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的选择：精神、道德、崇高与国家意志

田忠国

世界上哪个国家最强大？人们自然首先想到美国，因为，美国不仅有称霸全球的军事力量，还拥有制定经济规则、金融规则的绝对权力，不仅如此，美国还拥有对民主概念的任意解释权。也就是说，对于民主问题，美国根据自己全球战略的需要，可以任意给出新的解释。正因为如此，小布什才牛气冲天的说：“我们创造事实。”创造的事实就不是事实，因为，天下人都知道，事实就是事实，是容不得任何人创造的。但是，小布什此言一出，美国整个国家马上行动起来，他们共同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创造事实”，于是，一个由谎言构成的世界便展现在人类面前。咱不说美国的谎言对世界的危害有多大，仅就亿人同步互动“创造事实”这一点上，世界上再没有能和美国抗衡的力量了。

什么是强国？这就是强国。一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二是拥有世界上各种规则的制定权。三是亿万人同步互动、“创造事实”。回顾中国近六十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前三十年，虽然军事装备还很差，但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世界神话，因为，中国人民向世界证明，美国不仅可以战胜，而且在军事装备悬若天渊的情况下，照样可以战胜。那个时候，中国不仅战胜了不可战胜的美国，而且还拥有和美国平等的制定规则的权利和绝对的话语解释权。这样的神话，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成了昨日黄花。

但是，一个国家要有一个国家的尊严，一个国家的精神体魄，一个国家的风度。

一、理想的革命

理想是什么？理想就是梦中的花朵，是海流中的一滴阳光，是如佛的悲悯和如天一样大的真爱生成的彩虹，普照天地人间。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离真实还太远太远，但每一个有崇高理想的人，要使理想变成现实，变成与每个人的生命都息息相关的现实，就必须革命，因为，理想一方面与现实有比较遥远的距离，如果在现实中的东西就不叫理想了，因此，要实现人类的理想，就必须改变自我和现实，使之逐渐变成现实。另一方面，由于理想中的信仰的成分还比较多，影响信仰的东西也比较多，所以，人类就应该不断在思想上自我革命。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不断否定，不断认识，不断实践理想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说，一个人或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没有理想是不需要革命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美国是一个不断革命的国家，因为不断革命，才有不断创新，科学技术创新，包括思想文化创新和金融创新。现在人们看到美国金融系统的全面崩溃，就以为美国的大祸来了，但我不这样看，因为，金融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创新的崩溃，更不意味着创新能力的崩溃。再说呢，美国是个自我修复能力十分强大的国家，而且是一种机制修复，所以，美国把外债基本上消化了之后，马上就会恢复过来，因为它崩溃的是虚拟经济，但它的实体经济并没有崩溃，只要实体经济不崩溃，每人发一张卡自由购买东西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中国是个反对革命的国家。但原先，比如说毛泽东时代，是个不仅不反对革命，还大力提倡革命，所以，那个时期，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中国的创新能力达到历史上的最佳时期。当然，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思想文化上的革命，都是对原有的东西彻底否定，并在彻底否定的基础上，生成新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但是，人们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所谓否定与创新，说的只是，否定是对某一事物正面的扬弃，而在同一事物的另一面，向前走，并建构起某种新价值秩序，这就是创新。

而社会的进步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因为，没有革命就没有进步。但是，同时，革命也可能是一种倒退。比如，革命者革了反革命的命是一种进步，但如果相反，是反革命革了革命者的命，那就是一种倒退。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凡是革命的都是进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的就是事物的轮回过程。如果一个真正读懂“易经”的人，当然，我说的是“程序逻辑易”而非文字易，读文字易，你感觉到离“易经”很近的时候，其实真正的“易经”就离你而去，读懂了程序逻辑，你就会发现，革命就是一个不断的轮回过程。

