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终于到了与丫比狠的年代

        王小峰拍了个DV，叫《你丫真狠》，到中山大学播放。果然就跳出一个丫头跟他抢话筒比狠，并称王小峰，“你永远都是一个三流的人，拍这种三流的东西。”此女在网上被戏称为“北大一流女”。自从出了“掌掴”阎崇年的事件之后，站在讲台上的人，突然遭受了一种空前的危机感。无怪乎于丹南京讲座遭遇“纸条挑衅”，几十名保安重兵护驾，最后还是取消了与观众的互动环节。

       就事论事，此类事情讨论的意义并不大。无非是一些快男超女型的文化人士，在这个愚乐至死的年代愚人愚已的一个方式，愚蠢在这里是快乐的前提。他们赶场也好，讲座也好，奔忙熙攘也好，图的不过是一个利来利往，并不值得深究。

       但如果把他们的讲座视为今天的小社会，一切探讨就有了新的意义。实际上，在一些严肃的讨论中，他们脚下的讲台从来只是一个比喻，甚至连于丹、阎崇年也只是一些比喻。当人们无法指责那个力量强大的喻体时，只能拿这些符号说事。在一个只能比喻的世界里，什么都可能发生，巴掌可能被看作刀子，保安或许被误认为警察，话筒可以被当成手枪。自然，网络也能被当作广场。

      人们大多习惯了指责那些动手动脚的暴力，但对那些话筒、钢盔、保安所代表的暴力威胁，大多视而不见。只有当“北大一流女”话筒被抢下了、于丹身边出现了“重兵护驾”、掌掴者被逮捕了，这种讲座中隐含的精神暴力才变得具象化了。当人们看到这一切时，内心会感到一丝的不适，因为它表达了对所有人的不信任。没有听说一次平等、自由的知识交流，是需要强行终止、或武力震慑来完成的。

       他们对公众的恐惧和担心，既表明他们对自己知识的不信任，也表明了他们与公众所谓的交流，需要的只是对方在观念或行为上的服从和忍受。当公众内心累积了太多的反驳而无法表达时，当对这种精神暴力的承受，超过了一些人的忍受限度时，必然会爆发出各种形式的不服从行为。其实“北大一流女”不过是“掌掴者”的一个变种。事件虽有不同，但性质完全一样。

       写作《正义论》的罗尔斯，对类似“掌掴”这样的不服从行为早有论述。他认为这类行为虽然违法了，却是一种出自良心的违法。它首先是一种政治行为，因为它的目的是为了公开某种真相，是为了呼吁相关秩序的改变。当掌掴者对权力者所有正常的呼吁都无效时，无疑说明大家期待的公平原则受到了侵犯，这时他的反抗行为即使不够理智，也呈示出一种合理性。

       掌掴或此类行为，都是为了唤醒对手耻辱感的一种手段。它们在社会中，以戏剧化的行动创造了一种危机，来引起媒体和公众对问题的关注。当我们对和平地解快社会问题感到绝望时，这种带来紧张感的危机是具有建设意义的，它打开了一扇通向权力者的谈判之门。这一次次的反抗，成为一个教育公众的过程，随着它在社会精神中的渗透，最终会成长为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这种戏剧化的暴力，虽然算不上一种积极的善，但从阻止精神暴力的蔓延来说，它至少是一种消极的善。它远远胜过对暴力机制的容忍或投降。

       一个不公正的秩序，本来就在期待和呼唤一部分人的不服从。正直的人往往无法忍受温和而不负责任的等待，所以他们会用行动反抗。无论他们开始的行为多么孤单、微小，哪怕是一个巴掌、一张纸条、一次指责，因是正义之举，他们也会滚雪球般渐渐地成为大多数。他们反抗的目标，更多指向的是这种不公正的秩序本身，而不是秩序的代理人，它所期望的也是民众对不公正秩序的思考。倡导非暴力抵抗运的甘地也为：“一个不公正的秩序本身就是一种恶，因别人违反它而实施逮捕或谴责就更是一种恶。”

       梭罗早在一百多年前也说过，我们没有必要把良心不断地托付给不公正的秩序，因为我们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接受裁决者。社会本来就是一种有良心的人们之间的合作，当一种秩序对人们的良心构成腐蚀之时，任何对这种秩序的反抗，都可被视为正义之举。所以当公众为此事叫好时，公众表现的并不是对暴力推崇，而是对他们代理的不公正秩序在表达不满。从这个角度说，暴力也是守恒的，你对公众施加了多少精神暴力，这种暴力一定会反弹回来。而他们，或者他们脚下的讲台，不过成了反抗某种秩序的一个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