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名举报山航“超时飞行”

　　“民航领域里所有关于安全的规章制度都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任何一条规定都是无数次事故的总结，但这些在山东航空公司领导的眼里不过是废纸一张。”10月21日，张健见到记者后显得很无奈。

　　张健是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航”）的一名飞行教员、责任机长，因无法承受公司长期安排飞行员超时飞行和冒险作业，他先后向民航山东省安监办和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举报了山航多项违规行为。

　　张健反映的问题经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调查后证实“反映属实”，山航被责令整改。但张健的实名举报最终没能阻止住山航的继续违规，反而让自己得到了两个处分——“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记大过”。

　　“我算是创造中国航空业的纪录了，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个飞行员因为飞行安全举报而受到了党纪、行政双重处分。”张健说，“我为了旅客生命安全实名举报却遭打击报复，不知道以后还有谁敢站出来说话？”

　　“73天的连续飞行”

　　空军某团副参谋长转业的张健其实很爱“飞”，“十几吨的飞机，在你的驾驭下像个小鸟，很轻巧，那种‘人机合一’的感觉很好。”

　　“但前提是安全。如果没有飞行安全，飞行乐趣也就无从谈起。” 张健突然话锋一转，拿出一沓从山航内部网上打印出的飞行记录，“这些记录都是证据，我都拿到青岛市公证处去公证了，最严重的一次，是山航在长达73天的时间里让我连续飞行，先是让我连续执行了38天飞行任务，中间又飞了5天的模拟机，紧接着让我连续飞了30天。”

　　那段日子给张健的印象特别深刻。有一天从青岛飞上海，张健清晨5点就起了床，飞机起飞后，张健觉得特别困，他告诉两个副驾驶：“我打个小盹，有事你们就叫醒我。”飞机随即进入自动飞行状态。

　　在巨大的响声中，张健被惊醒，抬头一看已经飞抵虹桥机场，飞机放起落架的声音打断了张健的美梦。

　　“疲劳是积累出来的，现在回过头看，当时那种飞法是十分危险的，飞行员不是机器人啊。” 张健心有余悸。

　　张健还创造了山航单次连续飞行的超时纪录。

　　2001年“黄金周”的一天，张健上午7点50分登上驾驶舱，飞行行程为青岛—武汉—昆明—武汉—青岛。

　　从武汉飞回青岛已是下午5点，人还没来得及下飞机，张健又接到了任务：飞机加满油后，来回飞三趟浦东。

　　“第一趟的来回飞行还很正常，第二趟从浦东飞回来时很费劲，天气突然起变化，驾驶窗外电闪雷鸣，青岛夜晚的上空像放烟花一样。” 张健回忆。

　　第三趟飞浦东前，青岛下起了大雨，机场上空的天气非常复杂，飞机在雨中起飞，“透过雷达看天气，空中就像地雷阵一样，绕了好久才飞出这片危险的天气。” 张健说，飞抵浦东时已经接近次日凌晨两点。

　　满载着乘客，飞机在黑夜中穿梭，回到青岛时，张健发现恶劣的雷雨天气已经完全笼罩了机场上空，根本无法着陆，飞机不得不又飞回浦东。

　　清晨6点，张健摇摇晃晃地走进浦东机场钟点房，鼾声大起。睡了两个小时，张健被机组人员叫醒，公司来信了：青岛天气转好，继续完成航班任务。

　　“像这样的超时飞行举不胜举。” 张健边翻阅飞行记录边回忆。

　　据了解，国家民航总局规定，在任何7个连续飞行日内，航空公司必须为飞行员安排连续48小时的休息时间。

　　“之所以强调连续48小时的休息时间，就是为了保证飞行员的精力，确保飞行安全。”民航总局航空安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无论哪家航空公司，都必须遵守民航法规，飞行员每周飞行时间不得超过40小时，每月飞行时间不得超过100小时，每个季度飞行时间不超过270个小时，每年飞行时间不得超过1000小时。”

实名举报换来处分

　　除了超时飞行，在一次飞昆明的航班中，山航“安排不持有航空运输执照的飞行员充当资深副驾驶”的违规做法，让张健感到很不满，“昆明机场是高原机场，如果我出了事，而副驾驶又不能胜任，乘客的生命安全谁来保障？”

　　2007年12月，张健到美国西雅图接飞机，按照民航总局的规定，接机过程中试飞和调机的时间应该被计算在飞行员年度飞行总时间里，“山航故意把接机这段记录抹去，因此我的年度飞行总时间被控制在993小时，山航应付检查起来可以规避违规。” 张健说。