二、一位农村老者临终前的预言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这样写到：

我很小的时候，每到冬季的晚上，我总是蹲坐在火盆旁，一边取暖一边听老人讲乱臣贼子的故事，而且，老人们在讲乱臣賊子故事的时候，常常告诫我，不论什么朝代，只要乱臣賊子当道，天下就会大乱，老百姓就会遭殃，所以，你们长大了不能光会吃饭，还要用眼看，用脑子想，不要放过任何一个乱臣賊子。老人们还说，世界上有忠臣就会有奷臣，有乱臣就会有治乱之臣，因为，忠臣是奷臣的天敌，治乱之臣是乱臣賊子的天敌。

年龄稍大，再听故事的时候就不再单单是听，还带着困惑不断地问：忠臣是不是就是忠于皇帝？如果是忠于皇帝，那么，如果皇帝乱国怎么办？老人笑着说，忠是指忠的国家和国家里生活的人群，而不是哪个人，包括皇帝。老人还说，过去我们不知道皇帝乱国怎么办，现在毛主席告诉我们了，造反有理。毛主席还告诉我们，咱不光能造坏的官员的反，还能造坏皇帝的反。XXX是什么？就是过去的皇帝呀，咱老百姓照样造他的反。现在虽然咱还穷，但只要毛主席在，给咱造坏官坏皇帝反的权，咱就不愁以后有好日子过。记住孩子，我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要饭要遍了全中国，我发现，不是老百姓不想过好日子，都是当官的不让咱老百姓过好日子，所以，只要中国不变天，只要有毛主席共产党在，只要咱有造不让咱过好日子的坏官反的权，咱就不愁没好日子过。

老人说，我咂摸着，毛主席只所以给咱造反的权，就是怕那些坏官骑在咱头上作恶。一个人学好难，学坏易，特别是当了官有了权，学好就更难，学坏就更易了。毛主席是替咱老百姓考虑才给咱这个造反权的呀，说不定他这个决定不知道要得罪多少坏官的呢。

再而后，我由孩子变成大人，也由公社到了煤矿，一次回家，到家后就听说那位老人病了，我连忙去了他家。那时他已经到了离开人世仅有几个小时了。老人一见我就泪流满面的笑着说，孩子，你都娶媳妇了还想着我。老人用干硬冰凉的手拉我坐到床沿上，说，一个不忘本的能干点事。我看你就能干点事。你自小就爱看书，但书里既有老百姓，也有黄金屋，如果只有黄金屋，读书也只能为自己干事，所以，还是象毛主席那样读书，读出老百姓来，才能为老百姓干事。“红楼梦”里说，质本洁来还洁去，洁来容易洁去难。

过一阵，老人说，分地了？

我摇头，表示不知道。但他家里人代我回答说，分了。

老人说，孩子，要变天了。这才刚刚开始。老百姓的苦日子又快来了。

我说，不会的。现在改革开放了，以后的日子会比现在更好的。但是老人说，孩子，你不懂，天一变，乱臣賊子就会一个个从笼子里出来。但是，你别忘了一条，造反有理。该造反时就造反呀，不然，光有当官的权力没有咱老百姓的权利，乱臣賊子就会当道，乱臣賊子一当道，中国就完了。我成天咂摸，咂摸了几十年，毛主席只所以给咱造反权，就在于他担心当官的变成乱臣賊子。他的家人说，还造反有理呢，前几天我同乡住点的因为一点小事吵了几句，结果派出所就抓起我关了几个小时。现在老百姓说话都没权了，哪里还有造反有理。因为怕你生气，我没说而已。

沉吟半天，老人说，没有老百姓的造反权，中国完了。

过一阵，老人又说，你们知道毛主席给咱造反权是为什么的吗？就是叫咱老百姓自己保护自己的利益。我虽然自小要饭，只有到了解放了我才不要饭，才有口饱饭吃，大字不识一个，但我走的地方多，听的古书海了，历朝历代，一心为民的清官很少，所以，当官的不可信、不可依，只有管住当官的他才会为你办事，为老百姓办事。我理解毛主席。

三、官僚资本的革命

是改革，还是官僚资本的革命？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中国的前三十年。因为中国的改革虽然起始于1980年代，但实际上是从中国前三十年政治经济的积累上开始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前三十年的政治经济积累，就没有后三十年的改革，而只能说是1949年前官僚资本的继续。

