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１２月１４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２００９’增长与改革”形势分析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党校等单位的５０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专家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保增长作为工作的重点，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深化改革，消除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

以一项改革突破带动其他领域改革的时代已经过去，需要推进全面改革。有专家指出，我国下一步改革的任务和前３０年改革的任务已经明显不同。过去３０年改革的任务主要是在经济领域。新阶段改革的任务和范围已经大大拓展，不仅包括经济体制改革，还涉及文化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环境体制改革等，可以归纳为“奥运五环式改革”，需要较长的时间。有专家进一步指出，新阶段的改革具有结构性特征，一定要配套推进。过去那种抓住突出矛盾，通过解决这个矛盾带动其他领域突破的改革方式已经难以奏效。因此，面对结构性矛盾，需要推进结构性的综合配套改革，重点推进关键领域改革。

我认为：推进全面改革，的确是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但2009年，扩大消费要走涨价、降价、涨工资来“促内需、保增长”的应急之路。涨价、降价、涨工资也能促进GDP增长。

 

 

1、粮食涨价。粮食是居民的主要食品，它既不能多、也不能少。按市场调节，丰收了就降价、歉收了就涨价，农民很难有稳定的收入。世界粮食市场的价格，长期以来，都是得到政府补贴后的价格，偏低。中国的粮食必须自给，任何国家的粮食出口也养不活13亿中国人，“18亿亩的耗地红线”决不能突破。也就是说，中国粮食生产，必须是世界上生产能力最强的国家，农业产业必须现代化。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包括：

①自然条件：土地、气候、水；

②技术条件：种子、种植技术、农用机械、杀虫灭病、储存；

③经营条件：土地集中、公司组织、规模、融资、保险、现代农业工人、粮食期货交易；

④盈利条件：成本可控，销价高于成本一倍以上、且相对稳定，不可抗力灾害有补赏等。

上述四大条件，中国只具备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经营打件和盈利条件不具备。这是因为，中国的粮食生产仍然是“小农经济”状态，生产者的直接目的，首先是满足自己消费，在有余粮情况下才用于销售。现代生产经营的是商品，生产目的为他人生产使用价值，自己交换得到价值，自己的消费由市场商品交换决定。

“小岗村的改革”就是“小农生产模式”的典范，小农生产和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模式，被中国党和政府肯定为中国农业生产基本模式，是阻止中国农业发展与进步的核心政策。中国其他商品生产和整个社会都能市场化大规模经营，唯独农业产业还限制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长期不变，哪将祸及子孙万代。

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只有50%是强项，50%是弱项。而50%的弱项中：

土地集中，没有机制、没有资本化；佃农机制也不健全，租金没标准。需要修改宪法。

佃农公司组织、土地规模、融资、保险、现代农业工人、粮食期货交易等，都要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做出系统化的决策，才有可能突破。

成本可控，销价高于成本一倍以上、且相对稳定，不可抗力灾害有补赏，这三项直接涉及国家综合经济政策调整和财政支出增加，需要法律规范。美国、欧盟和日本这三大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其农业政策，是其国家和超国家组织的核心政策。而我国，8亿农民与其主业——农业，既是社会发展的包袱，又是稳定社会的主要机器，改革开放之初，还视为动力。

迅速解决目前农业、农村、农民的现状的方法有三个，一是实行“负的增值税制度”——没有增值的国家补贴到平均增值额，以鼓励粮食农业生产公司经营，因土地所有制限制，实行规范的佃农公司经营，也是一种选择。二是实行“负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不足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补贴到免征额，照顾低收入农民，尤其是粮食生产者和现代佃农公司的农业工人。三是大幅度提高商品粮食价格。其他农产品随行就市。

其中，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是最现实、来得最快的促进方法。价格提高的同时，也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其大幅度的标准是：按国际粮食价格的三倍来确定，让国内粮价高于国际粮价两倍。提价与两个负税收制度同时实施，对于一个缺粮、缺地、人口多的大国来说，是必须的，也是解决农民低收入的根本办法。

 

2、学费涨价。国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普及率，决定一个民族的素质。现在是低价、低质、低水平上的“23%”（18-22周岁国民接受高教育的比例）。发展中国家要办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非有特殊政策不行。我们再也不能用“量的扩张代替高教改革”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大地上始终没有真正开始，除收费与扩招外，没有任何改变。现在的盲目（普通本科大学定位不准，知识型人才太多、技能型人才太少）发展与50年代末的“大跃进”没什么两样，是非科学发展。迅速解决目前的状况就是：高校改革与提高收费标准同时进行。

高校改革，一是要给高校自主权；二是要规范国家资助政策；三是高等教育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准确；四是要分类发展，分类提高收费标准，实行优质高价。方法是改革方案得到政府批准后，一步到位提高收费标准。改革与提高收费并行。

提高收费标准的初步设计方案是：清华、北大、科技大三所大学，应该年学费不低于4万，其他“985工程学校”不应低于3万；除“985工程学校”外的“211工程”类大学不低于2万，其他本科高校不低于1.5万到2万之间。高职高专也必须在1万至1.5万之间。高于原收费的部分，用于提高贫困生补贴和提高教师工资待遇，以及教学投入。

