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中国共产党第四代领导集体(以胡温领导风格为特色)，提出“科学发展、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等一系列理论。在党的17大报告中具体表述为：“高举一面旗帜”、“坚定一条道路”、“把握一个主题”、“创新一个体系”、“确立一种理念”、“巩固一种观点”、“弄清两个没有变”、“明确三个最”、“应对四个挑战”、“概括五个重点”等十大方面的内容。

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主要是：

1、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的观点；

2、关于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的观点；

3、关于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

4、关于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的观点；

5、关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的观点；

6、关于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的观点；

7、关于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观点；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

8、关于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的观点；

9、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观点；

10、关于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观点；

11、关于建设和谐世界，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观点；

12、关于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加强党的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观点等等。

这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对于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作为政治、经济理论工作者，不能满足于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解释与欢呼，重要的是从中提炼出中国（特色的普适的基准的）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科学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建设科学

从马克思主义科学形成（1867年9月14日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正式出版）到苏联、中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不过140年时间。

从马克思主义科学形成的时间上看，《资本论》比1776 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迟了90多年；比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于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迟了105年；比1748年出版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迟了近120年。其本应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超越斯密、卢梭和孟德斯鸠的。

马克思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其哲学上和对资本的批判建立的劳动价值论。其“阶级斗争学说”和“劳动价值论”给无产阶级推翻旧世界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但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建设一个新国家，却没有论及。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只是建立了打破一个旧世界的理论，却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建设新世界。然而，“阶级斗争学说”和“劳动价值论”对社会主义建设，对一个取得执政权力的执政党来说，是有害无益的。

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不能超越时代，对历史人物提出现代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为理论源，但不受马克思义的局限性捆住我们的手脚，不去发现、发明、创造适应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的理论。也不能因为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产生的人类文明成果，不是科学的态度，不加研究、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人类文明成果是人类共有的。共产党人不仅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还要继承全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人民和人类的文明、进步、发展服务。

中共17大报告就是创造地性地建立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二、现代国家学说应是幸福论下的国家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这在地球上的国家还没有形成相对固定模式，国家处暴力状态基础上的认识，是完全正确的。人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冷战、科索沃战争、反恐战争之后，相信理智的人类在解决威胁人类安全的手段将逐步走向文明，在呵护人类安全与幸福和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两个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做出自己的贡献——即新的“幸福论下的国家理论”。

幸福论：人类生存的意义就在于追求幸福的生活。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不是为阶级而生存、更不是为战争而生存。作为个体的人，首先是追求个人的幸福；再就是家庭幸福；所在组织的事业发展；国家的进步与繁荣；人类的幸福。依次递进关系是：个人——家庭——组织——国家——人类。离个人越远的高层幸福，人们关心的程度越低。这是人类幸福追求的“五层次论”。现代社会是一个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人和组织与国家、与全人类，相互依赖而存在的分工细化的社会。个人的幸福，有赖于家庭的幸福存在，个人和家庭幸福，又有赖于家庭劳动力所在组织的事业发展。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任何组织的繁荣与发展，有赖于整个社会、国家的繁荣与进步，一个国家和组织的繁荣与发展，又有赖于国际社会的繁荣、协调与和谐。

承认人是为追求幸福而生存的假设是正确的话，在人类幸福的五个层次中，个人、家庭和人类，都是自然存在物，可以追求幸福来描述，组织和国家却不是自然物，它是人造物，不能用幸福表述。而组织，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组织，受到国家法律、文化等一系列条件制约，有什么样的国家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组织。它只能给人带来社交圈、归属感、社会地位、经济利益四项幸福要素（如社交圈，有的人喜欢在官场打拚，以能接触到高层领导，甚至建立友谊，以获取特权，感到幸福；有的人以能接触到高层知识份子，获取更多的知识，找到交流的对象，激发自己的灵感，感到幸福；有的人以能接触到商界“大佬”，为自己经商搭桥铺路，感到幸福。而归属感、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在不同的社会就绝然不同。在古巴，一个教育工作者，宁愿当老师，也不愿在教育部当部干，因为教育部的大楼不及小学的教学楼；在北欧当部长与当百姓没什么区别。在中国，区别就大了。公务员比任何百姓在政治上幸福；在垄断部门比在非垄断部门工作幸福；在高层与在基层工作幸福；在城市比在农村幸福、当官比当兵幸福等等）。它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幸福，应归属到国家这一层，一个管理有序、公平、正义、透明的政府，其组织只能给个人带来社交圈和经济利益两个幸福要素。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状态下，对居住地区和组织的选择是个人能力和社会人才资源优化配制问题。

