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几个人还在使用略带神秘的“1070信箱”，它是大有庄100号，从游人如织的颐和园北边走过去，一块刻有“中共中央党校”的巨石便赫然在目。
西山与园林相抱，使这里成为一片难得的清凉之地，比北京市区温度经常要低一两度，进门前还有一条百来米长的林荫道，隔离着外界的喧嚣。
它依然森严，外人欲要探访，在提前确定接待者后，须经传达室、大门警卫、守楼警卫多道查证关口。它的停车场、大门旁、校园内，根据不同标准，趴着挂有全国各地车牌的车辆。
无疑，它代表正统，属于主流，但又颇为特殊，在外人看来，似乎还有些难以接近、不可捉摸。
细辩之下，它有几张面孔，多个身份。众人皆知，它是高中级领导干部培训的主渠道，另外，在此工作三十年的原副校长杨春贵说，它还是“党的重大理论和政策研讨中心”，“解放思想的重要阵地。”
三十年前，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代表的思想解放大潮，它正是策源地之一。三十年来，这里高级官员集聚，但官话并不多，这里理论权威成批，但说话并不悬在半空。
走进中央党校，即是贴近思想解放的脉搏，触摸政治与学术的结合处与“平衡术”。
“敢言”有传统
如果说改革开放始于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始于思想解放，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思想解放始于中央党校。
1978年5月10月，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刊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一场全党、全国范围的大讨论，此事已记入党史、国史，在改革开放的第三十年，又被不断重提，已无需赘述。
作为那场大讨论的亲历者、参与者，时任《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的沈宝祥教授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它的前面，还有很多故事。
1977年3月，中央决定中央党校复校，时任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汪东兴分别兼任校长、第一副校长，并调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胡耀邦为副校长。胡耀邦当月来上班，一场大刀阔斧的拓荒、重建开始了。
沈宝祥回忆，胡耀邦于当年5月在一次整风会议（也是事实上的日常工作机构）上讲，要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拨乱反正就是从分清这三个是非开始的，”沈宝祥说，“具体怎么操作呢？耀邦提出，办个刊物。”
刊物即《理论动态》，1965年就在中央党校工作的沈宝祥被推荐为筹办者之一。是年7月15日，胡耀邦拍板以吴江（时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在一次研讨会上的“大胆”发言整理为第一篇文章刊发出来，即《“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打响了第一炮。
其时中央尚未废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提法，该文就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应是文化、技术革命，生产力的革命。“当年这样的言论是很了不起的，太岁爷上动土。”沈宝祥说。
敢言的不仅仅是党校的理论专家们。
复校后的中央党校于1977年9月正式开学，一期八百余学员分为三个部，分别为高干班、中级班和理论宣传干部班，时为济南军区空军宣传部部长、三部学员的董润民曾撰文回忆，开学之初，他和其他几名学员支部负责人向胡耀邦汇报时说，学员们讨论时不敢讲真话，对理论问题不敢争论，“怕说错话”，过去有人讲了真话，被记录下来，结果挨了整成了右派，所以大家心有余悸，有后顾之忧。
胡耀邦便表态说：讲错话，不开除。在鉴定材料中不要附加小材料。也就是“不装（档案）袋子”，加上邓小平先前提出的党校教学工作“三不”——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成了著名的“四不主义”。
沈宝祥记得，在“四不主义”鼓励下，当时学员普遍畅所欲言，包括毛泽东晚年错误这样的敏感问题都在中央定论之前提了出来。
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前，中央党校1978年4月还有一次“八百学员大讨论”，讨论“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这是很大的动作，有关‘文革’的重大问题几乎都提出来了。”沈宝祥回忆起来仍激动不已。后来有很多当年的学员写信告诉他，耀邦同志多次鼓励学员“敞开来谈”。“有了这个讨论，很多学员在随后的真理标准讨论中很快就跟上了。”后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也是当时的一部学员。
“耀邦开了新局，思想解放成了中央党校的传统。”沈宝祥说。
他的下一辈，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教授也说，由于胡耀邦本人的民主、平易作风及其开启的思想解放传统，“他在党校今天的地位还很高”。
被“逼着”解放
在杨春贵教授看来，相比一般高校，中央党校更能做到思想解放，除传统因素外，关键还在“对象不一样”。杨春贵从1978年便调入中央党校执教，1994年到2001年担任副校长，如今还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会长，比较完整地经历了中央党校新时期的发展。
“解放思想是政治问题，离政治生活太远的人对政治感受不深。我们面对的是各级领导干部，不解放思想，没法和学员对话。”杨春贵对本刊记者说。
“我们的优势就是有这些学员在这里，了解国情，不会忽“左”忽右。他们带来现实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逼着你去思考，给出解释、回答。”中央党校党建部教研主任王长江亦持此说。
在经济学界，有“王珏现象”的说法，指的是中央党校老一辈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经济学家王珏教授的一些观点和理论，往往要等三至五年后才被认可。比如，他在1980年就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四年后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认定这一概念。
