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技术转移与追赶型经济增长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atching up - Economic Growths

    朴商天 (韩国)    陈柳钦

[内容提要]：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趋同现象, 是当今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 对国际技术转移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 介绍了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追赶过程中, 技术转移与其他因素间的相关关系, 为国内的增长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to discuss the concept and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recent work on new economic growth model. In this paper, technology is viewed as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I review the major concepts, and how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relates to other factors affecting catching up - economic growth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关键词 ：技术转移，技术转移政策,追赶型经济增长，

Key words：Technology transfer; Technology transfer policy; Catching up - Economic Growths

在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国一直以引进、改良和应用国外先进技术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事实上，即使是在发达国,相当部分的先进技术也是依靠国外引进的。在中国实现对发达国家经济追赶的过程中,技术的引进仍然是中国实现快速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之一.本文主要是对技术转移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理论上的梳理,同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技术转移特点

技术和技术转移是两个很难界定的概念。在探讨国际技术转移效果时，必须首先明确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的概念。西方技术经济理论中,关于技术转移有很多相关概念、如技术转让、技术导入、技术扩散等。同时, 技术创新和扩散过程与社会、经济、制度结构紧密联系,并以多种形态通过多种路径转移，因此非常复杂。由于技术的体现和转移有多种形态，所以很难计量其研究效果。

（一）技术和技术转移概念

如何理解技术和技术变化决定技术转移过程的正确性。技术变化已有多种定义，生产、工程、管理方式都属其范畴。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的理论认为技术是外生变数，即认为包含生产或工程技术，很容易被生产者和消费者获得。对技术的这种见解出现于Solow的增长模型[1]。在这模型中，技术指再生产和有可被能转移的信息和技法。

另一方面，根据Mowery and Rosenberg 的观点,技术性知识是默许的，积累在个别企业内。在他们看来，技术指个别企业的无形资产或特定资产（Firm specific assets）[2]。技术的企业性特点意味着技术非常的地域化和局部化，因此技术上的交易也带有很强的局限性,技术不是几个可能用于再产生的因素的简单组合。在考虑环境变化和特定工程方法的多样性时，理论上只存在相当于产出数字的技术。[3] 企业的特定知识是个别企业的通常工程顺序的，因此不能交易，只能去模仿。[4]

相反，如果技术仅仅是一种信息，那么技术带有非特殊性，并有可能很容易转移。虽然技术开发项目需要高费用，但完成后, 具有公共财产的特点, 可以以较低的费用容易被转移，而且也可能跨区域转移。对技术的这种认识在Arrow 的《为了产业创新的资源分配模型》中表现得特别充分,[5] 从信息经济学观点看,Arrow模型揭示了研究活动怎样被完全被符号化和转移出去。

根据March and Simon，上述技术的两面性共存于同一经济体或企业内部，主张企业需要将两个侧面的技术恰当融合。技术性信息和知识共存的事实意味着相关理论的展开和制定政策时，必须充分认识到技术的两面性[6]。一般和公开的科学知识只能通过内部化过程才能变成具有局限性的特定知识。另一面，特定知识通过一定的适应期会转变为一般的知识[7]。

（二）作为投资的技术转移

技术的局部性对怎样理解技术转移有很大影响,其复杂性起因于被技术体化的默许知识。象Grant and Gregory展示的一样[8]，生产过程不是随着技术的成熟而容易转移的, 这是由于它是一种暗箱知识，即使成熟也很难转移。根据技术变化的局部性特点，新的应用活动成为新的投资，认为创新和扩散是两个不同过程的定义是错误的。

技术转移不仅是垄断性信息和权利转移到其他企业的行为，还是硬件设备的地域性转移，是通过附加一些特定服务来有效转移的[9]。Contractor 指出,影响技术转移的管理、营销、支援部门是技术转移的重要部分[10]。Mansfield和Teece把这种服务费用定义为无实体的知识(Disembodied knowledge)的转移，需要吸收费用[11]。因此技术费用（最终生产单位所消耗的技术边界成本）和转移费用（转移协议的边界成本）是能够区分的。Madeuf提出了四种形态的转移费用: (1)工程前阶段的技术交换费用;（2）工程、生产样式和设计转移费用;（3）转移过程中的人力费用;（4）培训、学习、缺点改正费用。但是,实际测定技术转移费用的研究极少。Teece的研究显示，工程全过程的总费用中技术转移费用占19%。