规范生源地贷款助学制度，实现大学生方便、快捷地获得贷款，建设跟踪还贷的社会督促机制。甚至鼓励满18岁公民，自立贷款读大学，毕业打工还负债。全社会要为大学生就业让路，鼓励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已婚女性，以及高级公务员、高级知识份子的夫妻双方一人就业，另一方回家做“全职太太”。

 

3、医诊涨价。现在的医药卫生，实际上它包括四大块，一是医诊（即诊断）与治疗，二是药品与机械，三是卫生防疫，四是小病医治与保健。其中的“卫生防疫”是政府的事，必须财政负担；“药品与机械”已商业化了；“小病医治与保健”由社区医疗机构完成，现在需要政府增加补贴的就是这一块。

“医诊与治疗”这一块，要分两部分。“治疗”其实已经商业化了，它体现“医生”的知识与技术，只是价格问题。但目前许多病的治疗费用，大大高于成本价很多，其价格应有升有降。真正应该涨价的是“医诊”（ 即诊断）部分，然而，目前的医诊，基本上是免费的，只有一个挂号费。因为医诊是知识与经验的集中体现，是真正“医生”的价值所在。

但医诊提价，是在初步确诊后，治病开始前，按预期治好程度约定费用，国家出台指导性收费标准。治病，只交治疗费，医诊不能先交费后治病，要在医、患双方签下合同，先治病后付费，病治好之后，按合同付费，没有治好病，医诊费分文不收。这种与患者的约定，给医生以责任，是提价与解决医、患纠纷的最好方法。这样，就让那些医术高明、治疗效果好的医院和医生获得高收入，让那些目前治不了的病，不再浪费医疗资源，促进我国医学与医疗技术的进步。

3、科研涨价。我国目前的科学研究十份混乱，谁都可以推出科研项目，也不给钱，科研成果也不值钱，制造了一大批垃圾。

第一、科研是要花钱的。没有钱就不能推出科研项目。推出的科研项目，明码标价。

第二、科研项目实行招标，不论资历和单位，谁能解决问题、谁能按期完成，谁做。

第三、学术期刊实行免费发论文，以论文质量高低为发文标准，没钱办的期刊停刊。

第四、职称评定不以论文数量为标准，以质量和实绩为标准，没发表的论文以质论。

第五、科研经费标准由国家统一制订，科研费支配自主，科研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

 

4、燃油涨价。中国燃油税出台，是世界金融危机给了一个好时机。但价格现状表明，这是“捏着鼻子骗嘴巴”，老百姓都明白，每升一元的燃油税，油价不涨反降，是时机好，不是政府有多大能耐。似乎表面上，中央政府对百姓着想，只能说对实施燃油税政策有利，但对燃油税本身的初衷没有任何好处。每升燃油税必须涨到三元以上，让消费燃油者感到痛苦，才能达到实行燃油税的目的。燃油涨价是中国国情和其稀缺性所逼，不是政府有多狠心。

中国目前消费燃油的增长速度，是不可持续的。

 

5、稀土涨价。稀土产品是世界性稀有战略资源，国家必须统起来，限制出口百倍涨价。

 

1、商品房降价。住房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政府为社会最低收入人群，建廉租房是世界通用的做法。注意，是“廉租”，只租不卖。这是为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最好办法。

我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经济适用房”建设，为那些买不起商品房，但有一定积蓄的人士提供的半商品房。这种政府直接干预市场产品供给，不是最优选择。因为，它与商品房争市场，“经济适用房的购买者”与“商品房的购买者”边界不清，“经济适用房”的地段与质量得不到保证，且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它天生是一个“怪胎”，没有好的结果，肯定是政府的包袱。

“经济适用房”供给的最优选择是，政府认真清理出辖区内“经济适用房的购买人群”，划分出急需解决的人群（一般为刚结婚或等房结婚，家庭又没有能力支持那一类人）。问题就出在如何统计、统计的情况是否正确问题上。中国个人所得税，都没能做到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何况“经济适用房”供给？中国人把房子看做人生最大的投资。这样的统计工作做不好，最好不要做这项工作。一定要做，也只能从开发商手中成批购进商品房，再低价卖给用户。

住房消费，它是经济的一个方面，但毕竟它是用来住的，决不能用来炒作。在中国炒作房地产，类似于美国高风险虚拟金融资产交易。目前，政府靠招标卖地赚钱、靠收房地产商的费用筹集经费、靠房产建设增加GDP、鼓励炒房造成虚假繁荣假象等行为，都是没有人性的行为，是不按国情办事的行为，更不是和谐社会行为。

第二套房，对于中国来说（人多地少，且70%居住在东部），最好是严禁。任何持有两套以上住宅者，都必须交纳高额土地占用税，更不是鼓励的问题。在2008年以前做了的，政府要拿出系统解决方案，在控制银行风险的前提下，努力逐次改善居民居住条件。

在理顺了“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第二套房”的社会政策基础上，中央政府应该对全国各城市实行国家最高限价房价格公示。保证公民通过努力就能居者有其屋。