中国的前三十年，也就是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中国人民不仅从此站起来了，而且还经历了土地革命、思想文化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说，中国不仅仅从形式上推翻了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官僚资本对中国长达几十年的统治，建立了以人民大众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权，而且还进行了以无产阶级或者说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人人平等的、自由民主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广大人民群众不仅从站起来的感受中体会到站起来的重要性，还让全国人民深刻体会到人人站起来，也就是每个人站起来的重要性，并在对每个人站起来的体悟中，感悟自由的真谛：平等的享受创造的自由，并平等的分享创造成果。

而达到平等的分享创造成果的唯一途径，就是以人民平等权利为主体的“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军队和管理教育”。要实现这个目标，人民群众就需要一场巨大的思想文化革命，也就是说，革掉过去的封建等级和资产阶级剥削思想，形成新的人人平等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无产阶级的新道德、新价值、新秩序和新的民主制度，因为，维系民主制度秩序的重要力量并不是制度本身，而是社会的道德秩序、价值秩序和人民群众自由民主权利观念的觉醒。

从不知到觉醒，再从觉醒到自觉，需要一个漫长的社会实践过程。在这个社会实践过程中，不仅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因思想观念的不同而产生矛盾和斗争，就是一个人也有新思想与旧思想的斗争，也需要一个新思想革旧思想命的过程。在这个思想革命的过程中，对之于社会或个人，都不可避免的会产生阵痛，甚至是剧烈的阵痛。对于这种现象，毛泽东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份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利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由此可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但既然如此，就需要一套确保无产阶级或者说人民大众继续革命的机制，一套机制是思想文化上的革命，另一套机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就是保障思想文化上的继续革命，进而达到“平等的享受创造的自由，并平等的分享创造成果”目标，最后这个目标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试想，如果中国实施资产阶级专政，还会有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么？不会了，有的只会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革命。

再看中国的改革。以前我们一直以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提升，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从不适应社会发展到适应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调整，但是，主流精英的“已知方向”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其本质就是一场官僚资本对社会主义的彻底革命。为什么这样说呢？一，“已知方向”告诉我们，中国的“已知方向”就是私有化的方向。但是，中国前三十年积累的巨大财富，在中国民间资本尚未形成购买能力前是无法消化掉的。那么，二，在民间尚无资本积累的情况下，权力就成了中国最强大的资本力量，也就是说，中国要想改革或者私有化，就必须把权力作为一种资本方式，占有国家财富，从而完成私有化的改革目标。三，其间，与权力有关系的个人，也从中分得一杯羹，这就形成了今天所谓的民间资本。

实际上，在今天的所谓白领阶层，就是官僚资本、民间资本、外国资本和国有资本培值出来的中间力量，但国有资本和官僚资本、民间资本、外国资本培养白领阶层的途径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国有资本是靠买来的等级受益权。

四、思考者的孤独羁旅

面对老人的临终预言和中国的现实，我陷入了孤独而又痛苦的思考的羁旅中。每一次与人交谈，不是轻松的语言旅行，而是一场痛彻肺腑的绝望与死亡，并在精神与思想的炼狱中反反复复经历着死亡与重生。在此期间，重读“毛主席语录”和读到张宏良、张文木、俞可平、韩德强、潘维、仲大军、潘老师、苏杜等先生的文章，在痛苦中羁旅的我才得到一些抚慰。虽然，我对他们的观点不是全部赞同，但是，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如果把他们的思想观点去掉一些应该去掉的，就构成了一幅巨大的思想景观和中国社会未来的美丽图景。

在这幅巨大的思想景观之外，还有茅于轼等先生散发着尸臭气的“美丽的、有毒的思想花朵”，但正是茅于轼等先生的散发着尸臭气的“美丽的、有毒的思想花朵”，才使我倍感把他们的思想整合起来的重要性。或许，通过思想观念的整合，再根据价值逻辑之程序，并对价值程序（逻辑）规范之，就会形成一套新的社会制度机制。