　　张健多次找山航领导反映情况，但领导的答复是“都这么飞，别太认真了”。

　　巨大的精神压力长期“压”着张健，2007年12月底，张健找到公司调度部门负责人说：“你们要按规定排航班。”

　　结果，2008年的飞行总计划一发到手中，张健就傻了眼，违规超时飞行的计划仍然很多，“再飞下去肯定要出事”，张健心里隐隐感觉。

　　今年1月9日，张健向民航山东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民航山东安监办”）实名举报了山航违规行为。

　　1月18日，民航山东安监办约见张健了解情况，笔录做到一半的时候，山航飞行部经理苗留斌突然推门而进：“哟，张健也在这里呀。” 张健顿时有种被出卖的感觉，场面十分尴尬。

　　对于张健反映的山航安排超时飞行，民航山东安监办的官方解释是：“由于山航个别员工工作疏漏，计算机排班错误才出现超时的问题。”

　　张健认为“民航山东安监办有偏袒山航之嫌”，他又向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实名举报。

　　民航华东管理局肯定了张健反映的情况属实，并向山航提出整改要求。“但山航违规依旧。”张健登录山航内部网站，从其他机长2008年的飞行计划中，他看到超时飞行仍然多处存在。

　　民航总局航空安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飞行员如果意识到“超时飞行”的问题，可以拒绝飞行，“但最好的方法还是举报，这样能够对更多的乘客安全负责，飞行员的举报应该受到保护”。

　　但张健的举报很快让自己付出了代价，2月3日一天之内，山航连续下发两个《文件》分别给予张健“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记大过”处分，随后两个处分《文件》被挂到了公司内部网上。

　　让张健惊讶的是，有关部门并没有严格为举报人保密的工作，他举报内容大段地出现在了《文件》上。

　　在两个《文件》的末尾，记者看到了山航处分张健的“理由”：“……扰乱了公司正常的航班秩序，给公司的生产和声誉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暂时停止其飞行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张健的组织关系并不在山航党委，而是挂在天津老家，“后来听说他们发现我的组织不在山航，自己又把处分决定给撤销了”。

　　针对“安全举报挨处分”的现象，民航总局纪委一位领导认为，飞行员不管是作为党员还是作为职工，都有自己的权利，山航无论是给予党纪处分还是行政处分都必须符合组织程序，“至少应当先听听飞行员本人的意见”。

　　“党内严重警告”张健的第二天，山航又扣发了张健2005、2006、2007连续三年安全飞行奖9万元。

“追求效益忽视飞行安全”

　　其实，被山航扣发安全奖的远不止张健一人。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机长刘国成、代晓东也被扣发安全奖，山航扣发的理由是：要辞职的飞行员奖金不给了。

　　谈及要离开山航的主要原因，刘国成、代晓东告诉记者：“山航过于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飞行安全。”

　　刘国成说：“我是1998年到山航的，大概从2002年开始，公司为了节约开支、增加效益，山航让我们这些老飞行员拼命地飞。”

　　刘国成向记者讲述了一次亲身经历。

　　2006年8月17日，刘国成被安排执行青岛—太原—兰州—西安—烟台等五地飞行任务，查阅了几个城市天气状况，做好了飞行准备后，刘国成又被告知：飞机正在高空执行任务，雷达坏了，修理可能要延误7个小时。

　　“照此推算，飞机要延误到次日凌晨1点才能起飞，到早上8点才能结束飞行任务。”想到自己早上和下午都未休息，还要跨昼夜飞行，刘国成怀疑自己的精力支撑不住。

　　更让刘国成不安的是，山航为了节省开支，只让他带一名副驾驶。“这名副驾驶是刚从航校毕业不久的学员，空中经验欠缺。” 刘国成向公司建议，要求再增加一名资深的副驾驶，由“二人制”改为“三人制”，以确保飞行安全系数。

　　飞行部负责人拒绝了刘国成的建议，“再增加一名飞行员就要多支付一份飞行费用，会增加公司的运营成本”。

　　“那我现在能不能回去休息几个小时，明早再补班？” 刘国成的第二条建议仍未获得同意。

　　“出于安全考虑，我不能胜任此次航班。” 刘国成拒绝飞行。

　　第二天，刘国成被山航停飞10天，原因是影响公司效益。

　　机长代晓东在山航遭遇了一次“无厘头”的下岗。

　　2000年，身为责任机长的代晓东在空中遭遇了一次“危险相遇”。

　　代晓东回忆说，对方是一架大连航空公司的“空中客车”，和我驾驶的飞机同样高度，相向而行。

　　等到代晓东发现对方时，两架飞机的距离已经十分相近，代晓东连忙拉起驾驶杆，操纵飞机紧急上升，“空中客车”从代晓东飞机的肚皮底下飞过。

　　事后，地面管制告诉代晓东：“是对方飞错了航路，责任不在你。”