“中生代”的王长江则告诉本刊记者发生在他身上的两个故事：
1990年代后期，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相争，后来温州模式“告胜”，苏南乡镇集体企业改制，但又带出了一个政治问题，许多原来的乡镇干部成了私营企业主，其中有很多党员，1989年中央9号文件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但出现党员成为私营企业主怎么办？当时没有答案。
我在1998年去无锡、苏州对这一问题调研，感觉不能把这些人推到对立面，写了篇文章，年底发表在中央党校《理论前沿》上，题目是 “党对非公经济中优秀分子的政策应当调整”。
文章发表后，引来很多争议。有比较极端的人在一些研讨会上攻得很厉害，说“王长江是党的叛徒”，“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在党校内部也有两种意见。1999年搞“三讲”时，我当时是党建部副主任，正是“三讲”的对象，有人就提出，要王长江在这个问题上讲清楚，否则建议校党委撤他的职。他们有两个理由，鼓吹私营企业主入党是与党的文件唱反调，还有一条是反对剩余价值论。
好在当时中央自有公断。经过2001年的“七一”讲话，私营企业主可以入党了，“左”人就不敢再反对了。在“七一”讲话起草阶段，有关部门还吸收我作为调研组副组长。
去年年初，我在《理论动态》上写了篇《辨析关于民主问题的几个疑虑》，被《北京日报》等广泛转载。今年还有人问我，你去年是不是不太好受？网上攻击得一塌糊涂。“左”、右都在攻，如有右派不赞同一党可以搞民主。但中央还是有公论。有一次，我们的校长对常务副校长说，长江发的那篇东西很好，那是我们党理论权威发出的声音。
这两个事说明，在中央党校还是可以研究些东西，可以走在前列的。只要是经过深思熟虑，我基本上能做到想说的都能说出来。
在1980年代，外界对中央党校曾有“‘左’的思想的神学院”之称，刘春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出于误解。1986年，他是中央党校理论部（现研究生院）的研究生，“那时中央党校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阵地，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我们研究生也搞了很多相关活动，现在的一些领导人当时也经常来参加。”
杨春贵则说：“我认同这样的说法，在党内理论界，中央党校是改革派的根据地。”
中央党校受访人士多提到一个言论尺度的原则：研究/探讨无禁区，讲坛/教学有纪律”。至于发表，分管校办报刊的副校长李君如曾对沈宝祥有过这样的表态：“规矩要遵守，思想要开放。”
“我们很清楚底线在哪里，这样就能把空间拓展到最大。”王长江说。
至于万一“在不适当的场合讲了不适当的话”，受访人士普遍认为，校领导对此也多采取宽容、保护的做法。
直通中南海
“讲中央党校是思想解放的阵地，要讲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央把这当成思想解放的阵地。”刘春教授说，教员的主动性、创造性是在这个大前提下进行的。
另一位接受本刊采访的“中生代”人物，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教授也有同感，“中央党校的教员们思考和讲课比较超前，是在与大方向保持一致的前提下的超前。中央党校思想解放的首要原因就是我们中央的思想很解放。”
中央党校教员们的优势，不仅在于坐拥大批高中级干部学员，也在于有直通中南海的便利性，“嗅觉灵敏”。
杨春贵教授说，三十年来，不管怎么变，党校的性质、地位、作用没有变，中央对中央党校非常重视，平均每五年左右就要作出一个关于党校工作的决定、意见、条例，从1977年《中共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到今年9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一共有6个，《条例》指出，“中国共产党党校是在党委直接领导下培养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干部的学校，是党委的重要部门，是培训轮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主渠道，是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杨春贵介绍，从党的十四大开始，形成历次党代会前总书记到中央党校“吹风”的惯例，即1992年的“6·9”讲话，1997年的“5·29”讲话， 2002年的“5·31”讲话，2007年的“6·25”讲话。
从党的十五大开始，又形成历次党代会后在中央党校召开新进中委、候补委员研讨班。此外，还有近年来每年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
“每次党代会后，中央党校的教授就很抢手，讲课邀请应接不暇，我问过一些机关负责干部学习的领导，他们说，中央党校教授能清楚准确地解释中央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注意阐释这些观点是怎么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严书翰说。
仅仅被动的宣讲、阐释，还不足以解释中央党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所起到的“思想库”作用。中央党校有多个途径对决策层献言献策。以校办报刊为例，《理论动态》获中央垂青，早已名声在外。胡锦涛任校长时倡导创办的《学习时报》，也常获中央领导批示，中央党校办公厅原主任张谷泉说，他当年经常接到中南海来电，索要报纸。另有发行量仅几百份的《思想理论内参》，这一机密级刊物直接为中央决策服务，被中央党校人士形容为“直通车”。
此外，直报中央的专项调研报告与政治局集体授课，也是中央党校教授的“家常便饭”。严书翰教授介绍，他领导的科社部团队，在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前，都参加了为党代会报告作准备的调研工作。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科社部也在起草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十七大前，党内对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有不同意见，中央要求我们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校领导带队下，经过两个月到六个省市的调研，我们在2006年年底形成了1.2万字的报告，建议要以科学发展观打头整合构建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也建议要整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严书翰说，这一报告以及次年年初到中南海汇报时提出的几个“亮点”，都被中央采纳。