（三）技术能力的转移。

如果技术的主要部分是默许的，体现在私人和组织惯例（Organizational routines）时，技术的效率性转移不仅包括技术信息的转移，还包括技术完全吸收力量的转移。Westphal et al.认为，技术交易是转移技术的要素，而不是转移提供这一技术的力量 [12]。以通过设备进口为主要手段的技术转移为例，如果没有同时引进能够运用被机器体化的技术的力量，导入设备的工厂的技术能力则不会有进步，而只能停滞在某一阶段。

二、技术转移效果

技术受用国得到的术，必须是对其技术成长有贡献的技术。某项技术是否是对其技术成长有贡献的技术依赖于技术的传播率。即国外转移来的技术只有通过吸收，以及结合，再创造而成为适当技术(appropriate technlogy)的时候，才会对受用国的技术成长有利。

这一技术传播率(生产力)可用公式表述如下：

假设Y为生产量， 为投入量， 为平均生产值， 是从国外引进的新技术，r是传播率，

(1)   生产函数是 ，

且生产成长率是生产力和生产要素的成长率之合，即

(2)

导入国外新技术 高于国内技术时，生产性增加 （其增加部分），即

(3) ,     ( , )

假如全消化高生产性的新技术，就会有 ;可短时期内只能消化其中的一部分,即0 < r < 1。当技术过于尖端无法被传播时 。变形上述公式 (3)有:

(4)

这里 为实际被传播的技术进步率， 为可能被传播的最大技术进步率, 公式(4)代入公式(2)就有

(5)  

假要素量没有变化，生产率增长为最大，则须要实际导入的生产成长率为最大化。假设技术吸收能力的界限为D，那么 ，导入的技术越尖端传播越慢，即，一般 的数值越大r的数值会变小。其连贯性假设如下：

(6) , 

在可能导入的新技术 当中也可选择适合的技术。即

(7)

上述的 和 关系表示为图1：

图1. 技术转播曲线

纵轴表示技术转播率 ，横轴表示可能导入的新技术 ，公式（7）表示I、II、III传播曲线， 和 决定 ，上图表示两轴与曲线交点的面积。技术传播率因面积的大小而变化。以生产成长率为最大的导入技术在0和D之间，这一点就是 ，这时 是 表示的面积。假如导入的技术 比 尖端，技术传播率会从 下降到 ，是 的面积，那生产性成长率会变小。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转移时，转移一般水平的 技术比转移最新技术的 ，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假如各种技术传播率一致 ，应选择最新技术，要是技术进步率一致，就要选择传播率较大的技术。

从技术传播曲线I到II或是到III的移动使技术传播率的面积扩大。技术传播曲线I移动到II, 其结果可能形成大面积的 和 组合，这时生产成长率会上升。如果技术进步与前一样在于 ，移动到II曲线时其综合面积会变为 ，应增大面积 , 相比曲线I, 生产成长率会增加。

一般情况下，技术传播率会依赖于下面的一些要素。①技术之差( );②垄断或是竞争的程序（m），规模效率( );③投资规模(I); ④转播结构的效率(E)等, 把这关系数学化就会变成  . 最终，技术转移是贡献于引进国的经济成长的技术。即技术传播率高, 吸收能力大的技术被转移的时候，技术转移效果达到最大化。

三、技术转移和追赶经济增长

技术积累是增长的核心因素，但不同时代的技术积累和增长的相关关系不会固定在某一层次，而是经常变化的。同样，对追赶经济增长有利的技术转移结构也在改变。Radosevic认为,对追赶增长有用的技术转移结构在1960/1970年代和1980/1990年代出现了变化[13]。 1960/70 年代的主要焦点是技术转移的成本和受益论争，技术导入是国内技术开发的替代品还是互补品的论争，在获得技术的过程中技术转移媒介的作用等。相反，最近的探讨焦点却在技术转移中企业的作用、转包、联盟等。

