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在头戴钢盔的保安保驾下来到“签名售书”现场（点这里看链接）
本文是看于丹、读论语、阅网文的随感。
● 于丹如此解读“子贡问政”？
【网文摘编一（作者：李悦 /《批评于丹<7>》 来源：腾讯读书）】《论语·颜渊》第十二之第七：“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于丹的解释是：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而今谁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点击这里，可以浏览于丹此段讲述视频，3分钟）
【笔者注：此话似乎耳熟，细细一想，原来历史上有人说过类似的话，近浏览网页曾见，袁世凯当年发布《尊孔令》时就说：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则“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见：网文—点此链接）】
于丹在这里把“民无信不立”的“信”解释成“信仰”和“对政权”的认可，显然将“民”当成了这一句话的主体。子贡向孔子问政，是问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稳定，需要哪些条件。孔子回答时也是把国家当成主体的，只有国家才能做到“足食”和“足兵”，同样也只有国家在“必不得已而去”时，有权力和有能力“去兵”和“去食”。因此，“民信”的主体也是“国家”，而不是“民”。“民信”的正确解释应该是“取信于民”，就是让老百姓相信。【笔者按：“相信、信任”和“信仰、信念”岂能混为一谈？上级党组织“信任”某个同志能说“信仰”某同志吗？】
其实，孔子非常强调国家应该取信于民的思想，例如他在《论语·子路》中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以上“上好信”的主体是“上”，指的是“上”在取信于民，孔子还在《论语·阳货》中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以上“信则人任焉”是说信实就会使别人为你效力，别人当然不是主体。
《论语·子张》中还有——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这段话是说:君子取得信任，然后才能役使人民，如未取得信任，就会以为是虐待自己。君子取得信任，随后才能给别人进忠言，如果没取得信任，就会以为是在诽谤自己。
可见《论语》在多处谈到“信”时，国家、君主和君子都是话语主体。于丹错将民(百姓)当成主体，与上面能“足食”、“足兵”的主体不一样了，讲不通了。于丹索性错下去，又将“信”解释成“信仰”，于是“民无信不立”就被于丹歪曲成“民没有信仰不能立国”了。我怀疑于丹在这儿是有意曲解这句话，为的是把一个国家的“不立”的责任推在老百姓身上，以便“上”和“君”就可以指责百姓没有信仰而误国了。
【笔者感悟】笔者基本赞同以上网文的分析。于丹此种解释无疑是非常有利于当今国家、政权之稳定，非常有利于增强所谓民族“凝聚力”的。但《<论语>心得》也罢，解读《论语》也罢，在中国最大的电视媒体上面对上亿受众总不能因为某种主观目的而随心所欲地诠释经典吧？而于丹教授为了突出“信仰”之于国家“凝聚力”的重要，竟也首肯孔老夫子的“去食”，并说“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听了让人不寒而慄——是啊，三年大饥荒数千万人因“没有粮食”而死，在于丹看来也无足惜了——笔者无法想象，平民百姓已经饿得皮包骨头在生命线上挣扎几成“路倒”时还有何“信仰”可言——于丹此说与当今“以人为本”的理念好像也相去甚远了吧？此说还能算作《论语》中的“精华”？其实，老百姓都饿死了，对国家还有何“信仰”可言？实乃无稽之谈。此时于丹大概忘记了什么叫“民以食为天”了吧？
难怪一位网友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我认真地听了于丹老师的讲座，感慨颇多，十分想和于丹老师探讨一些东西，如果于丹老师能看到，请回复我，谢谢。我的邮箱:（[email protected]） 我是做技术的,《论语》里的东西，个人认为，除了关于道德和做人准则方面的我是赞成的，也本着良心做个好人，而其他方面全是糟粕，我十分反感。例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努力工作,多挣些银子养家，有什么不好吗？难道这样就成了“小人”吗？环视我的四周，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的老祖宗发明的？——请不要和我说四大发明！请告诉我，那些故纸堆里面，有一点点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宪制的影子吗？2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历史，周而复始的王朝更替，演绎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同猴子有什么区别？又有哪个所谓的圣人将中国社会引向了真正理性的发展方向？于丹老师是学历史的，请问中国400多个皇帝，又有几个所谓的“明君”？…… 还有就是到现在还把赢政、曹操这种屠城无数的人说成英雄，我真的无法想象如果中国再出现这样的所谓英雄我们该怎么办？！
