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医药卫生事业中，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理论先进与事业落后这样一个简直不能同日而语的实际历史情况。

 

为什么会有这样两种极不相称、几乎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怪现象存在？假如，人们不是从中国古典哲学的历史产生、发展、嬗变，以及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这两个方面，去进行历史、唯物、辨证、求实地研究，便永远也难以解开这样一个历史之谜，便永远也找不到正确的答案，而只能陷于一种不能自圆的曲说之中。因此，在对待中国医学遗产上，也就会因认识迷茫而走极端，永远也难有一个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正确态度。如此，则在如何正确地继承与弘扬祖国医学遗产上难有较好的进展。这已是有先例可供借鉴的问题：

 

20世纪之初，中国的一些仁人志士，面对中国落后挨打、不断遭受外国列强入侵、割地、赔款的实际情况，便不分青红皂白，认为凡一切中华历史文化，都无一例外地是封建的、落后的，不科学的，必欲全部批倒、批臭、砸烂，并全部铲除。认为非全盘西化，引进西方的一切思想、文化、理论、制度而不能救中国，曾经酝酿连中国文字都非要废除掉不可！这些曾经热闹一时的言论，行动，就是这种极端思想下的典型史例。在光有好的救国热情，而无理智、清醒、科学的头脑之际，在没有历史、唯物、辨证、求实地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历史进行科学研究，以准确地分清什么是文化精华，什么是文化糟粕的情况下，以良好的愿望办坏事，就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1929年，中华民国中央卫生委员会，就曾经通过了一个《废止旧医（指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使中国的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受到了不小的损害。至于孙中山先生一生不用中药，在其病危之际拒服治之有效的中药之事，更是人所共知的历史情况；如今，伴随着中医中药研究，在攻克某些疑难病症发挥独特疗效方面的认知，伴随着人们对中医针灸、按摩、养生、食疗、气功治疗某些疾病效果的认识与宣传中，事情又朝着另一种极端化的方向发展：有些人将气功养身吹到了神乎其神的玄虚程度，如气功师“发功”给远在千里之外的人治病之事，我就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亲眼见其演讲，也看到一些书刊上的鼓吹。正是在这种不科学、不负责任的宣传下，这就闹起了甚么“气功热”，直诳骗得一些老年体弱者，也在数九隆冬的凌晨，头顶星月，身冒刺骨寒风，到户外“练功”。我的一位画家老友，就是这样由中风而导致半身不遂的！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种鼓吹是严重违背了中医理论的。

 

由此可见，说一说中医理论为甚么科学，中医发展上又有哪方面的极端落后，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种情况的历史形成，对于我们正确地继承与弘扬中国医学遗产，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中国古代医药卫生理论之所以科学，其最根本的历史原因，就是它极其纯熟地应用了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为指导思想，以一种唯物、辨证、求实的科学观点研究并阐述人的生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体五脏六腑、经络、血脉等各部分器官的功能，以及各器官功能之间的阴阳平衡关系，器官功能间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等，形成了以此种哲学理论而论各种疾病所患原因，病症各个发展阶段的临床表现，如何针对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生活习惯、体质强弱等特定个体、特定情况，如何预防、治疗的一个医学思想理论体系。

 

史载轩辕黄帝以道治国，不仅组织人员研究天文，制定历法、音律等，也以哲学理论为指导，同岐伯、伯高、雷公、俞跗、少俞等医学家对医学理论进行探讨，其论上穷天时，下极地理，以论人该如何顺应天地之纪，死生之理，存亡之道。因之而有《内经》、《外经》、《灵枢》之著。后世合《内经》、《灵枢》为一书，这就是传世的《黄帝内经》，这就是中医理论的根源。如《史记·五帝本纪》中，是以黄帝论“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等语载其事。在《扁鹊仓公列传》中，有乘阳庆“传黄帝、扁鹊之脉书”的记载；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自序》中也说：“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性命，穷神极度，而针道生焉。其论至妙，雷公受业传之。”因有《黄帝内经》传世。

 

今之《黄帝内经》，仍保持《内经素问》、和《灵枢》的原有结构及其内容，被中国历代医学家尊为必读经典，一直在指导着中医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它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在这一部分内容中，主要是依据天、地、人、时四维一絷的哲学理论作为医学理论的指导思想，从天地万物、四时变化、对人体的影响谈起，由此而讨论各种不同条件下的环境、气候变化在一年四季之中，对人体会造成不同疾病发生原理的科学研究、分析、论证。在此基础上，提出人类应当顺从自然变化的规律，养成一种符合自然规律的饮食起居作息习惯，以此达到防病于未发之前的目的，并强调了防病重于治病重要科学理论。这就是养生学的理论依据。如其论曰：“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疴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①