对于这套机制，我称之为人民群众平等权利为主体的、以和平斗争为渠道的民主动态搏弈机制。而这套机制的制衡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追求，必须保持在合理的区间，而这个合理的区间由人民群众说了算，而不是强势阶层说了算。强势阶层说了算，就永远没有社会的合理性和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是人类历史反复证明的历史事实，也是现代人类反复上演的社会悲剧。

五、价值的选择

中国是人民的中国，而不是少数精英的中国，或者是少数暴发户或官僚资本的中国，如果是他们的中国，如果他们认为他们是中国的主人，就不会暴发卖国潮了。卖国大潮在中国的兴起，这只能证明少数人并不以主人自居，因为，一个以主人自居的人，或许他会不遗余力的盘剥民众，但他不会卖国，而且还会向卖国者和意欲侵略者说不，但事实上他们却掀起了卖国大潮。这足以证明，主流精英并非以中国的主人自居，而是以美国的跟班自居。

这就为中国提出了一个重大的、不得不面对也不得不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

其实，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早就给出了明确答案：“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是维护、巩固、强化少数暴发户的既得利益，还是执政为民，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永远是历史前进中最根本的大是大非。”

张文木在“大风起兮云飞扬——读王小强《文明冲突的背后》有感”一文中向我们描述了伊斯兰教的形成历史：“史书上说，到七世纪时，阿拉伯商业衰落。商业资本流向牧区，用于重利盘剥，利率往往在本金一倍之上。许多部落陷入贫困，社会动荡与反抗的现象有增无减。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了以追求平等和公平为主旨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后来也就成了穆斯林在私有制，尤其是在资本全球化时期追求社会公平的思想武器。”他同时还告诉我们：“《古兰经》——穆罕默德于七世纪初给阿拉伯人带来的天启圣经，就曾强调穆斯林的首要责任，就是去创造一个公义、平等的社会，让贫者、弱者都能受到尊重。为了追求这样的境界，穆斯林需要在各个层面，都推动“吉哈德”（圣战）：在精神、政治、社会、个人、军事、经济诸层面皆然。”

在同一篇文章中，我们还看到了他的不同描述：“真正的和有利于人类生活的文明社会的标志，应当是生产力在总体而不是局部上升的同时，资源的消耗也要总体而不是局部下降。但现在的情况是生产力的上升是靠资源的高消耗支撑的，更可怕的是这种恶果却是片面地集中在南方世界。与马克思和列宁时代不同的只是，这种恶果已超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矛盾范畴，而升格为人类压迫自然和自然反抗这种压迫的矛盾范畴，只要这种效率高于公平、资本高于人类的发展的趋势不变，其结果就不仅仅是阶级或民族的灭亡，而是人类及与其相伴终生的生态环境的整体毁灭。”
由此可知，中国到了价值选择的最关键时刻。因为，价值选择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般认为，社会的公平正义影响效益（主流精英的观点），并因此成了主流精英拒绝社会公平正义的理由。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公平正义并非是阻碍政治经济发展的力量，而是相反，因为，只有社会坚守公平正义，并在此前提下存在合理的差异，才能激活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同时，也只有在公平正义的前提的合理差异，也才能保持社会消费能力的均衡。消费能力的均衡，就意味着市场消化能力的扩大。市场消化能力，是决定经济发展能力的关键。也由此可知，人口是市场，是经济发展能力的关键性前提，而并非是经济发展的累赘。从这个角度说，那些以人口多为经济发展的累赘观点制定出的政策，其本质就是对中国人民的歧视，也是影响中国发展的根本性原因。

从人口是消费市场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同时发现，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具有牺牲本国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而且还以削弱国内消费能力，补贴美国民众为代价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认识的问题，还是出于别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不论出于什么原因，现在都到必须改变的时候了。

在经济上发展上，有人认为中国做得很好，这是事实，但一定不是近三十年才做得很好，而是整个六十年的事。也就是说，中国在前三十年积累的基础上，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放量增长。没有前三十年的基础，假如是1949年前的基础，中国后三十年的所谓成绩，大概早就被全国的暴力反抗抵消得一干二净，何况，如果在1949年的基础上，也不可能有后三十年的发展速度。