幸福论下的国家理论：国家是人民幸福的外在力，其可以为人民创造幸福条件，也可能降低或抵消人民的幸福指数。幸福的多样性与多层性，决定人类社会必须实行互利、互助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也不万能的，为克服市场经济体制的“马太效应”等多种缺限，政府的干予不可或缺。

同时，人类面对的自然和社会是个双面体，在消费物品获正效用的同时，负效用相伴而行。为了表述明白，把人类消费的物品正负效用集中列表如下：

 

 

人类消费的物品	物质   物品	经济 物品	正物品	私人物品
				公共物品	社区公共物品、地区公共物品、一国公共物品、人类公共物品
			负物品	假冒伪劣商品、毒品、生活垃圾、生产排出的污染物
				杀人武器	冷兵器、热兵器、机械化兵器、核兵器、精确杀人兵器、信息化兵器
		自然 物品	正物品	自由物品、资源性物品（矿产资源、水能、光能、风能、土地、江河湖海水面、森林等）
			负物品	病毒、有害细菌、对人类有害的动植物
				自然灾害		地震、海啸、泥石流、干旱、洪水、冰冻、台风、荒漠化、石漠化、沙漠化、高寒、酷热、高海拔
	精神   物品	社会物品	正物品	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体育
			负物品	赌博、黄色作品、卖淫、贩卖儿童妇女
			零物品（注）	哲学、宗教、党派政治、国家政治、国家政治体制、政治学、政治经济学、法学、史学
		自然物品	正物品	地表物质层、大气层、引力、自然风光、人体美、性交
			负物品	有害细菌、病毒、人的负面（丑陋、嫉妒、自私、贪婪）
	组织   物品	政府组织	正物品	廉洁、高效的以人为本的服务与管理，法治与限制特权，真说实干，有效监督，公平透明，向弱势群倾斜
			负物品	贪污、低效的以官为本的服务与管理，恶法与特权，假说虚做，缺乏监督，暗箱操作，向强势群体妥协
		非政府组织	正物品	价廉物美的商品、人性化的设计与服务、发达的第三部门、诚实信用、节俭高效、遵法有德、扶弱助残
			负物品	垄断、欺诈、贿赂、官商勾结、恶性竞争、偷骗良税

注：“零物品”是相对正负物品而言，它有可能向正、负两个方向发展的趋势。

 

    人类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就是为了减轻，甚至消除负物品的负效应，提高人类追求幸福的能力。由于任何个体的人，有的甚至国家组织，都很难消除负物品对正物品消费效应的抵消（尤其是自然负物品），这就是现代国家组织存在的意义。

国家只是人类幸福的工具，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领导与统治，利用国家这个工具对人类社会服务（提供公共物品）与管理（弥补市场缺限、消除负特品的负效应），才是现代国家的内涵。

 

三、相对固定的现代国家与社会的职责分工与分类

一个国家社会，有三种生产与消费单位，一是家庭，二是企业，三是政府。家庭是生产人的单位，企业是生产私人产品的单位，政府是生产公共产品的单位。

家庭的核心文化是“爱”。家，由爱而生，由爱而产，由爱而辅，由爱而赡。家的基础之爱，决定家的质量与存续。家是社会的基本生活消费单位，它的消费能力与社会基础生产能力是相互支撑和制约的关系。

企业的核心文化是“利”。企业均为逐利而生，为利而扩展壮大，为利而走向全球，无利则消失或转产。企业是社会生产消费单位，它的消费依赖于家和企业消费的增长，以及全球市场的开发。

政府的核心文化是“公”。政府由于公共需要而存在，为公共产品的消费而生产，为弥补市场缺限而管理，为消除负特品的负效应而服务。它的消费依赖于税收，税和税外政府收入只能限制在政府生产、管理、服务成本范围之内，超越成本以外的收费，应反还给人民。政府的生产、管理和服务成本必须是节约的、尽可能小的。

任何社会和谐与否，第一条就要把家、企业和政府三者的分工，让全体人民清楚。第二条就是明确三者的地位摆明确，一是政府是强势方，必须有系统的限制性法律；二是企业是弱强势方，必须有系统性鼓励、保护和限制性法律；三是家是弱势方，除爱外，必须有系统性保护性法律。第三条就要把家、企业和政府三者共同组成的社会的生产与消费活动组织好、安排好。按各自的分工尽职尽责之外，政府在没有请求的情况下，不得干涉家和企业的事务。当有请求的情况下，政府应积极承担起家和企业的部分公共职责与义务。让公共的政府、逐利的企业、爱的家庭共同和谐地生活在一定的区域——国家——地球家园。