 

中医防病治病，是以人体为一元整体，以物理阴阳守恒规律为指导，建立辨证论治的总体观念，因而强调阴阳平衡。由此而详细分析、论证人体五脏六腑各部分器官互为影响、互为制约的辨证统一关系，以论疾病预防与治疗。并以此提出中医在防病、治病之中一定要树立总体观念，要以此纠正、克服那种头痛医头、脚疼医脚、只看局部而忽视生命整体和谐的不科学做法。这，是任何一位医生必须具有的最基本医学观点。

 

人体中的五脏六腑是人体器官的重要组成部分，呼吸、食物消化吸收、血液循环净化、废物、毒素的排出等，都是由它们来完成的。中医理论以阴阳对立统一的互依互存观点为指导，借以木、火、水、金、土的自然生克以为形象性的比喻，对五脏六腑各自的功能和相互制约、依存关系进行辨证分析，建立了理论上的脏象学说，以此作为防治疾病上的指导思想。

 

 

 

 

 

 

《黄帝内经》以哲学原理，详细分析人体的经络分布，传导与传感功能，以及一年四季寒暖变化、一天十二时辰地球运行对于其功能的影响，建立起了中医学上的经络学说。如果说，中医的脏象学说为应用中草药汤剂治病奠定了理论基础的话，那么，经络学说的建立，则又为针灸、熨敷、按摩、拔罐、气功疗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黄帝内经》从自然变化方面的风、寒、暑、湿，从人的精神情志方面喜、怒、哀、乐、悲、恐、惊，以及人们饮、食、起、居方面的不良习惯等物质与精神致病的不同原因，这些疾病在脏腑、经络方面的不同表现，以及其发病、转化上的不同过程，从而提出了依据不同疾病、不同发病过程、男女老弱不同患者的具体情况，可作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辨证用药，扶正祛邪，调理阴阳，以固生命之本，使体内达到阴阳平衡的理论。因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①

 

对于不同疾病、不同发病过程，在临床表现上的不同特点之论，主要是为了做到准确诊断，为治疗提供科学依据。所以其论述的疾病约有二百余种，对于常见、常发的热病、风病、虐病、痿病、皮肤病、各种疼痛等，都作了专题讨论。

 

在这一部分内容中，主要是以哲学理论为指导，论述医生

 

 

 

 

 

要通过望人的精神、面色、五官、毛发、肤色、口舌，闻以患者声音、语言、呼吸及传出的气味，兼以询问患者饮食、起居、大小便排泄，何处感觉不适、时间长短，以及一天之中在不同时间上的不同表现等，再切合脉象的快、慢、沉、浮、虚、实、滑、滞在“寸”、“关”、“尺”不同部位的不同体现，经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综合分析判断，最后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准确诊断，以决定采取最适当的药物或针炙等治疗手段。这些，都是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经过长期实践的一种经验性总结，是运用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为指导，而对于认真做好综合性的调查研究的论述。

 

这一部分的内容，是集中论述根据不同病症特点，不同疾病的发病过程中，采取汤药内服、外敷、针灸、按摩，以及精神疗法等，作具有针对性实施，以取得最佳期疗效方面，辨证施治的总论。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唯物、辨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养生学，是中医学理论上具有独到见解、独具特点的科学理论。这个学说包括了饮、食、起、居作息方面顺应天地变化规律的科学道理，以及食品营养方面的科学知识，它是中医在“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理论指导下，专门谈人的行为方面符合客观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论，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哲学观点在防病、延年益寿方面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论证。

 

《黄帝内经》一书，是中国古代运用中国古典哲学理论最准确、最全面、最纯熟的一部经典科学论著。哲学思想理论是它贯穿于始终的指导思想，是它的灵魂。因此，它是中医学理论具备唯物、辨证、求实科学精神的一个关键，因之，也就自然地成为了中医在防病治病各个方面所提出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纲领性学术著作，为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医学家所遵从。同时，也正是由于有了它的指导，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扁鹊（秦越）、仓公（淳于意）、张仲景（张机）、华陀、孙思邈、王冰、李时珍等许许多多著名的医学家，在中国的医药、防病、治病、养生等方面，做出了永载史册的不朽贡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黄帝内经》之所以对于中医学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为中国历史上历代医学家所遵从，其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依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为指导，以之研究天、地、人、时、的相互影响，研究人体内部阴阳物质、功能互感、互引、互动、互渗、互依、互根、守恒规律对于生命体的具体作用，说明阴阳失衡就会造成病变，乃至危及生命。这种客观存在着的历史事实，就无比雄辩地证明，只有中国古典哲学才是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由此而言，世界上名目繁多，流派各异的“哲学”很多，其正确与否，以之指导治病因该是一个最为苛刻的实践检验，因为其哲学原理上的不正确就要造成人命的丧失！所以，我就不知道那些不承认中国古代有哲学，不承认《易》经原是中国古典哲学经典，不承认中国古典哲学博大精深，其种种说法的科学依据在哪里？事实上，近代中国人的某种盲目崇洋思想，则正是我们需要加以克服的、有害于我们民族的一种现代迷信思想。

