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控”管出“负面影响”的放大
         
        范以锦
    
     在三鹿“毒奶粉”事件中，企业与当地政府部门联手“管控”信息源，按三鹿的说法“避免炒作此事给社会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然而，适得其反，逾“管控”，“负面影响”逾大。正是他们封堵所谓“负面报道”的错误做法，导致了“负面影响”的放大。
     他们所说的“负面影响”，指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不妨再读一读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给石家庄市政府的报告：“恳请市政府帮助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请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严查原料奶质量，对投放三聚氰胺等有害物质的犯罪分子采取法律措施；二是请政府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给企业召回存在问题产品创造一个良好环境，避免炒作此事给社会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从报告中可清晰看出三鹿已知道产品有严重问题，而且在这报告之前早几个月，三鹿集团也接到了有关患泌尿系统结石病的投诉。这一牵涉人民生命安危的事，不尽快向社会公布，运用社会力量消除其影响，反而认为“管控”媒体不“炒作”，才能避免“负面影响”。说穿了，其讲的“负面影响”，指的是对当地企业和政府利益、形象的所谓“负面影响”，至于对国家、对全社会、对广大民众伤害的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竟然可以全然不顾了。由于信息迟缓公开和处置的拖延，错过了最佳化解危机的时机，受害范围扩大，国家形象也严重受损。顾及自身的所谓“负面影响”，却将“负面影响”放大到了全社会。而三鹿和当地政府想控制自身“负面影响”的目的也未达到，反而陷入极其难堪、极其被动的困境中。
   其实，类似三鹿公司和当地政府采取的这种“内紧外松”的信息封闭的策略，使得危机传播信息流链条断裂的现象，并不少见。传统的危机公关处理往往就是能掩饰尽量掩饰，以控制“负面报道”为名，限制信息公开。只是由于三鹿事件的危机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恶劣，才使全社会受到强烈震撼。震撼之后，我们还需大声疾呼：确保《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畅通无阻，再不能让一些人借控制“负面报道”之名，行保护自身利益之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