(一)  技术转移和增长

  因技术转移与国内的技术积累互补，所以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引进先进技术成为了发展中国家实现向发达国家经济追赶的基础.19世纪德国，法国、美国在产业化过程中依赖于来自英国的技术转移。1960/70年代的日本，1980年代的韩国的增长也充分利用了西方的技术。战后以来日本对东亚进行的“雁行”技术转移，也对东亚国家和地区接受日本的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起飞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后发者的技术引进及模仿费用低于先导者的创新费用，但引进国外技术却不能称为产业化的捷径。国外技术和国内环境之间有效的融合既复杂又困难。引进技术和追赶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东欧的事例显示技术引进和追赶增长不是自动形成的。如没有国内技术吸收力量，技术引进本身不能产生技术能力。

在新古典的增长模型中,投资和人口增加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导，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而内生增长模型中的增长起因于追求商业利益的研究者不断搜寻新思想。在内生增长模型中,虽然默许技术转移的存在，但未将其模型化，并假设技术转移没有任何障碍。即上述模型的讨论的焦点在经济增长上，无视技术转移的过程。Dosietal.指出，这是在说明经济增长研究中,忽视了包括技术转移结构等在内的制度变化[14]。

有关追赶经济增长的文献假设技术后发者从技术先导者创造的技术中得到利润为理论前提,Gerschenkron主张在特定条件下有后发者比发达国增长更快，增长的差距越大，后发者模仿和追赶，接近发达国水平的可能性也越高[15]。二次大战后,一些国家缩小了与美国的生产性差距,出现了经济性收敛现象, 象似乎证明了这一结论。但70年代中期以后,不同国家间的经济和技术水平反而出现了差距扩大现象。Boyer在对收敛假设的分析研究中指出，仅从生产和生活角度不能系统地说明经济性收敛现象[16],之所以发生如此复杂的情况，是因为经济增长不仅受人力资源，还受社会、制度因素的影影响。

(二) 技术转移：替代品还是互补品?

1970/80年代的政策问题研究的焦点是海外技术是替代还是互补国内技术。因海外技术的引进而削弱国内自主技术开发能力的观点是将技术看成替代品; 相反，认为随着技术引进,国内技术开发能力提高的观点是一种互补的观点。为了获得引进技术的吸收能力，国内自主开发能力就成为了不容忽视的新的技术和知识积累。为了知晓外部技术的原理，需要有了解技术，并能让其适用于生产活动的企业的创造性活动。

      Mowery在技术转移研究中曾指出, 外部委托开发研究不是替代企业内部研究，而是与其互补的，合同及企业内部研究的互补性在复杂的工程中更能显示出来[17], 那些没有研究所的企业只能在简单的工程中通过外部合同进行学习。技术转移的成功与否与受让技术企业的吸收能力有密切的关系。Bell和Pavitt在肯定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经验之后，做出技术引进和当地积累的技术有互补关系的结论[18]。一般来说互补性的假设被认可，但是该假设并未受到广泛的支持。这是因为互补性的主张不是从世界公认的实例中发现的，而是大部分学者的直观理论结论。以日本技术转移为例，在技术转移或转让的问题上，日本同东亚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是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日本对东亚各国、各地区“雁行”模式的技术转移，确实对“四小龙”和东盟相继接受日本的产业转移、转换产业结构和实现经济起飞，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方面，日本对东亚的技术转移产生了“时间压缩效应”，使东亚地区得以加速吸收发达国家在长时期中发展起来的各种技术，节约了研究与开发成本，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实现“压缩型的工业化”提供了外来助力；另一方面，日本技术转移的“两阶段”模式促进了“雁行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具体地表现为日本从美国最先引进先进技术，对其加以改良并利用，待技术进入成熟化或标准化阶段后，开始向“四小龙”转移，使“四小龙”逐渐取代日本和美国，成为该技术产品的主要生产地和出口地。随着该技术在“四小龙”趋于成熟，“四小龙”也逐渐将其转移到下一阶梯或层次的东盟四国和中国，从而在日本与“四小龙”、东盟及中国之间形成了“雁行”发展形态。从技术的生命周期来看，这种“雁行模式”实质上是产品生命周期或技术生命周期的一种形象化的表征。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技术的互补性在日本得到了证实。

（三）技术转移和后发企业

1960/70年代技术转移政策没有强调企业的作用。而是强调在长期技术发展过程中利润分配的重要性，把焦点放在了通过技术得到的超额利润的分配问题。但就象Simoes(1993)所说的，现如今技术转移中关键的不是合同条件，而是技术转移获取的方式，将引进的技术向更高的方向发展的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19]。

