
其实大学教授们也有他们的担心，那就是美国公众对间谍行为的态度，怕自己手中的尖端技术被滥用。但拉菲尔说：“我们都读过奥达斯·哈克斯勒的那本详尽描写教师维护科学纯洁和尊严的小说《美丽的新世界》，也明白它的意图是什么。但是不管什么说，CIA的首要使命毕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
对于RIT来说，与CIA合作，对于缓和学校办学资金紧张的矛盾也是个“挡不住的诱惑”。虽然RIT有4亿5100万美元的基金，但随着一直以来在资金上给以支援的施乐、柯达等大企业相继陷入经营困境，RIT也有点忐忑起来，而CIA的“乘虚而入”无疑具有巨大的诱惑力。按照赛蒙校长的构想，RIT将利用CIA提供的基金聘请客座教授，设立奖学金；为CIA职员开办讲座和进修课程班；为教授提供带薪休假，并派往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的CIA总部短期工作。根据同CIA的协议，RIT从事相关课题研究的教授人数将达到20到40人，毕业生的研究课题和毕业论文素材也将由CIA提供。
经济学者出身的赛蒙认为，学术界与情报机构应该像当年“二战”时期那样开展合作，在国家安全面临危机的关头，学术自由和国民自由都在其次。“或许我们得暂时忍受失去自由的痛苦，但是相对于民主主义的衰退和自由的丧失，我更担心因遭受恐怖袭击大家都失去生存的自由。”他说他愿意让大学成为进行秘密研究的场所，“‘开放大学’只是个‘美丽幻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