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中，借去马来西亚讲学之机，去新加坡转了一圈，回来又读了几本关于新加坡的书（包括李光耀的上下两卷的《回忆录》），结合咱们国家的情况，还真有很多感慨，尤其新加坡能把东方价值观和西方自由经济有效地结合起来很值得我们深思。

　　李光耀认为的“东方价值观”其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点：

　　1、重视家庭；

　　2、尊敬长者和权威；

　　3、辛勤工作、节俭；

　　4、以协商、共识代替竞争、对立；

　　5、社会利益高于个人权利；

　　6、重视治安法纪；

　　7、经济发展先于民主和人权；

　　8、“好政府”。

　　我们这里先看看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政府建设吧。

　　

　　李光耀1959年成为了新加坡自治民选政府的总理，但年方35岁的青年总理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首要问题显然是生存问题。“生存的唯一办法是推行工业化”：这是李光耀和他的同僚们的共识，那种迫切就像中国大陆30年前一样急切。

　　所不同的是新加坡国内市场很小，但他们仍然努力保护本地装配的汽车、冰箱、冷气机、收音机、电视机和录音机，鼓励自己人开设小型工厂，包括一些很小的产业，诸如植物油、蚊香、发膏，甚至金银纸、樟脑丸之类。因为政府要尽力解决失业问题，政府要想方设法为200万新加坡人提供生计。

　　1961年新加坡开始组建经济发展局，它是一个一站式服务的政府机构，投资者不必跟许许多多的部门打交道，无论是土地、电力、水供，还是环境。中国到改革开放十几年后才开始设立政府各部门合署办公、为进入本地区设厂的投资者的服务机构。

　　当时，新加坡的招商引资也不是一开始就顺利的，类似于我国开发区的裕廊工业区1961年当年只成功地引入了12家企业。当时的财政部长吴庆瑞经常为新开张的工厂主持奠基和开幕仪式，即使很小的雇佣几个工人的樟脑丸厂也不例外。

　　在这样的困难时期，总理也为招商亲自出马。1968年1月，李光耀在伦敦讨论英军撤退问题期间，有商人到伦敦的酒店来洽商制造鱼钩和诱饵的小企业，总理也颇有热情地亲自接待。

　　有一回，惠普要一块地建厂，谈判正在进行中，惠普先租用了一栋六层楼的最上面的两层作为筹建处的办公场地，惠普公司老板到大厦视察的前几天，因为该大厦的大型变压器尚未安装好，没有电梯，经济发展局就专为惠普的老板从邻座建筑接驳了一条电缆过来开通电梯。于是，故事在美国多家公司流传开来。

　　新加坡也为招商修缮了从机场到酒店和到总理公署的道路，在两旁种满灌木和乔木，使道路整洁美观。也是为了说服外商投资。到1970年底新加坡终于成功地发出了新的外商投资企业工商登记证书390张。

　　1981年5月新加坡成立了政府投资公司，而不是中国式的国有资产管理局，由李光耀亲担主席，吴庆瑞任副主席，杨邦孝为第一任经理，并邀请了日后当上了世界银行行长的詹姆斯·奥尔芬森担任投资策略顾问。到1997年，这家国有的投资公司所管理的资产值超过了1200亿新元。李光耀对这家公司的要求是，为国人的积蓄保值（资产得到应有的回报，而不是要获取最高的回报），最重大的责任是把新加坡的投资在证券、债券和现金之间做出妥善的分配。

　　李光耀事后颇为自豪地说，“一个民族的命运不是注定的，而是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意志力。”“我们越过一道道看起来不能逾越的障碍，在30年内把新加坡从一个贫困的小岛发展成富强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59年的400美元，增加到1990年（卸任时）超过12200美元”。

　　

　　新加坡新政权建立之初，实行了政府组屋、义务教育、青年服役的三大政策。新加坡政府深知居者有其屋的道理，建国之初就成立了“建屋发展局”，拨出7500万元建“组屋”（也称公共住房，提供给没有购买商品房能力的市民），被称之为“亚洲最庞大的廉价住房计划”。

　　1960年新加坡开始投资建设国家图书馆，每天900以上儿童前来借阅图书。周六图书馆开设讲座，请人前来开讲。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要协助孩子们查阅工具书。后来增开流动图书馆，照顾边远乡村的孩子。政府发行了一系列小册子，用来向民众普及国家管理的基础知识。

　　新加坡的政府一直提倡为民服务的务实作风，而不欣赏各式花架子，李光耀说的下面这段话很容易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需要别人敦促而作出的反应，不论敦促者是何等明智贤能，都比不上一个思想积极、有学问和脑筋灵活的人的自发反应。由人代笔的演讲词，不论多么冠冕堂皇，和一个对问题有深刻感应，深思熟虑，以找出解决办法的部长发自内心的言语比较起来，总是缺乏那股信念和真诚的意味”。因此，尽管李光耀在西方政治家认为非常专制，但政府依然深受民众信赖和爱戴，连《纽约时报》也不得不承认李光耀是“最得人心的专制者” （1999年2月15日的萨菲尔的文章）。

　　新加坡的鞭刑一直被全球不同声音在议论，而新加坡政府认为，处以鞭刑比处以长期徒刑更能发挥威慑作用，规定凡与毒品有关，或走私军火、强奸、非法入境或破坏公物等罪行一律处以鞭苔。1993年，一个美国学生和他的一班朋友肆无忌惮地破坏公路交通指示牌，在20多辆轿车上喷漆涂鸦，法官宣判鞭打这个15岁的达克菲6下并监禁4个月。这个案子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惊动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出面恳请新加坡总统王鼎昌赦免达克菲，在内阁讨论之后，吴作栋总理最终改为鞭刑4下。

　　当然，新加坡更为出名的是它的廉政建设。1959年6月，新加坡新的政府官员在市政厅大厦会议室宣誓的时候，一律穿白色的衬衫、长裤，象征个人行为纯洁廉明。从执政第一天起，新政府就承诺确保税收的每一块钱怎么花都有适当的交代，到达基层受益人手上的时候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绝不抽水。政府部长日常活动没有公家的专车接送，他们的汽车也没有挂上特别的号码，车前也没有插上小旗，当然更不可能有警车开道。

　　原国家环境部政务部长黄循文和家人出国旅游，因接受外商2000美元的资助而被判刑4年。1979年12月，国会议员的彭由国被控，动用工会公款83000元，在一家私人超市有18000元的投资。彭由国在获准保释后弃保潜逃，两名保人因此损失了5万元的保金。

　　1986年11月，时是国家发展部长的郑章远被一个老朋友在贪污调查局的盘问下承认给过他两笔各40万元的现款，郑章远否认拿了钱还企图跟贪污调查局高级助理局长讨价还价要求不再查下去。但李光耀和反贪局绝不放过。12月15日郑章远服用过量的安密妥钠自尽，留下了一封写有“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东方绅士，我应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接受最严厉的惩罚”内容的遗书。

　　李光耀作为新加坡的开国元老，80大寿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千人寿宴，摆了99席，政府要员、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但宴会的经费属于私人捐赠，而非政府开支。

　　新加坡政府实行的“公务员日记制”很值得注意。政府每年给每个公务员一本日记薄，公务员每天按规定必须记录自己的公私活动，然后由监督部门审查，若有隐瞒作假，即予处罚。

　　政府官员因为有很严厉的制裁措施不敢去贪，因为有一套严格健全的防贪制度也不能去贪；因为官员不贪，法规也容易执行，政策容易落实，国家治理也就变得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