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改革时代新左派需要清理门户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当二十世纪中国为自由立宪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之后，首要的问题，并不是看一个思想流派想要什么，说了什么，而是做了什么，其效果是自由立宪，还是保存专制。是否属于善，不从意图判断，而要从结果判断。计较心口手不一，是异常重要的。

政治立场的区分，是划分思想流派的首要标准。政治立场决定思想倾向，以改革收益还是受害来判定政治立场。对历史阶段的判断和政治宣告，决定政治立场。当下的界碑，赫然就是政治立场的问题：保皇还是反保皇。而过去改革与反改革的界碑，早已荡然无存。

当下新左派区分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自由派，和拥护独裁专制的文化政治派。前者的思想资源是政治经济学，后者的思想资源是80年代的文化批评。前者是自由派，后者是保皇党人。新左派如果还想保持自由主义的味道，那么就需要一次大扫除。

当下右派区分为，改革派与后改革派。改革派主要以经济自由和经济改革为现实诉求，而政治改革为空洞虚无的道德呼吁。高潮过去，就是结束。改革派一旦掌权，就变为反动力量。而后改革派专注于政治自由和改革总体性，站立在改革已经死亡，政改不可依靠的前提之下。这样就把改革意识形态，当作狼奶排泄掉。

不管是激进和保守，新左派与经济自由主义都是南书房行走的心态，都是中南海幕僚的心态。与此完全不同的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反对。尽管可能政治自由主义为了未来自由立宪而准备当下条件，而妥协于改革意识形态，然而当改革一点政治自由的色彩，也看不到时，就会毅然抛弃，大加鞭挞。

当滞留于改革意识形态，才有强烈的左右冲突。当改革被等于自由立宪，或者趋于自由立宪，这时候新旧左派就都凸现了专制色彩。左右之争，被当作自由与专制之争。1998年作为自由左翼的新左派，没有化解，并且造成进一步加剧。

当新左派被归于专制，这时候自由主义就归于经济自由主义，而改革完全归于经济改革。新左派的崛起，以及右派对其批判，无不强化了改革的扭曲，让政治层面，让改革总体性遭到遗忘。而新左派为了应对这个危机，抛掷政治谈文化，以非政治的色彩，使这个危机更加严重。二十一世纪之后新左派的文化政治倾向猛涨，其政治立场不再是权威主义，而是拥护专制独裁，由权威主义进一步后撤，走向法西斯主义。

当把新左派的权威政治立场考量进来，其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变为一团矛盾。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批判，指向了自由和共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其政治立场，却是权威主义。权威主义看起来很现实有效的选择，其实是一种意图伦理。维持权威主义，比达到的社会总成本更大，代价更重。即使放在当前，也不是控制冲突，而且是加剧冲突。

新左派一边芳心暗许自由立宪，一边却放弃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反对立场，毫无疑问与经济自由主义共享同样的心理前提：经济自由可以奔向政治自由，至于政治权威迟早要瓦解，反正迟早要瓦解，新左派认为暂时加强一下也没什么。

不同的是，一个激进，一个保守，但是他们都是后文革的分支，共享一些80年代反思文革的逻辑前提，尽管新左派部分走向了反思文革的反面，但是从80年代反思文革出发，并且内在蕴含着同时支持和批判80年代反思文革逻辑前提的悖反。

对市场经济的批判促成看到其他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甚至是不可能的可能性。不要一个生病的人，批判成去找死胎或者阑尾。这时候，有一种审慎的要求，就是明白仅仅批判是一种提醒，一种警惕，并不构成一种行动。也就是说虚无主义的任何政治化，包括启蒙传播，或者展开哲学政治的军事行动，都是不可以的。

国家并不是党政。一个国家主义的诉求，并不是权威主义的，而是自由立宪的，当然必须警惕，不能为专制背书，而必须瓦解之。只有把自己的言说放在国家党政一体的前提之下，才会反对国家主义。对国家主义的反对，实际上是强化国家党政一体。新左派中政治经济学批判者，援引国家主义，以克服权贵市场经济，除了没有警惕为专制背书的危险之外，其批判值得重视。

后改革把宪政理念与维权运动结合起来，并由此期待清末宪政引入和民国奠基时，所许诺的流奶与蜜的国度。后改革可以视为一种前进的方向，使当前的一切政治思考与行动指向未来，引入未来宪政中国或者自由中华的精神，为当下立法，注入各种原则。