为了实现经济增长, 企业必须积累知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个事实在政治经济学、增长理论，经济发展理论中没有受到重视, 但如果排除企业的作用就很难说明东亚经济增长或东欧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差距。在经济发展中，利用以企业为中心的分析方法就很容易理解最近增长经济学的发展动向。

Gerschenkron指出了后发企业所处状况的特殊性，他们往往缺乏相关产业的支持，技术基础薄弱, 无特殊性服务和商品市场, 同时财务结构结构也阻碍后发企业的成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些大规模的后发企业在自己的行业内发展了大规模的子组织，并足以对其他企业产生影响, 通过这种方法就形成了积极的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会在增长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成功的后发企业根据保全自身的技术力和引进技术的经营方法来区别，这和那些把引进的技术只作为竞争力手段使用的企业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新的产业化的经济环境中成功的后发企业协调外国技术的吸收和企业自身的专业知识，加速经济增长在于大规模的后发企业不仅拥有资本集约性技术，还要开发知识集约性技术。因此后发企业的技术吸收问题是经济追赶增长过程的核心问题。后发企业的特殊地位对技术吸收的方法会产生什么影响呢？Hobday在对东亚电器企业的分析中提出了后发企业技术吸收方法多样性的主张[20], 认为在劳动集约性制造业中, 存在着一种逆技术创新的过程. 先发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在先发优势或先发利益的驱动下向前发展，并保持市场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而后发企业通过技术学习和模仿，在后发优势或后发利益的驱动下追随，如果后发者在学习模仿中改进、提高并创新，则还可分享先发利益，赶超先发者。也就是说如果后发企业的技术吸收方法具有多样性，技术吸收能力比较强的话，后发企业在技术学习和模仿中也会产生技术创新的冲动和行为，能创造出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并使之成为其追赶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比如中国上海石化，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它是后发者，但相对于国内同类企业它又是先发者。他们“先”就“先”在，第一步率先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引进的技术在当时属国内领先水平，但在国际上是落后的。对此，他们紧接着走出第二步，进行技术改造。第一次改造，技术上跨越了10年；第二次再改造，又跨越10年，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此基础上，上海石化又走出第三步，进行技术创新。他们对人无我有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进行自主开发，不断创新，一次又一次突破，提高了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最终使得上海石化在国内技术领先、市场领先，名列上市公司50强榜首。由学习型企业到创新型企业，中国上海石化的成功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一个企业要发展壮大，不论处于先发还是后发状态，特别是后发企业，技术进步是必由之路，或者创新，或者学习，或模仿。

参考文献:

1. Arrow, Kenneth (1962),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9, pp155- 173.

2. Antonelli, C. and Foray, D. (1992), Technology Clubs: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Europe-USA, Management Technology, Colloquium Grandes Ecoles -Berkeley -MIT, May 27- 28.

3. Bell, M. and Pavitt, K. (1993), Technology Accumulation and Industrial Growth: Contrasts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 157- 210.

4. Boyer, R. (1993), The Convergence Hypothesis Revisited: Globalization But Still the Century of Nations?, CEPREMAP Working Paper s, no 9403, CNRS.

5. Dosi, G., Freeman, C. and Fabiani, S. (1994),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roducing some stylized facts and theories of technologies, firms and institutions,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3(1).

6. Grant, E.B. and Greogory, M.J. (1997), 'Tacit Knowledge, the Life Cycle and International Manufacturing Process Technology Analysi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9(2), 149- 161 .

7. Mowery, D. and Rosenberg, N. (eds.) (1989), Technology and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 Rosenberg, N. (1982), Inside the Black Box: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 Mansfield, E. (1975),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Forms, Resources, Requirements and Polic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 vol. 65, May pp372- 377.

10. Mowery, D. and Rosenberg, N. (eds.) (1989), Technology and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 Simoes, V.C. (1993), Technology Transfer Policies and Innovation Capacity Building: The Case of Portugal TIES Meeting on Technology Transfer Trends, UNIDO, Vienna 11- 14, October.

12. Solow, Robert (1957),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9(3), August, pp312- 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