今年9月28日，严书翰再度走进中南海，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进行讲解，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在此之前，从6月末到8月末，他和另一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以及其他九位专家，在西山宾馆潜心研究、起草讲稿。
包括严书翰在内，从十六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形成至今，中央党校共有6位教授走进中南海作讲解。
张谷泉还介绍，在“七五”到“十五”期间，中央党校共承担了100多项国家科研课题，并取得丰硕成果，“充分发挥了党校作为党的思想库的作用。”
压力催变革
“课越来越不好讲了，”刘春教授说，学员的实际经验比教员丰富得多，有的学员学历还不比教员低，使得教员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除杨春贵外，其他受访教员都坦言有不同程度的压力。
作为轮训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每学期在校学员1600人左右，进修部负责省部级、地厅级干部、县（市）委书记的轮训；培训部负责中青年后备干部以及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研究生院负责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和党校系统师资。
看着一代代干部学员进进出出，严书翰感到的整体变化是四个“越来越”：知识结构越来越新，文化程度越来越高，能力越来越强，年龄越来越轻。
延续延安时期的传统，新时期的中央党校依然坚持以读原著为主、自学为主、适当辅导和加强研讨的方法。但针对干部队伍的变化，在教学方面也在不断改革。
退休后专门研究校史的张谷泉介绍，在完成以拨乱反正为主要内容的干部轮训任务后，根据中央要求，中央党校于1980年代前期开始走上正规化、规范化之路，打破“老五门”界限，逐步形成发“一个中心、四个结合”的教学体系。近几年中央党校按照中央要求，从单纯按干部级别教育逐步转到分类别分层次教育，从提高干部素质到以提高干部素质和能力相结合等等。
自1991年开始在中央党校执教的严书翰说，如今，中央党校已探索出一条研究式教学的路子，即研究理论与实践如何更好地结合，既非单纯学理式，又非单纯案例式。
“教学相长”在中央党校有着生动的注解，双方各有所长。严书翰说，他很注重向学员学习，学员入学时的“两个带来”，即带来本单位与个人需要党校解决的理论问题，是党校思想的晴雨表，也是教员研究、授课的参照系。有的老教员，为了讲课有针对性，不顾年事已高一直保持着主动拜访学员的好习惯。
授课之外，研讨是双向交流的最佳时机，学员谈学习体会，对教员提问，学员之间互相讨论，情况往往很热烈，“大家都有看法，抢着发言，能形成争论。”刘春说。
受访人士称，相比之下，省部级的学员比较严肃，县委书记班上，就更容易形成争论。
学员的“挑剔”，也可从对教员的评价上看出来。按规定，学员要给教员打分，王长江1985年到中央党校工作，1996年开始给干部学员上大课，他的切身经历是，一开始的打分，还是以中央说法为标准，甚至曾有学员写信“告状”，称党校教室不能有个人的声音。而到后来，“如果教员没有自己的声音，如果都是中央讲过的东西，我（学员）什么要来听课？”
从这一变化中，王长江感到干部队伍在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刘春也有同感，认为新时期后参加工作的干部，比前辈们更具主动性、活跃度和创新意识。
除了好的变化，也有一些让教员担心的地方。杨春贵的感觉是，年轻化后的干部队伍从整体上不如老一辈那么纯正，升官发财的欲望比较强。“过去不讲个人利益，现在却太注重个人利益。”
严书翰也“讲心里话”：“以后党校教学党性教育的份量应该越来越重。主张回到1978年前搞‘左’的那一套，谁也不会答应，但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还是要继续发扬。”
请进来，走出去
2005年10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来到中央党校，据称，除了感叹校园漂亮之外，还表示没想到中央党校教员、学员的思想这么解放。
进入新世纪，一批外国政要相继到中央党校访问、交流，除拉姆斯菲尔德外，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等人，亦曾先后到访。
在这过去是难以想象的。“中央党校以前在老百姓中很神秘，在国外更神秘。要敞开胸怀，面向全世界，才能培养出现代人才来。”张谷泉说，在新时期早期，中央党校就有打开校门的想法，但“条件不太允许”。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特别是在胡锦涛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学校加强了与国外（境外）的学术交流，扩大了党校在国际上的影响。
曾有报道称，2006年曾到中央党校演讲的清华大学外籍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在接受邀请之初，还“眼睛瞪得老大”，“我很疑惑，一个外国政治学教授真的可以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讲课吗？”
在“请进来”之前，还有“走出去”。张谷泉、严书翰、王长江等人都曾于1990年代中后期出国访问、交流，但一开始，还得“借壳”出行，不用中央党校身份，代之以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等名义。杨春贵说，这实际上是作茧自缚，没有必要。到世纪之交，便破了这个规定。
近几年，中央党校还组织中青年后备干部班学员去日本、新加坡等国调研，作为学习的一部分。
“党的国际影响大了，党校的地位自然也高了。”沈宝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