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政府先后进行过五次机构改革：1982年，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编制从5．1万人减为3万人；1988年，国务院部委由45个减为41个，改革后人员编制减少了9700多人；1993年，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从86个减少到59个，人员减少20％；1998年，不再保留15个部委，新组建4个部委，3个部委更名。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2003年，设立国资委、银监会，组建商务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监总局，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组成部门变为28个。从以上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前三次着重在部门的削减及人员的分流，力度不可谓不大。《南方周末》有一篇相关的深度报道，力图全景式再现机构改革对各类人等、各项工作的冲击以及大家的反应和表现。不过在我看来，该记者的意图未能完全得到实现，如同减法改革对政府高效运转提升不多一样。因为，机构改革虽关乎于人却也关乎于事（后者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篇报道也披露，从前以种种优惠条件（诸如解决住房读书深造异地任职等）而分流出去的人员，相当一部分又回到了原单位，理由非常充足：回来吧回来吧，一大摊的工作没人做呢！到这里，我不得不说，前三次机构改革至少是不太科学的。

        改革后的机关，为什么有一大滩工作没人做？是分流出去的人太多了？还是留下来的人不能胜任？或者是明确不了工作该谁做？也许兼而有之？这里肯定有地方出错了，但错不在改革本身。能为改革纠错的，只能是下一场改革。所以，第四次第五次改革接踵而至，此时，简单的减法已悄然退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有一些从没遇到过的问题和矛盾凸显出来，需要去面对去解决，不得不成立相关机构。这下，人们可能想起战战兢兢的大宋王朝来。大宋是朝也想晚也盼，盼望逃出唐政权那种臃肿状态的，自然也要改革，可悲的是，改到最后，宋代的臃肿状态绝不亚于前朝。当然，这样的类比可能不太恰当，因为此时非彼时。中国现代改革已不纯粹是政权运转所需了，它面临着全球的关注，以及对整个世界的适应。

        大部制于是闪亮登场了，按我对专家诠释的理解，这是一场需要用技术性对抗结构性、用操作性PK延续性的多层面改革，在这里，人性化肯定是不能多提了否则，大部以上国务院以下，还得弄一个协调事务及心理咨询委员会，专门用来安抚失去既得利益的某些部门某些人呢

         撇开一个作家对国家政治事务应有的关注，大部制改革跟我其实没有直接关系。之所以写这篇博文，还是因为我的胖胖。早上七点半钟，他就上QQ了，这可是很反常的——我在北京时，此时他都在呼呼大睡。我问他为啥不多睡会儿？他说他心里着急，睡不着。原来，大部制改革已经波及到了他：从前跟他签协议的某部正站在改革的风口浪尖上。我心疼他，也不知怎样安慰他，后来我说，大部制改革固然会影响你，但也会成为你新的契机，你别急。

         胖胖，在这个时候，我只能选择安慰你并给你打气。我坚信你的事业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