 

四、党和政府、人大、政协的分工与现实

中国共产党由中华民族的精英所组成，他没有自己的利益，以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的最高利益。因此，之所以在革命斗争时期，谋求执政地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为谋求人民的幸福而建设社会主义，为谋求按人民的意志长期执政而坚持社会主义体制，任何有关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的变更，中国共产党必须是在其可控的范围内改革。其历史使命是，保证人大能真正行使人民的民主权力；保证政协能行使不同层级人群的民主权力，并能影响人大的决策；保证政府能按人大的意志与党的精神行使执政权；党在人大、政协、政府三者之间起着规划、设计、建议、监督和最终裁决，去除全民民主体制下议而不决、舆论丛生的弊病，节约社会运作成本。

这种“一权独大，三权分离”的中国特色政治体制设计，是中国社会5000年封建体制的国情必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使然，是中国社情民意的适然。在一个由专制到民主、由愚魅到理性、由贫困到小康、由落后到现代的国度里，如没有一个坚强的核心（一权独大）的话，国家与民族进步与发展之路，会更加曲折，成本更大、更加艰难。

反过来看，第一、中国到什么时候才能理性、富裕、现代？第二、是不是理性、富裕、现代了，就能实行民主体制？第三、中国大陆不怕台湾独立，怕就怕台湾要求大陆要求民主才统一。

所以说，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西方民主体制并不是人类社会最好体制，中国的民主要走中国自己的民主之路。中国民主的根本就是解决“人治为法治的矛盾”；“公平效率的矛盾”、“政府与市场的矛盾”、“集权与分权的矛盾”。实现“政府有责、公民有权、机会均等、保障完善”的市场经济。

“政府有责、公民有权、机会均等、保障完善”是指，政府不缺位、错位、越位，履行在国防、治安、公民权利保护、公共物品供给特别是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扶贫、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责任；公民摆脱弱势地位，拥有选择政府、监督政府、问责政府的权力以及话语权、舆论权和媒体主导权；在市场经济中排除特权、腐败和垄断，使得每个人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做到“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尽可能地缩小贫富差距、阶层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福利安全网，做到“结果公平”。当然，“结果公平”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效率与公平的均衡与相互促进。这种政治与经济互动过程就是民主的实施过程。

民主不是空洞无物的，是具体的，也不仅仅是全国13亿人选一个总统。

目前，中国缺乏公民，多的是臣民。很少有人知道自己的权力和责任，很少知道自己灾难的根源。包括那些反腐败者、上访者大多是旧时代偶像的崇拜者，主张回到改革开放之前。他们没有意识到造成他们灾难的户籍制度、劳教制度、农民的受歧视被剥夺等等正是从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个时代传承下来的。

中国缺乏公权——公共权力的观念，自古没有具体化、制度化的天下为公、权力归民的思想，多的是公权力的滥用、私用、不受监督。那个县委书记派人进京抓报道其丑闻的记者，就是典型的公权力私用。

中国缺乏公德，古代只有私德。中国人只信仰权力，如果谁信仰正义，追求真理，肯定要倒霉。所以，我们社会的道德堕落、腐败横行。

 

五、中国的民主应从新闻监督开始

（以下内容摘自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中国问题学”博客网，《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建立现代新闻制度——在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上的发言》）。

西方国家奉行新闻自由，报纸等媒体极尽猜测、窥探、曝光、揭露之能事，使得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处于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一言一行都得十分谨慎小心，其处境可谓不自由甚至尴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抱怨，即使换一把椅子，也得小心翼翼，以免被新闻界抓住了口实。通过自主的新闻报道、转播、调查、评论等，发达国家的各级官员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权力也暴露在阳光下运行。

特别是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对包括蒙哥马利市在内的一些地方镇压黑人的谴责，蒙哥马利市官员沙利文起诉《纽约时报》构成“诽谤”，一审二审皆裁定诽谤罪成立，但最后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前面的判决，为美国媒体此后更大胆、更无所顾忌地批评官员和政府提供了法律支持，从而维护了新闻自由和弱势群体的言论自由。从此，美国形成了一条规则——除非能证明媒体存在着实际的恶意，否则对官员等公众人物的报道即使不正确，也免受司法追究。而要证明媒体存在着实际的恶意，何其难也！因此，官员们只好接受报纸、电视等的说三道四、评头品足。