塑造未来，成为中心任务，而不是洗涮过去。文革之后启蒙运动洗涮过去，当然为维权运动塑造未来做准备，然而仅仅做准备，洗涮过去本身并没有含有塑造未来的维度。准备材料和建构大厦是不同的。而维权塑造未来则同时包括彻底的洗涮过去。后改革是改革时代被遗忘被掩盖的总体利益或者总体政治安排。

启蒙运动洗涮过去，到了当下，有一点打死猪的味道。而80年代的文化启蒙运动，90年代的市场启蒙运动，如果不是放置在政治解放这个尺度下，就没有什么政治正当性。一种单纯欲望的解放，如果在没有以反对极权为背景，就没有任何价值，相反是一种毒药。启蒙运动以欲望的冲锋，对极权中道德与政治一体造成冲击。这是一种专制余孽的儿子，对极权父亲的反叛，如果父亲一旦死去，儿子就继承大统，成为心口不一的后极权父亲。

当下还把中心任务当作启蒙运动，洗涮过去，忆苦思甜，那么就被过去的绝对低度捆绑在一起。一种欲望的敌对，肯定和对方一样的低度，都是倒在污泥中撕咬。这时候眼界就限于1949，就离不开专制，还是专制的家族相似成分。

作为一种违章建筑，改革已经成为规定性，已经成为一房子。这房子里面，掌权者已经是披着羊皮的狼，专政已经从社会主义手上拯救出来，归于权贵资本主义。左派也逐渐趋于社会主义宪政，站在改革的冰山上思考，作为改革的受害者出现。就像法国大革命之后路易.波拿巴的皇权，不再是封建贵族的，而是资产阶级的。

资本主义照样有专政。只要把专政与社资之争分离出来，就会看到当下的左派，甚至极左派，即使嘴上喊着专政，但是不过是对改革受害的间接表达，话不达意，旧瓶装新酒。这些人感受到了异质敌对感，实际上在呼唤执政党与人民的同一性。他们认为，现在的掌权者已经是权贵的，腐败的，蜕变的，但是他们丝毫不认为，之所有有今天的蜕变，正是过去的社会主义专政造成的。只要是专政，不管打着什么名义，都很容易“变修”，与过去的政治敌人结成联盟。

在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眼光来看，只要是专政，就要政治反对。回到社会主义专政的诉求，实在已经没有历史条件，那么这种呼吁，对同一性的渴望，可以引向针对共同的敌人，导向宪政。宪政与专政对立，而不与社资对立。

在极左派看来，官僚权贵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官僚权贵使用人民的名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人民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人。极左派也是虚假的受害人，情感上的。

在共同的敌人权贵专政或者寡头专制面前，后改革派看淡了，看清了极左派的专政诉求。陷入改革线路之争的极右改革派，才会当真。极左派与后改革派异梦同床，而极右改革派与后改革派异床同梦。对于政治而言，现实效果而不是意图伦理是第一位的。同床远比同梦重要。同梦当发现有人要同他同床时，往往老乡老乡背后开枪。

今天后改革派的敌人，不再是观念上的社会主义。只有改革派，要争权夺宠，才将社会主义宪政当敌人。很明白，从二十世纪以来，任何一次大规模对民众的专政行动，都与社会主义无关，而与资本主义有关。前几年的汕尾血案，今年的瓮安事件，陇南事件，都是权贵的寡头专政。每一次专政都不仅有血腥味道，而且有铜臭味。每一个颗子弹消灭一个人民，带来一个人民币。

移动界碑到后改革，改革的大规模受害者处境，变为迫在眉睫，不再有空洞的等待。不再是可以容忍的。后改革要让这种被动耻辱的地位，宣告为绝大部分人共享的命运。

把这一切从权贵的羁绊和专制的污泥中解脱出来，所做的只要一点：移动一下你心中的时代界碑，由改革到后改革，就把整个大厦从沙滩移到磐石之上。移动界碑，改革时代被赋予美好期待的事物，就焕发新生，进一步生成，例如初步公民社会的形成。移动一下界碑，新左派关于市场经济的批评，就闪闪发光，把法西斯化的文化政治派给清理门户掉，不至于陷入在意图推进改革与现实被认为阻碍改革的困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