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孙昕光先生主编的《大学语文》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国家级规划教材”，其“阅读部分”节选了钱锺书先生的长篇小说《围城》。由于编选、审订和编辑、校对工作的不到位，课文中至少存在着三处文本“硬伤”：其一，原著滥用敬称，说“汪处厚”是“汪次长的令伯”，而编选者听之任之，以讹传讹；其二，编选者误读旧称，偷换概念，改原著中的“论理学”为“伦理学”；其三，编选者不识简称，擅自扩大外延，改原著中的“比国女人”为“外国女人”。由此看来，“国家级规划教材”的编著者、审订者和出版者们还没有真正担负起自己的职业责任。

　　【关键词】《围城（节选）》；规划教材；编著者；审订者；出版者

　　毋庸置疑，钱锺书先生是一位文学大师，他的长篇小说《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篇杰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职高专教育”教材《大学语文》，从《围城》第六章中“节选”了一个片段，编入其“上编／阅读部分／第四单元”。该书的封面、封底、扉页和版权页等显赫位置都打着“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招牌，而《围城（节选）》一课的撰稿人──山东师范大学孙昕光先生又是这本教材的领衔主编，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在这篇课文中竟然隐藏着至少三处文本“硬伤”。

　　一、滥用敬称：是“伯父”而非“令伯”

　　赵辛楣和方鸿渐刚刚跳出苏文纨和唐晓芙的恋爱“围城”，与李梅亭、顾尔谦、孙柔嘉等人一道走出“八一三”之后的上海“围城”，又迈进了“三闾大学”这座高等教育的“围城”。本来，校长高松年已经跟李梅亭有约在先，拟聘他为“中国文学系”的主任；不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教育部“汪次长”写信给高校长，推荐他的“伯父”汪处厚来当这个“中国文学系”主任。高校长不假思索地选择了退让，把系主任的交椅拱手送给了汪处厚；于是，已经印好“名片”、准备好“就职演说”的李梅亭，在落脚到三闾大学的当天晚上，就在系里举办的欢迎茶会上吃了一个“闭门羹”：

　　课文A　汪处厚见了他，热情地双手握着他的手，好半天搓摩不放，仿佛捉搦了情妇的手，一壁似怨似慕地说：“……李先生，咱们俩真是神交久矣。高校长拍电报到成都要我组织中国文学系。我想年纪老了，路又不好走，换生不如守熟，所以我最初实在不想来。高校长，他可真会磨人哪！他请舍侄──”张先生、薛先生、黄先生同声说：“汪先生就是汪次长的令伯”──“请舍侄再三劝驾，我却不过情，我内人身体不好，也想换换空气。到这儿来了，知道有你先生，我真高兴，我想这系办得好了──”李梅亭一篇主任口气的训话闷在心里讲不出口，忍住气，搭讪了几句，喝了杯茶，只推头痛，早退席了。［1］

　　踌躇满志的汪处厚两次称当了“次长”的侄子为“舍侄”，用的是谦称，十分得体；如果大家使用敬称，在汪处厚面前称汪次长为“令侄”，或者在汪次长面前称汪处厚为“令伯”，也未尝不可。然而，张、薛、黄三位先生异口同声地向李梅亭介绍汪处厚与汪次长的亲属关系时使用“令伯”这个敬称，却未免画蛇添足。尽管汪处厚当时在场，也不能这样使用敬称，因为他的角色不是“对方”──此情此景中的“对方”应该是李梅亭。我们知道，这位“汪次长的令伯”，在这一段落之前曾经以“汪次长的伯父”的面目出现过。［2］结果，摇身一变，“伯父”俨然以“令伯”的姿态登场，真是莫名其妙。