1971年《纽约时报》连载美国卷入越战的文件，尼克松总统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要求停止连载，但《纽约时报》拒绝，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后法院裁决，总统败诉，报纸继续连载； 1972年6月17日，美国总统大选在即，在任总统尼克松的5名亲信潜入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总部办公室，偷拍文件和安置窃听器，被当场抓获。其后，尼克松极力阻挠媒体对这一事件的调查，甚至威胁吊销《华盛顿邮报》所属公司的营业执照，但报纸不为其所阻吓，彻底揭开了丑闻。1974年7月30日，美国国会给尼克松定了三项罪状：妨碍司法；滥用总统职权；蔑视国会。最终，尼克松被迫下台。

美国历史上有著名的“扒粪运动”，提倡新闻揭露丑恶，刨根追底，让政客们丑行曝光。最近，《华盛顿邮报》登出整版广告，悬赏100万美元，征集华盛顿政客的性丑闻。有了这样的新闻监督，各级官员“赤裸裸”地暴露在公众监督、媒体监督之下，他们就不敢腐败，小腐败就被揭露了。

由于新闻监督，一年多韩国有三位总理、副总理因丑闻下台。副总理李基俊因涉嫌在担任首尔大学校长时浪费办公经费而辞职；副总理金秉准因担任大学教授期间论文一稿两投而辞职；在“三一”运动纪念日，总理李海瓒去打高尔夫球，被媒体揭发而辞职。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没有白头发，于是有报纸说他染了发，这一下舆论大哗：总理原来是个弄虚作假的人！幸亏施罗德最后证实了自己没有染发，才平息了风波。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2001年受埃及政府的邀请，去埃及度假，花了埃及纳税人的钱，报纸披露后引起舆论大哗，布莱尔只好给埃及的慈善机构捐款以弥补自己的过失。

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有两个女儿，很喜欢中国玩具，巴氏来北京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时乘机买了43个，想带回美国，可海关截住了她——除一个玩具之外，其余42个属逃税！于是，报纸就此大做文章，攻击她假公济私，巴氏不得不多次向国民道歉。

根据“透明国际”的历年廉洁度排名，西方发达国家都属于廉洁或比较廉洁的国家。之所以如此，新闻舆论的监督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中国要进步、文明，要建成清廉国家，就必须创立现代新闻制度。

现代新闻制度是媒体民有、新闻自由、监督官员、保护公民的新闻制度。

所谓媒体民有、新闻自由，是指媒体主要由民间出资、民间所有、民间经营、民间分利，传媒进行独立的报道、自由的评论、充分的竞争、不受权力或者资本的控制。实行媒体自由创立、备案登记制度，禁止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办报办电视台，限制大资本的持股比例，允许外资进入传播事业，防止政治家、资本家操纵传媒。进行新闻立法，废除新闻审查，依法发布新闻，依法承担责任，保护新闻记者，捍卫网络自由。

所谓监督官员、保护公民，是指发挥媒体的公器作用和“第四权”的监督作用，揭露权力黑幕，防止权力滥用，批评政府所为，纠正官员偏差，伸张社会正义，维护人民利益，将媒体从官员的喉舌转变为人民的喉舌。为此，必须保护批评报道，严惩官员打击报复的行为，报道即使有误，也免受责任追究，除非你能证明记者是故意的恶意。对于官员、公众人物、强势群体实行有罪推定，举证责任倒置，当弱势的一方起诉时，由强势的一方举证。限制官员和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鼓励公民举报，规范记者行为，保护记者权益。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罪、扰乱公共秩序罪、窃取国家机密罪进行特别的立法，出台司法细则，防止以言治罪、以文治罪。取消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

建立现代新闻制度的最大障碍是某些领导干部们僵化的思想以及由此陈旧的思想形成的特定制度和利益。一些人打着“稳定压倒一切”的旗号，似乎是在为国家谋利益，孰不知当稳定压倒正义、官员们不择手段地掩盖丑恶和真相时，社会道德由此沦丧，政府威信由此丧失，官民关系必然紧张，社会信用必然扫地，贪污腐败必然盛行，这样的社会与稳定的目标南辕北辙。只有让正义压倒一切，正义得到伸张，良知得到唤醒，丑恶得到揭露，腐败得到惩治，那么社会稳定就在其中了。

通过建立现代新闻制度，正义、法治、稳定的中国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