 

我们说中国古典哲学是最彻底的唯物辨证哲学，都是从历史事实的研究为根据而做出的历史性判断。此举医学理论以言：中医理论中对于鬼神之说，是持坚决反对态度的。《黄帝内经·素问·五脏别论》明确地指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

 

战国之际，扁鹊可使晋国昏迷了五天的赵简子迅速苏醒并康复如初；可使虢国太子死而复生。然而，其三次提醒齐国国君有病在身，应当早治。而齐君则自我感觉良好，说自己无病，是扁鹊诓骗于他，想借治病得到财富。因此，这个相信自己主观感觉、主观推论的齐国国君丧失掉了治病的良机，当他发觉自己疾病发作，欲请扁鹊为他治病之际，扁鹊知其病已到了不治阶段，怕治不好则将招祸而早就逃跑了。

 

东汉时的名医华陀，也同样遇到了与扁鹊一样的问题：他可以给关羽割开皮肉而刮骨疗毒；他可以给其他患者剖腹而清除肠胃疾病。但他不仅治不了曹操的头痛病，而且还因此葬送了自己的性命：曹操患有头痛病，时常发作，召华陀治之，华陀提出开颅手术“攻治”方案，以彻底根治。曹操反疑华陀是想编法子杀害他，而不同意开颅方案。所以，每当曹操病发，头痛难忍之际，华陀只能施以针刺疗法。当华陀知曹操之病已到不治阶段后，推说离家太久需回家一趟，回家后又推说妻子生病不能应召，结果还是被曹操捉回杀害了。这又是在主观唯心理论的作用下，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的例子。

 

主观唯心论与辨证唯物论，这两种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过去的中医队伍中，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行规，一直被严格地遵守着：凡是患病而热衷于求神、拜佛、吉凶占卜者，无论给多少酬金都不予治疗。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再举一个中西理论上的证据：中医对于做梦，与人体健康相联系，有其科学的论述：“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坠；甚饱则梦予；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哭。”^①这，同弗洛伊德《释梦》中的主观唯心解释，正成鲜明对比。

 

与中医理论唯物、辨证、博大精深的科学性相比，中国的医药卫生事业则是一直处于一种极端落后的状态之中，其治疗疾病的手段一直是使用最为原始的手段，简直难谈有甚么医疗设备。这是中国自夏禹以来家天下独裁政治制度造成的。

 

第一，以家天下独裁统治为特点的社会制度，是反民主的

政治制度，是与广大老百姓的根本利益相对立的政治制度。因此，这些独裁统治者们是根本不会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不会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的。所以，在几千年的社会历史进程之中，统治者们始终没有拿出一文钱来投向医药卫生事业，中国的医药卫生一直是靠着民间医生自生自灭式的生存方式存在于整个历史进程之中的。所以，一直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以前，只有专门为帝王服务的太医院，而没有为黎民百姓服务的大众医院。老百姓是长期处于一种缺医少药的生存之中。在这种情形之下，事实上就连专门为帝王们服务的太医院，也是得不到甚么发展与提高的。因此，也就一直不会有甚么先进的医疗器械、设备被创造出来，应用起来，中医治病就一直是靠着一剂汤药和一根针。在这种历史的实际情况之下，就注定了中国的医生们世世代代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不断地总结提高用最原始的、最简单易行的中草药、针灸、拔罐、气功、按摩、食疗等最简单的方法治病，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它的疗效。

 

第二，以家天下君主独裁统治为政体的社会制度，由于其统治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这就决定了统治者需要以假话来愚弄和欺骗人民，这就是自夏禹以来，推行

 

 

 

 

 