　　敬称“令伯”中的“令”字，《汉语大词典》的释义非常确切：“敬辞。多用于称对方的家属或亲属。如令堂、令妹、令嫒等。”［3］在单字条目之后还收入了“令子、令正、令弟、令妻、令郎、令妹、令堂、令尊、令媛、令嗣、令愛、令慈、令閤、令閫、令親、令嬡”等与“令伯”相类似的多字条目。［4］（引者按：“令媛”乃“令嫒”误书之变体，并入列在后面的繁体字条目“令嬡”为是。）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释义“敬词，用于称说对方的家属和亲戚”相比较，［5］《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敬辞，用于对方的亲属或有关系的人”显得不够严谨。［6］──其一，前者所谓“用于称说”是指在与“对方”谈话（或笔谈）提到“对方的家属和亲戚”时使用，而后者的“用于”对语言环境的界定则不是很严格；其二，后者的“亲属”大体相当于前者的“家属”与“亲戚”之和，而“有关系的人”不但内涵模糊，其外延也有漫无边际之嫌。

　　小说《围城》自问世以来，各种版本林林总总。从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连载于《文艺复兴》杂志的《围城》“初刊本”，到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5月出版的《围城》“初版本”；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0月出版的《围城》“重印本”（按：该社此前未曾出版此书，“重印本”应称之为“新版本”），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5月出版的《钱锺书集·围城》“简体字本”，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的“汉英对照”版《围城》的中文文本──作者钱锺书先生及其代理人杨绛先生，对“汪先生就是汪次长的令伯”这个语句，一直都没有做过任何修改。也就是说，“令伯”两个字在小说《围城》中已经存在了整整60年！

　　有趣的是，英文版的《围城》反倒没有这个错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汉英对照”版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英文版”，译者都是〔美〕Kelly，Jeanne（珍妮·凯利）和〔美〕NathanK．Mao（茅国权）。两位译者把“汪处厚是汪次长的伯父”译作“WangCh’u-houwasVice-ministerWang’suncle”；把“他请舍侄──请舍侄再三劝驾”译作“Heaskedmynephew──Heaskedmynephewtokeeppersuadingme”；把“汪先生就是汪次长的令伯”译作“Mr．WangisVice-ministerWang’suncle”，而没有译成“Mr．WangisyouruncleofVice-ministerWang”。［7］［8］

　　二、误读旧称：是“论理学”而非“伦理学”

　　由于汪次长的介入，他的伯父汪处厚被推上了三闾大学中国文学系的首席，高校长不得不收回拟聘给李梅亭的“系主任”职务；由于那个“博士”学位没有写在方鸿渐的“履历”上，高校长又收回了聘方鸿渐为“教授”的承诺，只聘他为“副教授”。老谋深算的高松年，还虚拟了一封子虚乌有的“信件”，哄得方鸿渐被降了职还要感谢校长的“天恩高厚”。安排课程的时候，高松年继续耍手腕儿为难和排挤方鸿渐──他跟方鸿渐说：

　　课文B　“先生的聘书，我方才已经托辛楣带去了。先生教授什么课程，现在很成问题。我们暂时还没有哲学系，国文系教授已经够了，只有一班文法学院一年级学生共修的伦理学，三个钟点，似乎太少一点，将来我再想办法罢。”［9］

　　这段引文表明，方鸿渐领到的授课任务是“伦理学”；而在我们所能见到的任何版本的《围城》原著中，他所讲授的课程都是“论理学”。“伦理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道德现象、揭示道德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10］而“论理学”是“逻辑学”的旧称，是哲学的另一个分支──两者大相径庭，根本不是一码事。1936年版的旧《辞海》以“论理学”为主条目，释曰：“（Logic）一称名学或辨学，又称逻辑，乃音义兼译，以思想为研究对象之科学也。（以下释文，从略）”［11］作为副条目，不收“逻辑学”而只收“逻辑”，释义也极其简单：“论理学英文为logic，或音义兼译曰逻辑。详论理学条。”［12］2003年8月最新版的《大辞海·哲学卷》以“逻辑学”为主条目，其义项Œ释义为：“英文logic的音意合译。旧译‘论理学’、‘辩学’、‘名学’等。形式逻辑（传统的与现代的）和辩证逻辑的总称。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概念、判断和推理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规则，特别是推理与证明的规律规则，为人们正确地思维和认识客观真理提供逻辑工具。（以下释文，从略）”［13］该书把与“逻辑学”相关联的“论理学”列为副条目，释义简洁而明快：“‘逻辑学’的旧称。原是日文借用汉字对英文logic的意译。1902年田吴炤翻译日本十时弥《论理学纲要》，始援用此名。”［14］看来，“论理学”并不等同于“伦理学”。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搜遍各种版本的小说《围城》原著，我们也没有找到“伦理学”、“伦理”和“《伦理学纲要》”的踪影；而包括上述引文（课文B）在内，课程名称“论理学”在小说《围城》中出现六次，其简称“论理”出现两次，出版物名称“《论理学纲要》”出现两次。依次摘引如下：

