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级试点光环的背后——“我的三十年记忆”之十三

1990年是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经历了那场政治风波之后的第一年，由于整个西方世界对我们的全面经济制裁，那一年的中国经济举步维艰。全年的经济增长仅实现了3.8%，大概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经济增长速度最低的一年。但正如我们今天常说的那句话一样，危机中也同样孕育着未来的机会。就是在那一年，我们在极度困难的形势下，成功地举办了北京亚运会，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百折不饶、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也是在那一年，中央作出了开发上海浦东的决定，以此向全世界坚定地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不会动摇，中国人将用自己经济发展的奇迹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力量。后来的实践证明，上海浦东的开发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标志，它让中国人一扫心中的阴霾，重振精神，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奔跑。

这一年我所在的沈阳物资贸易中心也迎来了企业发展的黄金岁月，为适应国家物资流通领域的改革需要，沈阳物资贸易中心和苏州物资贸易中心被国家物资部、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确定为“综合商社式企业集团试点单位”。按当时专家的构想，中国生产资料领域的改革应借鉴日本发展综合商社的运行模式，实现物资流通的社会化与现代化。我们沈阳和苏州两家物贸中心，在全国同行中发展最快、实力最强、影响最大。同时，两家的老总都是德高望重的著名企业家，深得时任物资部部长柳随年的赏识，因而得到了这一试点单位的荣耀。由于企业发展的需要，我又重新被任命为中心办公室主任，主要的任务就是协调“综合商社式企业集团试点”的相关事宜。那是一段紧张、高效而又很风光的日子，我经常往返穿梭于省物资局、体改委、省政府，以及北京各相关部委之间。无休止地进行着各种试点方案的设计、论证、送申、报批等公式化流程，这期间，由于得益于我以往的文字功底、政府人脉关系，以及不卑不亢的处事风格，自己得以不辱使命地将各项任务完成的恰到好处。在国家物资部等部委、辽宁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试点筹备工作有序而又圆满，并适应试点的需要，正式组建了具有“综合商社式企业集团”特征和功能的“辽宁物资集团公司”。

记得当初成立辽宁物资集团公司的时候，盛况空前啊。省长及北京来的部委领导亲自前来剪彩，全国各地的同行、客户到场祝贺。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作为当初这项改革实践的亲历者和主要执行人之一，我觉得当时的指导思想上贪大图名的成分比较浓，而务实探索的成分比较少。在潜意识中，主要是想通过获得国家级的试点资格多赢得一些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扶持，因此把更多的功夫都做到了表面上。例如多组建一些子公司，使集团在形式上看规模很大，实际上却有些拉大旗做虎皮的味道了。而对综合商社这种企业集团内涵的理解却更多地呈现于表面化，例如当时知道日本的综合商社都是综合经营的，经营的商品门类非常广泛。于是我们就照猫画虎，也组建了一家日用品公司，并在物贸大厦里开办了一家商场，希望能够藉此实现生产、生活两大商品门类的交叉经营。鉴于日本的综合商社外向型特征鲜明，进出口的实力很强，我们就也搞了一家外贸公司，希望能够以此为阵地，实现内外贸经营的有机结合。此外，我们了解到日本的七大综合商社除了流通的主业之外，其经营触角还延伸到了许多实业经营领域，于是我们又专门成立了一家实业公司和一家房地产公司，希望能够通过投资手段进入一些有前景的实业经营领域。当然，承担主力角色的经营部门还是集中在生产资料领域，将原有的一些专业经营部门扩编成专业经营公司，还在一些地区设立了分公司和办事处。从形式上看，当时的集团很是风光，也显现出了相当的规模。

然而，在表面风光的背后，却掩盖了一些企业发展致命的隐患和弱点。例如，当初从形式上在扩展集团经营范围和服务功能上，做了一些设计和尝试，但由于更多地停留在了表面的形式上，而却在更为重要的企业经营模式设计、发展战略制定、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这就为集团后来的健康发展形成了严重的制约，以致陷入四处跑马圈地、占山为王，追求盲目的扩张，从而为企业机体的发育形成了先天不足。而更致命的还是集团决策层的建设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客观地说，当时的集团领导班子中，多数成员都是从政府行政官员的身份转换来的，对外向型经营、实业投资、现代企业管理等，缺乏深入理性的认知，并严重缺乏相关的实践经验。更为要命的是，他们却将多年在机关工作所形成的官僚主义、形而上学、指手划脚、尔虞我诈等不良习气带到了企业中来。而当时的老总尽管观念很现代、改革意识也很强，但在团队建设、协调关系等方面，却有着很严重的欠缺。这些就构成后来这一试点的中途夭折，当然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