限价额的计算，某一城市工资平均水平，三口之家，年均可储蓄额，乘以年限，等于规定面积乘以单价。这样计算出来的价格，给公民以希望，给个盼头。

按目前的工资收入水平，估计北京、上海、深圳的商品房价格不高于8000元/㎡，其他大城市不高于6000/㎡，中等城市不高于4000/㎡，小城市和县城不得高于2000/㎡。一般收入人群也很难买得起房。

房价必须一步降到位，现在这样买卖双方相互相僵持下去，政策也不可能有所作为。房市启动，就有助于“车市”和“股市”的启动。

 

2、政府收费问题。一是政府不是不能收费，而是收费要有理由，该收的一定要收，不能可收可不收；二是收费要规范，不能由部门的上级为下级开辟创收办法，部委为本系统收费而设立规章，立一个收费办法要有一定程序，权力要回归人大；三是政府收费与其经费不源收支两条线，收得多，自己分得多的体制，再也不能进行下去了。

中国政府“乱收费”，损毁党和政府的形象是有目共睹的，中央政府取消多少，地方政府和部门能加倍地补上。基层做收费罚款的同志说：“你们乱收费，我罚款，不要害怕，还不是你们得大头？你收100元，我最多罚20元，你照样得大头。”俨然把收者和罚者，比似成狼狈为奸的经济共同体。虽然此说法是“黑道理”，但也反映出社会乱收费的确有好处存在。

政府收费不是降价问题，是规范问题。

 

3、政府管理的价格。自然垄断企业和公共部门提供商品和服务价格，应由政府定价。政府定价的企事业单位众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涉及人民大众利益的价格，涨，要听证，降，也要听证。听证，除了征求意见外，以示民主和扩大宣传的作用。

任何国家都有自然垄断企业，公共服务部门，价格只能是在合理成本基础上，有合理利润率，才能生存。高成本、高收入、无效率、管理不善条件下的高价格，必然得不到社会认可，不可持续，更不是科学管理和科学发展。

我国政府对自然垄断企业和公共服务部门的价格管理，从理论到实践，都没有形成一套规范、科学的管理办法，如何接受被服务者的监督，更没有形成习惯。这是我国政府需学习的东西，也是建设和谐社会所必须的。

 

4、按市场供需决定的价格，要立一个《反暴利税》和《反垄断价格税》。

 

1、高级公务员需要涨工资。我国公务员的名义工资，虽然经历30年改革，在世界上的工资水平是不高的，尤其是高级公务员。

大多数人认为，“高薪”养不了廉，但是，“高薪”能促廉，“高薪”给“反腐”以物质基础。据息，中国一个国务委员月薪只一万元，这与我国现有国力是不匹配的。

我认为现有国力水平下，我国高级公务员工资水平应该是：

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年薪120万人民币，月薪10万。

副国级、国务院副总理，年薪100万人民币，月薪8.3万。

正部、省、军级，      年薪80万人民币， 月薪6.65万。

副部、副省、副军级， 年薪70万人民币， 月薪5.83万。

正司、厅局师级，      年薪60万人民币， 月薪5万。

副司、厅局师级，      年薪50万人民币， 月薪4.16万。

副科级，              年薪10万人民币，月薪0.83万。（倾斜字体为非高级）

公务员配套改革措施有：高级公务员，除公务用车辆外，取消其他一切津补贴和公务消费。取消公务接待吃喝消费，取消公共支出中生活消费物品和个人消费项目的报销，一经发现这类消费项目和其他任何贪占行为，都视为贪污犯罪。一定层级高级公务员实行定额限制，并且，私有财产和家庭财产定期向社会公示。改革选用人机制，在实行高薪之后，省以下（不含省级）层级，取消少数人任命干部机制，采用党委领导下的公推公选、竞争上岗、全国公开招聘等“多选一”新的选、用人机制。

对行政首长公务用车，明确不得取消，非行政首长公务用车一律实行用车补贴包干。现有公用车辆，按地区和城市组成商务出租车公司，商业化经营。

 

2、高级知识份子急需涨工资。我国需要一大批“抑望星空”的高级知识份子、高级研究与创新人才为国作贡献，高级知识份子是社会生产力提高的源泉，是创新人才的集中人群，他们的高收入是社会进步与导向的风向标。我们喊了几十年的尊师重教，没有落到实处。

中国高级知识份子的工资上涨，要与“高级公员”的工资上涨，同时进行。其标准是：

 

 

中级知识份子和就业起薪标准：

 

（倾斜字体为低级劳动者）

促进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也让我国的大学生就业，也有一个起薪标准。

 

3、企业高级管理者急需规范工资。企业管理者需要政府规范。即使是跨国企业，也应有一个最高限额标准。起码要明确，企业管理者最高收入不得超过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三倍。目前的企业管理者最高收者，据称达上千万、甚至几千万的年收入，与中国国情相悖。

企业高级技术人员工资，比照或略高于“高级知识份子工资档级”享受待遇，

企业股份分红，另当别论。

 

4、取消就业人群身份区别。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什么“干部指标、聘干指标、工人指标”等身份区别，除公务员是世界通行的特例外，其他的就业身份区别，必须全部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