　　◎方鸿渐不知道自己会来教论理学的，携带的《西洋社会史》《原始文化》《史学丛书》等等一本也用不着。［15］

　　◎鸿渐翻找半天，居然发见一本中文译本的《论理学纲要》，借了回房，大有唐三藏取到佛经回长安的快乐。他看了几页《论理学纲要》，想学生在这地方是买不到教科书的，要不要把这本书公开或油印了发给大家。［16］

　　◎鸿渐对论理学素乏研究，手边又没有参考，虽然努力准备，并不感觉兴趣。［17］

　　◎依照学校章程，文法学院学生应该在物理、化学、生物、论理四门之中选修一门。大半人一窝蜂似的选修了论理：这门功课最容易──“全是废话”──不但不必做实验，天冷的时候，还可以袖手不写笔记。［18］

　　◎论理学是“废话”，教论理学的人当然是“废物”，“只是个副教授”，而且不属于任何系的。［19］

　　◎更可恨论理学开头最枯燥无味，要讲到三段论法，才可以穿插点缀些笑话，暂时还无法迎合心理。［20］

　　上述引文中的两个“《论理学纲要》”，小说《围城》的“汉英对照”版和“英文”版均译作“AnOutlineofLogic”；而其余的六个“论理学”和两个“论理”，译作“Logic”的和译成“logic”的各占一半。［21］按：课程名称属于“专有名词”，因此，译成“logic”不妥，首字母应大写，与“Logic”保持一致。

　　三、不识简称：是“比国女人”而非“外国女人”

　　与李梅亭、方鸿渐的悲惨命运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善于假戏真做的“函授”博士韩学愈，爬上了三闾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宝座。

　　高校长非常器重韩学愈。理由之一是韩学愈也有一张“博士”文凭，而高校长不知道是“爱尔兰人”卖给他的。那是一个没有“网络”的时代，高校长对这张无法认证的文凭，只好“默认”。诚实的方鸿渐没有打出这个旗号，被低聘为“副教授”；虚伪的韩学愈亮出了这张王牌，被高聘为“教授”，还当上了“系主任”。理由之二是韩学愈“天生有点口吃”。为了“掩饰自己的口吃”，韩学愈“讲话少，慢，着力，仿佛每个字都有他全部人格作担保。”他把这种“木讷”当作“看家本领”，而高校长认为“木讷”就是“朴实”。理由之三是韩学愈的简历在“博士学位”之外还有一条：著作散见于“美国《史学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等大刊物”。高校长“不由自主”地对韩学愈“另眼相看”了，因为他有“真才实学”；殊不知，韩学愈的一篇“作品”发表在《星期六文学评论》的“人事广告”栏：“中国青年，受高等教育，愿意帮助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取费低廉”；另一篇发表在《史学杂志》的“通信”栏：“韩学愈君征求二十年前本刊，愿出让者请某处接洽”。高校长重用韩学愈的第四个理由，跟韩学愈的太太有关：

　　课文C　最后他〔指高松年〕听说韩太太是美国人，他简直改容相敬了，能娶外国老婆的非精通西学不可，自己年轻时不是想娶个外国女人没有成功么？这人做得系主任。他当时也没想到这外国老婆是在中国娶的白俄。［22］