神道设教愚民政策的本质性历史原因。虽然，春秋战国之际为了实现社会变革出现过一段“百家争鸣”，但其发动者目的明确：不是为了发展科学技术，推动整个社会的历史进步。而只是为了改变社会政治，实现政权的转移。所以这个“百家争鸣”不仅没有在哲学上完全地、充分地恢复中国古典哲学理论思想体系，而是存有极其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谈政治、经济、军事、法律者多，论天文、地理、医药、卫生、科技、民主者极少，乃至根本没有。而一旦这个社会变革的历史任务完成，统治者就视诸子百家思想为洪水猛兽，必欲完全、彻底、干净地从地球上铲除掉为快事，这就是为什么要寻找一个借口来进行疯狂地“焚书坑儒”、“罢黜百家”之言的真正目的。接下来，就是又回到了比以前更加热闹十分的神鬼迷信鼓吹了！

 

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为广大人民造福的医药卫生事业，自然是得不到重视和发展的。早在一千七百多年以前，中国不是已有麻醉药——麻沸散的应用了么？华陀不是已能在医疗上做到施行开颅、剖腹之类的外科手术了么？但是，不光其术不能传世，不能光大，就连发明此种医疗技术者，也因此而成为了屈死鬼！这，就是中国的历史。

 

第三，不论任何门类的科学发展，都必须有相应技术发展、应用为支撑，没有相应的技术发展，其科学事业就不可能发展进步到一种辉煌的程度。在中国，则正是春秋战国社会处于一种历史变革的重要时期，出现了李耳这么一个鼓吹“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绝学无忧”的人物，且被统治者们奉为“圣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绝学”为宗，还不焚书坑儒？还能发展科学事业？以“绝巧弃利”为旨，其各方面的应用技术都被视作“淫巧之术”，而持鄙视与反对的态度，还能指望有甚么重大的技术进步？就连中国人现在引为自豪的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不也是在主观唯心地求长生不死而炼丹药中的一种歪打正着之举么？中国有了制造火药的技术，却只知造爆竹驱鬼敬神，而传到西方则用来造了枪炮侵略中国！而在这种血淋淋的历史事实面前，中国还在歌颂一个甚么叫做“老子”的东西为“圣贤”！岂不悲乎？

 

也正是在此种特定的历史上，实际造成了中医理论上科学，实际医疗手段、药品制作极其落后的实际状况。一代一代的中国医生，他们一方面应用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哲学能够与之相比的、天、地、人、时四维一絷、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研究天地之间自然变化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研究五脏六腑各类器官功能在人体健康之中所起的作用和相互关系，研究人体经络分布与传感作用，研究血液、精气在人体中的循环和受地球运行对其的影响，研究各种疾病成因与不同发病阶段的临床表现……另一方面，则又不得不研究、实践依针、石、灸、按摩和刺激不同穴位这种最原始的“医疗器械”来医治各种疾病，并使这些最简单、最原始、最落后的“医疗器械”能够发挥出最大的医疗效果。所以，中草药治病、针灸疗法，按摩疗法，气功疗法，以及食疗等看似简单的疗法而显示出的奇特效果，真正起作用的是中医学理论，是中医对于中古典哲学的运用所起到的效果，而不是那一根小小的针有甚么“神奇”，有甚么“魔力”。假如没有“天人感应”理论指导，对于营气、卫气在人体循环方面的科学认知，便还会有气功防病、治病之法的出现与应用；没有经络传感的实际认知与理论的阐述，也就不会有针灸疗法。所以，只有精通中医理论，熟知经络学说，确知穴位与取穴之法，更知所刺深浅与疗效，而富有实践经验的中医，其手中的那银针才能治病救人，反之，就会出现一针致人以聋、以哑、以残、以瘫、以死的医疗事故出现。

 

中草药是中医所用的传统药物，但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也有着长期历史实践经验积累多，而在药物学上进行科学研究、分析少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中医在中草药的使用上，也实际存在着只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在汤药由患者自己煎用上，因为不懂各种药性不同、用火不当，存在着很大的药物浪费现象；在中成药加工、制剂等方面，更有着不尽科学之处。

 

研究、分析、认识、总结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历史与现状，我们就会明白，中医理论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医学遗产，我们应该应用中国天、地、人、时四维一絷的哲学理论指导医学科学研究，以纠正旧说中的不尽科学之处，补充新的发现、新的理论，使中医理论更加科学与完善，使其在攻克一些疑难病症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应该是大有作为的；我们应该大力加强对于中草药的药物、药理应用的实验研究，发展中草药的科学配方与先进制剂，发展中药产业。因为，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人，也是对世界人类健康的一种贡献；在认真总结和完善经络学说的基础上，研究使用先进穴刺、导引、驱风散寒之类医疗器械等等，使古老的中医中药焕发出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