　　大连航空公司找到山航，希望能够当面向代晓东道歉，并感谢其“避免了一次重大责任事故”，但被山航拒绝。

　　因为避免了一次重大责任事故，代晓东被奖励1000元现金，但不到一个星期，代晓东被通知“下岗”。

　　一个星期后，代晓东才被通知“上班”。

　　对于这次下岗，代晓东后来从侧面打听到了原因，“山航怀疑大连航空公司想挖走代晓东”。

遥遥无期的法律程序

　　据记者调查，近年来向山航提出辞职要求的飞行员就有二十人，但至今还没有一名飞行员能成功离开山航。

　　“我们的案子从进入劳动仲裁程序算起都有一年了，但到现在还没有判，山航的一贯做法就是‘拖’。”采访中，多名飞行员发出如此感慨。

　　“以我为例，你就可以感觉到山航有多牛了。”张健把自己所经历的法律程序详细列了一个清单：

　　1月28日向青岛城阳区劳动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

　　3月12日青岛城阳区劳动仲裁委开庭。

　　4月28日收到青岛城阳区劳动仲裁委的裁决书，裁决诉讼主体错误（张健起诉的是工作单位青岛分公司，而他的劳动合同是在济南与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予以驳回。

　　5月9日济南市仲裁委立案。

　　6月13日济南市仲裁委开庭，开庭后得知，5月22日山航又向青岛城阳区劳动仲裁委起诉。

　　6月4日青岛城阳区劳动仲裁委驳回了山航的申诉。

　　6月12日山航向青岛城阳区法院起诉。

　　6月19日青岛城阳区法院通知张健拿传票。

　　“山航在明知济南市仲裁委已经受理的情况下还要向青岛城阳区起诉，被青岛城阳区劳动仲裁委驳回后，又把案子弄到了城阳区法院，这样反复折腾是为了什么？”为了尽早解除自己与山航的劳动合同关系，张健不得不长期在济南、青岛两地之间来回奔跑。

　　9月2日，张健与山航的劳动合同纠纷案又在济南市历城区法院开庭。

　　“很难想象同一个案子居然在济南、青岛两地法院都立了案，这在司法实践中是不被允许的。”中国政法大学航空与空间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起淮分析，“这至少反映出山航并非是想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其在当地强势的社会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关系来搅乱法律程序。”

　　张健的案子最终在济南市历城区法院开庭，而机长刘国成、代晓东与山航的纠纷却于今年6月30日在青岛城阳区法院开庭。

　　“作为同一诉讼主体，面对同一类型的诉讼，山航是既在青岛当被告，又在济南当被告。” 张起淮回忆起开庭情况时说，“在青岛，山航坚持要将案件移给济南法院审；而在济南，山航又称案子应该到青岛审，这种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的行为完全是在亵渎法律。”

“超时飞行要严肃处理”

　　10月22日，记者随同张健来到济南市历城区法院暗访，主审此案的一名法官告诉张健：“鉴于飞行员与航空公司劳动纠纷的复杂性和案情的重大性，我们已经把你的案子作为疑难案件上报给了济南中院。”

　　这名法官还无奈地说：“为了核实清楚超时飞行的情况，我找了几次山航，但连他们一个副总都见不上，他们山航是一个厅级单位，老总又财大气粗，我们一个基层院哪里审得动他们。”

　　10月23日，记者来到山航大厦，山航飞行部党总支书马宏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飞行员的事情还没有结束，现在还不便于接受采访。”

　　记者向马宏生求证“超时飞行”、“安全举报”等问题，马宏生表示：“要了解这些问题，先要通过上级领导。”

　　记者询问“上级领导指的是谁？”马宏生先说是“山东省国资委”，后又说是“民航总局”。

　　谈到“超时飞行”，马宏生无奈地嘀咕了一句：“现在，全国民航都存在超时飞行问题。”

　　国家民航总局航空安全办公室信息处一李姓负责人显然不能苟同马宏生的说法，“民航总局多次三令五申，要用制度维护稳定,用制度保证安全，对超时飞行,要严肃处理”。

　　如何严肃处理？“任意的连续7个飞行日内，航空公司如果不安排飞行员连续48小时的休息时间，那就是违规，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会根据法规勒令其整改，具体的措施有罚款、停掉航线等等。”这名负责人说。

　　这名负责人最后表示，针对飞行员反映山航超时飞行的问题，相关的部门将进行调查核实。“如果情况属实，我们将根据相关的民航法规对航空公司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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