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到博友如许的一篇文章：“当雷锋遭遇陌生人”，很受启发。文中提到这样一件事：
“前不久福建电视台新闻频道做了个街头调查，让一名记者在火车站前帮忙来往的旅客提行李。记者兴致勃勃地到了火车站门口，迅速扫描那些提重物的乘客，然后主动上前要求为他提行李。可是他的热情立刻被那些质疑的目光挡了回来，得到的回答出奇的一致：“不用了，我自己提得动。”记者并不死心，主动把手伸过去，“别客气，你的行李那么重我来帮你提吧？”记者这只热情的手在触及行李之前却被乘客那支冰冷的手狠狠地拦住了。记者就这样连续吃了十个“闭门羹”。试想如果雷锋他老人家在世，他能否接受这样的尴尬呢？
这个调查的确发人深思，我们的社会风气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差距太大了，那样的一个时代造就了雷锋，在当今的社会风尚、价值观念下，若真的推出一个雷锋这样的典型，又有谁会相信呢？在我们这个崇尚追逐金钱和权势的时代，再不会有雷锋涌现，这个时代的英雄是富豪，哪怕富的手段是欺骗。
环境对人的影响非常重要，当一个社会欺骗的行为较多且得不到惩治时，不信任的氛围就会在社会环境中弥漫开来，每个身在其中的人的行为会深受影响，于是诚信和友善反而受到质疑，可见好的社会环境和风尚的形成极其重要。
制度经济学学者努得海文认为，人类同时具有天生的诚信本能和机会主义倾向，人的行为是否诚信，关键在于其所处的交易条件，也就是环境，在一个持续得到信赖的环境下，人的诚信的倾向会被激活；如处于一个充满不信任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人的机会主义的倾向会被激活，因此要研究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类更倾向于信任，进而自发产生利他的行为。
信息不对称是诚信的大敌，朋友和亲戚之间是有诚信的，而陌生人之间欺骗就可能发生。一个小村落的村民之间容易信任，因为一切彼此之间没有不了解的；在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中，信息不对称明显，为一己私利而欺骗对方是极容易发生的。一个好的制度就是使欺骗和不诚信得到有效的惩治的制度。
靠正式制度的完善惩治不诚信是有难度的，非正式制度的道德，习惯，传统和社会风尚的作用很大，若形成了诚信的风尚，不诚信和欺骗就会受到抑制和抵抗。商业中诚信的形成非常重要，不诚信加大了商业成本。还记得前些年支票欺骗盛行，商家拿到每一张支票都要向银行查询，无形中增加了企业和银行的费用，商业的效率如何体现呢？现在可以通过信息技术解决部分金融领域的欺诈的问题，但信息技术是双刃剑，起本身也为更高明的欺骗行为提供了条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风气是另人怀念的，但我们不可能回到哪个年代，若真的回去也是倒退。当时的社会风气的形成是和意思形态相关的，全民政治化，全民都学习，学习的结果是思想统一到一个声音上，这无疑限制了思想的自由，任何事都不能极端，法制不是专制，自由也不能无政府。
一个讲诚信的社会环境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这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当经济处于较低的水平时，人们追逐利润的脚步是急切的，商人的不择手段是明显的，政府和社会用于治理欺骗的投入是有限的。试想一个刚刚吃饱饭的人是不会在意菜里的农药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治理不诚信的意识和手段都会逐渐建立和发展。经济基础是重要的，上层建筑也不容忽视，要在全社会倡导诚信的风尚。若在各个领域，欺骗的成本大于欺骗的收益，欺骗的行为才能减少，一个崇尚良好的道德，充满信任的社会风尚才能树立起来。
“前不久福建电视台新闻频道做了个街头调查，让一名记者在火车站前帮忙来往的旅客提行李。记者兴致勃勃地到了火车站门口，迅速扫描那些提重物的乘客，然后主动上前要求为他提行李。可是他的热情立刻被那些质疑的目光挡了回来，得到的回答出奇的一致：“不用了，我自己提得动。”记者并不死心，主动把手伸过去，“别客气，你的行李那么重我来帮你提吧？”记者这只热情的手在触及行李之前却被乘客那支冰冷的手狠狠地拦住了。记者就这样连续吃了十个“闭门羹”。试想如果雷锋他老人家在世，他能否接受这样的尴尬呢？
这个调查的确发人深思，我们的社会风气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差距太大了，那样的一个时代造就了雷锋，在当今的社会风尚、价值观念下，若真的推出一个雷锋这样的典型，又有谁会相信呢？在我们这个崇尚追逐金钱和权势的时代，再不会有雷锋涌现，这个时代的英雄是富豪，哪怕富的手段是欺骗。
环境对人的影响非常重要，当一个社会欺骗的行为较多且得不到惩治时，不信任的氛围就会在社会环境中弥漫开来，每个身在其中的人的行为会深受影响，于是诚信和友善反而受到质疑，可见好的社会环境和风尚的形成极其重要。
制度经济学学者努得海文认为，人类同时具有天生的诚信本能和机会主义倾向，人的行为是否诚信，关键在于其所处的交易条件，也就是环境，在一个持续得到信赖的环境下，人的诚信的倾向会被激活；如处于一个充满不信任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人的机会主义的倾向会被激活，因此要研究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类更倾向于信任，进而自发产生利他的行为。
信息不对称是诚信的大敌，朋友和亲戚之间是有诚信的，而陌生人之间欺骗就可能发生。一个小村落的村民之间容易信任，因为一切彼此之间没有不了解的；在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中，信息不对称明显，为一己私利而欺骗对方是极容易发生的。一个好的制度就是使欺骗和不诚信得到有效的惩治的制度。
靠正式制度的完善惩治不诚信是有难度的，非正式制度的道德，习惯，传统和社会风尚的作用很大，若形成了诚信的风尚，不诚信和欺骗就会受到抑制和抵抗。商业中诚信的形成非常重要，不诚信加大了商业成本。还记得前些年支票欺骗盛行，商家拿到每一张支票都要向银行查询，无形中增加了企业和银行的费用，商业的效率如何体现呢？现在可以通过信息技术解决部分金融领域的欺诈的问题，但信息技术是双刃剑，起本身也为更高明的欺骗行为提供了条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风气是另人怀念的，但我们不可能回到哪个年代，若真的回去也是倒退。当时的社会风气的形成是和意思形态相关的，全民政治化，全民都学习，学习的结果是思想统一到一个声音上，这无疑限制了思想的自由，任何事都不能极端，法制不是专制，自由也不能无政府。
一个讲诚信的社会环境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这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当经济处于较低的水平时，人们追逐利润的脚步是急切的，商人的不择手段是明显的，政府和社会用于治理欺骗的投入是有限的。试想一个刚刚吃饱饭的人是不会在意菜里的农药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治理不诚信的意识和手段都会逐渐建立和发展。经济基础是重要的，上层建筑也不容忽视，要在全社会倡导诚信的风尚。若在各个领域，欺骗的成本大于欺骗的收益，欺骗的行为才能减少，一个崇尚良好的道德，充满信任的社会风尚才能树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