但是，中国后三十年的发展，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一是资源上的代价，其二是环境上的代价，其三是战略产业被摧毁的代价，其四是主权经济大面积丧失的代价，除这些代价外，比如说白有资产流失、贪污腐败的代价等等。而这些代价，都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

没有国家安全，你发展什么？别说不可能有良好的发展，就是发展了，最终结果还是别人的。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成果输送到外国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个人认为，重新作好价值选择和价值目标选择，首先要从过去的思想陷阱中解放出来：

其一，要从西方的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这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意识形态层面，另一个是经济发展思想层面。对于这两个问题来说，是卡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因为，你拿一个人家专门瓦解你的标准衡量自己的一切，其结果也只能是自己找死。

但要作好价值选择和价值目标选择，就必须率先在精神上站起来，因为没有精神上的站起来，什么都空的。只有在精神上站起来，才可能在总结中国历史和世界发展历史上，以自己的价值体系为主体，有选择的吸收世界上有益的东西，形成自己的价值标准，然后才有可能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

六、民权时代与时代的民权

看到这个小题目，有人可能会暗自惊喜，以为我从毛泽东那里解放出来，终于进步了，也一定会有人骂我背叛了革命，陷进“普世价值”的泥淖。但是，如果我说，我的所谓民权，是毛泽东奋斗了一生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倍感惊喜者一定十分失望。

当人类历史进入到1960年代，在世界上出现了两种民主模式，或者说是两种人权模式，一种是中国模式，另一种是西方模式。中国模式我们可以说是毛泽东模式，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大民主。韩德强先生称这种民主模式为实质民主。另一种民主模式，也就被西方的民主模式，韩德强先生称之为程序民主。我个人认为，程序民主模式最大的弱点就是民众只在民主的低端，并不能主导社会的发展方向，因为，主导社会发展方向的是决策层，而程序民主中的民众是无法进入到决策层的。基于这种缺陷，但一个国家还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意志（国家意志也就是民众中大多数人的意志），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家意志，这个国家就会在权力意志衰弱的过程中陷入衰退的泥淖。但是，程序民主中又无法解决这一难题，于是西式民主中便虚拟了一个虚幻的权力的神性。

从1960年代后半期开始，世界上上演了这两种不同的民主模式的竞赛。到了1970年代，两种民主模式的输赢已见分晓，中国占居了世界政治道德的绝对话语权。毛泽东任何一句话都可能引发世界各国民众响应的浪潮。那个时代，我称之民权时代。

但是，随着官僚资本革命时代的到来，中国的民权时代马上烟消云散，陷入到一个官僚精英特权横行的时代。进入到2000年代，全国各地的民众纷纷以各自不同的表达方式，向社会一再传递着要民权、要公平正义的信号。

而恰在此时，在民众的民权诉求日渐强烈之际，主流精英抛出了西方式民主的“普世价值”，在解构中国政体的同时，也解构着中国以前的民主模式，并以防止群体暴政的名义否定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从而想达到维护官僚和精英资本对人民群众的革命权。

但另一方，也就是人民民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一方，同否定人民民主权利的一方，在思想理论上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

七、思想的决斗

对于中国来说，2008年是个好事连连，灾难不断的不平凡的一年。好事中既有北京奧运会的胜利举办，又有民众对民权和毛泽东思想的深情呼唤，既有毛泽东思想在思想理论界的回归，又有毛泽东思想在科学发展观中的深度发展，当然也有两种不同的民主观念激烈斗争。不好的方面，南方雪灾、汶川地震，藏独疆独以及各种有毒食品的泛滥成灾和各种灾难性事故不断发生。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2008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不平凡的一年。

在思想理论界，2008年也是个决斗年，因为，主流精英旨在取消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成果”，引起了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也遭到具有人民思想情感的学者们的坚决反击。如果我们跳出思想理论界的斗争之外，客观冷静的深入研究双方的观点，就不难发现，取消毛泽东思想的主张者，并非因为毛泽东思想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是毛泽东思想有太过锐利的光芒，一下子就可以照得出任何人的思想本质，因此，对于一个官僚精英资本拥有者来说，承认或支持毛泽东思想作为国家政体的主导思想，或者成为国家政体的主导文化，就意味着必须退出官僚精英资本序列，成为地地道道的白领阶层中的一员，因为，官僚精英资本阶层，拥有对社会各方财富的自由拥有权。

