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何如“以民为本”？
--2008年清明随想
叶行昆
当下的神州大地，举国上下，“以人为本”的口号震撼人心乃至震耳欲聋。然而，“人是什么？”这是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晚年的天问。关于“人是什么”这一命题几乎成了千古悬案。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达尔文说：“人是猿猴进化的高级动物。”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钱锺书则在其《围城》里则说：“人是无毛的两足动物。”还有，“人是机器”，“人是环境的动物”；以及经济学上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等等，等等。
追溯“以人为本”的渊源，我们可以走回到欧洲的中世纪。在那个“黑暗的时代”(Dark Age)里，神权淹没了人权，神性压制了人性，神灵吞噬了心灵；乃至激发了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的普世化运动，这才有了“以人为本”的说法，进而将上帝对于人类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转化成人类对自身的人文关怀(humane concern)。人类为了提升自身的价值几乎替代上帝的存在意义，重新解释世界君临天下，征服自然，自相惨杀。有鉴于此，康德提出：“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 然而，历尽受难的犹太民族却问：“人算什么？”
是啊！人究竟算什么呢？《圣经》里说：“（女）人的上半身是天使，下半身是魔鬼。”其实，凡是人，无不具有与生俱来的两重性：神性与兽性。关于“人性论”、“善恶论”…….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却也永远不会有定论或确解的。在我们尚未搞清楚“人是什么？”“人的本质属性”之类的形而上学命题时；那么，“以人为本”是以人之神性为本呢？还是以人之兽性为本？这似乎成了个玄之又玄的伪命题；因为它既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总以直觉的形而下见长，而拙于形而上的抽象分析；因而，孟子也就只能提出：“民为贵”的民本主义思想；至于如何才能使“民为贵”，或许只好有待于君王们大发慈悲善心了，而“与民同乐”云云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在我们的文化大传统里神权、神性之类的并不犹如泰山压顶似的强烈，上帝主宰不了我们的中华儿女，可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祖训倒也妙不可言。我们的“皇权”、“极权”、“族权”、“官权”等的确是一应俱全的，其系统之严密可谓系统工程之最，结构之严谨可直逼埃及金字塔。我们的权本位意识之强烈恐怕也是举世瞩目而举世无双的。由此可见，“以人为本”也就成了“道可道，非常道”了。而在我们的文化小传统里大有“臣民”、“草民”、“贱民”、“刁民”、“小民”、“愚民”等等的说法。这在一个“父母官”多如牛毛的“官本位”社会里，这些称谓实在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了。“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官民关系，可见一斑。
如果在走出中世纪的西方是以人权对冲神权，以人性对治神性，以心灵对峙神灵的话；那么，“以人为本”是说得过去的。但对于炎黄子孙而言，此论就有点风马牛而不相适应了；令人有“名不正则言不顺”之感，这也有点“体用不一”的味道。如果说人的对立面是神的话，那么民的对立面便是官了。如今我们进入了新世纪，却依然还有“农民”、“市民”等等的区别，仿佛依然徘徊在中世纪的城乡之间。但在一个现代化的法制社会中，似乎应该只有“国民”或“公民”。虽然“还政于民”犹如“罪己诏”是祸国殃民的民夫独贼们的口头禅，但只要不“官逼民反”可算是皇恩浩荡，功德无量了。当年雍正大帝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就大不以为然也，御批道：“匹夫有责，朕欲何为？”不过，国家不“以民为本”；那么，国家兴衰，国民是否也有责呢？国民一旦失去应有的国民待遇亦或公民权利，国家的存在价值又在哪里呢？还是孔孟二夫子说得好：“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亦轻。”当然，这种民本思想较之后来民主思想显然是落伍了。倘若竟然连民本政治都谈不上，那么，我们对于民主政治只能高山仰之，叹为观止了。况且，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是由“第三等级”的市民阶层崛起才逐步完善的。有了对专制的制衡才有权利的均衡。我们对尚处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中国切不可期望值过高，否则一定会大失所望的；否则将似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试将“民本政治”视为具有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初级阶段，未知可否？想当初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莫非也是一种“以民为本”？
有人说：“善是恶的工具”。虽说此言“于我心有戚戚焉”，希望只是伦理学上的假设，我总不大愿意看到这是一种事实的呈现，尽管历史纪录历历在目，比比皆是；以至于充耳不闻，熟视无睹了。
无论如何，窃以为“以人为本”终不如“以民为本”来的实在些，因为这符合国人的实用理性，毕竟还有点官民之间对立统一的元素。“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但愿如此。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依稀记得，却又深感那是在遥远而又不久的过去，如今“俱往矣”。在这“发展是硬道理”的年代里，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呢？在一个“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远远大于“公民权利”(citizens’ rights)的时代氛围里， “以民为本”恐怕只是一种奢望，更是一种无奈的“呐喊”而已。那些“为民请命”的“民族脊梁”们即便在清明时节，人们也不大可能去“慎终追远”，寄托无限的哀思了。如此这般，就免谈“民德归厚矣”。
附记：发稿前突然看到了“价值中国”的某君提到某大报关于“教育人民”的大作。看来曾经“创造历史的人民”的想要走进新时代应该先接受教育，就像国人出国旅游一般。“民可由之，不可知之。”未知九泉之下的孔夫子当作何感想？真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008-4-10
修改于沪上“面壁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