人人都希望过上快乐幸福的生活,于丹教授认为，“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与内心相连”。那么，中国俗语：“贫贱夫妻百事哀”又作何解释？论语也许可以教出个把“君子”，但绝对教育不出“君子社会”，中国的历史就证明了这点！因为人的本性才是最强大的力量。个人认为，论语中消极的东西多，积极的东西少，与现代社会对人的要求相距甚深远，看看可以，不学也罢。
【以下至文末皆为笔者感悟】以笔者愚见：去兵可，去信可，唯独不可去食；因为世上万物人为本，没了粮食百姓要饿死，百姓都饿死了还有什么国家、军队？还有什么对政权的“认可”？而政府努力使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国富民强，这是最大的“取信于民”，自然也不愁军队的事了。难道不是这样吗？于丹教授为何要如此勉强地“圆”孔老夫子这本来就没什么逻辑的废话呢？(就此段而言）就是要强调百姓宁可饿死也要“信仰”国家、政府？
而且，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来看，于丹已经把精神层面的“信仰”置于物质之上了，似乎“信仰”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高于人的生存权。可即便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也已经陷入唯心主义，类似于文革中之“精神原子弹”一说。从这一点来说，真的要消消于丹之“毒”了。如此解读经典教化民众，知识分子的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何在？难怪央视“一鸣论道”也对于丹如此解读“子贡问政”发出的质疑有所评述了（点击这里：看央视·一鸣论道：当于丹们火了之后 视频）。
● 再次审视于丹“《论语》心得”之所以赢得很多受众的欢迎，其原因大致应该是如下几点：
一、《论语》中的很多经典词句确实已深深植根于汉语言中，植根于许许多多中国百姓的思想之中；但国人之大多数源于各个行业，各自术有专攻，也不排除一些人原本文化不高，一般而言，对《论语》原著知之不多；而于丹之说恰能引起观众对既熟悉又陌生之《论语》的兴趣与关注，但对其的诠释和“心得”一时尚难辩优劣真伪，因为毕竟不能说于丹都说错了。
二、于丹是口才不错的老师，善于旁征博引，善于讲故事，这是一个好的文科教师讲好课的诀窍之一。细细推究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听众观众往往对于丹所说“故事”的兴趣、印象大于对于丹所说之《论语》或孔孟之道言论本身的兴趣、印象（如于丹讲“心灵之道”，几乎整个儿在讲故事）。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于丹所说之故事，就故事本身的寓意而言，其折射出的哲理大多也是不错的，而另一方面，这些故事与《论语》的联系有很多确实牵强附会，有很多毕竟并不能或基本不能用于佐证《论语》，但这一点常常被观众、听众忽略了，误以为那就是《论语》的意思。
三、在社会改革、转型期，原有的信仰、秩序、价值观打破了，新的信念、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国人在飞速运转的时代列车上有些头晕目眩，精神之家园有所失落。此时，“心灵鸡汤”的出现，如海上漂泊者突见若隐若现之海岸线，这是可以给人以慰籍的——不管它是不是《论语》——中国人有许多信奉了基督教（甚至还有70后、80后的青年）就是一个例证。
于是笔者突然想到，于丹的“《论语》心得”如果换一个名称可能更好，因为于丹所讲真的不是原汁原味的《论语》本身，而是“人生哲学”心得——当然，谈“人生哲学”时，联系孔夫子那些确实经得起时间、空间和实践检验的哲言还是不错的。实话实说，除去《论语》，于丹的这个讲座听听也还是可以的，只是不能出现如“子贡问政”或这份札记中选编的那一类糟粕、谬误。我们的知识分子、学者专家在弘扬中华文化之时还是不要忘了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不要忘了要“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而“去其糟粕”并不是把“糟粕”打扮成“精华”或避开糟粕不谈，而是引导媒体受众和国人明辨糟粕与精华，自觉弘扬精华而摒弃糟粕——只有能够明辨，才能做到不盲从，才能自觉弘扬应该弘扬的东西。这应当是知识分子、学者专家的良知和责任所在。
回观于丹今日之签名售书由头戴钢盔的保安（酷似武警）保驾，究其原因，除了因个别人曾过于愤激对阎崇年教授搧耳廓以外，恐怕还是与央视“百家讲坛”缺少“百家争鸣”，缺乏讲授者与听众互动沟通，致使不同见解无法得以表达有关，与于丹过于将《论语》与所谓主流的“时尚”的意识形态关联起来（诠释“子贡问政”便是一例），而对《论语》肆意解读有关。真正的“心得”如写在本子上，或与三五好友交谈各抒己见那也无所谓，但站在十三亿人口大国之国家媒体之上，还以“个人心得”为挡箭牌来回避学术争鸣、学术质疑，恐怕有两个指头难以遮住面孔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