　　高松年自恃有才，也爱惜有才的人；没想到，他这次又看走眼了──韩太太不是“美国人”，是白俄罗斯人；而韩先生连我们的邻邦“俄国”也还没有去过，太太是在国内娶的。

　　其实，课文C中的“外国女人”当作“比国女人”，指的是“比利时王国”的年轻“女人”。──小说《围城》开篇伊始，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叙述：

　　◎船上这几位，有在法国留学的，有在英国、德国、比国等读书，到巴黎去增长夜生活经验，因此也坐法国船的。［23］

　　可见，“比利时”简称为“比”，正如“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分别简称为“法”、“英”、“德”，顺理成章，天经地义。高校长为三闾大学招募教师，有人“拿了介绍信来见，履历上写在外国‘讲学’多次”；高校长曾联想到“自以为讲学，听众以为他在学讲──讲不来外国话借此学学”的情景，因为他自己也“在欧洲一个小国里读过书”。［24］──这“欧洲”的“小国”就是“比利时王国”。小说《围城》的“汉英对照”版和“英文”版可以证实我们的猜想：“自己年轻时不是想娶个比国女人没有成功么”译成英文是“Had’thehimselftriedwithoutsuccesstomarryaBelgiangirlinhisyouth”。［25］［26］

　　四、编写者、审订者和出版者的职业责任

　　《围城（节选）》一课的三处文本“硬伤”，可以归纳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原著滥用敬称，教材编写者和出版者听之任之。“汪先生就是汪次长的令伯”是《围城》原著中的一个的“病句”，因“敬称”使用不当而导致语言表达的“极不得体”。我们斗胆献疑，讨论名家名篇中的这一“败笔”，目的在于澄清是非。钱锺书的小说《围城》曾经屡次再版、重印，而这个“病句”始终一仍其旧；问题出在原著之中，作者当然是第一责任人，原著的出版者以及教材的编写者、审订者、出版者面对差错置若罔闻，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第二种情况，教材编写者和出版者误读旧称，不识简称，擅自把“方鸿渐不知道自己会来教论理学的”一句中的“论理学”改为“伦理学”，把“自己年轻时不是想娶个比国女人没有成功么”一句中的“比国女人”改为“外国女人”。前者因孤陋寡闻而偷换概念，后者大概是被上下文的两个“外国老婆”同化所致。二者均属于“改是成非”型，其情节和后果是比较严重的。

　　我们认为，一部作品的某个精彩片段被教材编写者“节选”为“课文”，意味着它已经成为广大学生阅读和写作的“范本”。如果容忍原著的文本“硬伤”继续存在下去，就会以讹传讹，误人子弟，教材的编写者（撰稿人和统稿人）、审订者、出版者（责任编辑和责任校对）统统难辞其咎。

　　应该指出，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国家级规划教材”，教育主管机关必须遴选学术水平高、责任意识强的编写者和审订者，出版社也必须委派优秀的编辑人员和校对人员参与其事。在教材的出版过程中，只有全体“责任者”共同贯彻执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全力以赴地担负起自己的职业责任，“国家级规划教材”才有可能被打造成真正的国家品牌。◆

　　【参考文献】

　　［1］［2］［9］［22］孙昕光，韩品玉，王梅．大学语文［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37，136，139，141．

　　［3］［4］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1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1117，1118～1125．

　　［5］李行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语文出版社，2004．838．

　　［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872．

　　［7］［25］钱钟书．围城（汉英对照）［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381～387，409．

　　［8］［21］［26］Ch’ienChung-shu．FortressBesieged（TranslatedbyKelly，Jeanne，NathanK．Mao）［M］．Beijing：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2003．190～193，196～208，204．

　　［10］［13］［14］夏征农．大辞海（哲学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657，552，553．

　　［11］［12］舒新城，沈颐，徐元诰等．辞海（1936年版缩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1．2695，2881．

　　［15］［16］［17］［18］［19］［20］［23］［24］钱锺书．钱锺书集·围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11，212，223，224，224，224，2，406．

　　【说明】本文系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2005～2008年度编辑学研究基金项目重点课题“编辑规范化问题研究”（课题批号：05BJXH）系列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