而坚决主张毛泽东思想必须成为国家政体主导思想的主张者，一方面来自于自觉承担中国长远发展思想重负的学者，一方面来自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前者来说，一方面是思想情感的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他们的智慧深入到中国社会客观发展的内在规律，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认识中国客观发展规律的最高智慧。对于后者来说，也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和对社会体验的过程中，得出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确保他们的民主权利和利益的政治保障。中国如果放弃毛泽东思想，就是对他们民主权利和利益的明确拒绝。

在思想理论界两大阵营的对决中，使中国陷入了两难选择的处境：

选择毛泽东思想作为国家政体的主导思想，官僚精英阶层不答应；在国家政体中完全取消毛泽东思想，左派阵营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不答应。

在这种两难的处境中，有的精英在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就采用偷梁换柱的方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替换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三十来年的改革实践中，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到，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早就演变成官僚精英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人民群众需要的不是理论上的社会主义，而是实质上的社会主义，退一万步讲，就是不讲什么主义，也必须讲为什么人的问题，因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是维护、巩固、强化少数暴发户的既得利益，还是执政为民，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永远是历史前进中最根本的大是大非。”

但是，思想理论界孰输孰赢？现在不好说。但是，我想总有一方会输的。如果代表人民群众的一方输了，也就是说思想不能从官僚精英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就证明思想上的革命失败了。思想革命解决不了问题，只能用暴力革命解决，这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发展铁的规律，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八、创新源于思想文化的不断革命

在中国高调提倡的同时，反对思想文化革命的声音也此起彼伏，不仅反对，而且对所有倡导思想文化革命的文章围追堵截，形成了一股令人担忧的疯狂浪潮。但是，整个人类历史证明，不论是科技创新，还是社会制度的创新，都源于思想文化的动态革命，可以这样说，没有思想文化的动态革命，就没有社会的创新与发展。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反对思想文化革命的主流精英，一方面用西方的思想文化革中国文化的命，主要革毛泽东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命，另一方面却竭力反对在思想文化上革那些反动没落的思想文化的命，并且成了主流精英和主流媒体的“神圣”责任。这种现象不能不令怀疑：中国的主流精英和主流媒体，是不是成了美国或西方国家的属下了？如果是，他们为什么还能占居社会的高端，为美国利益摇旗呐喊、出谋划策？如果不是，他们为什么唯美国利益是从，仇视中国民众，攻击并千方百计解构中国前三十年建构起来并延续至今的意识形态？有人可能说，他只是认为毛泽东思想有碍于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

但问题是，你要什么样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如果要的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否定，因为，毛泽东全部思想，可以说就一个核心：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这个角度说，你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目的就是否定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否定人民群众的根本是为了什么呢？总不会无缘无故、毫无目的的否定吧。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毛泽东早就告诉人民群众了，否定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原因，就是“维护、巩固、强化少数暴发户的既得利益”。

九、民权是机制的主体

主流精英成天谈机制建设，但机制建设以什么为主体？却从来没有人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不论主流精英怎么打哑谜，我们还是从字缝里看出了一些端倪，那就是以精英绝对的自由决策权为主体。虽然主流精英的话很美妙：我们是为了老百姓好，避免群体暴政引起社会倒退。但是，对于这种论调，十多年前逝世的、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老头说“我成天咂摸，咂摸了几十年，毛主席只所以给咱造反权，就在于他担心当官的变成乱臣賊子。”这句话是不是足可以道破主流精英的全部心思？

重温老人的临终遗言：“你们知道毛主席给咱造反权是为什么的吗？就是叫咱老百姓自己保护自己的利益。我虽然自小要饭，只有到了解放了我才不要饭，才有口饱饭吃，大字不识一个，但我走的地方多，听的古书海了，历朝历代，一心为民的清官很少，所以，当官的不可信、不可依，只有管住当官的他才会为你办事，为老百姓办事。”从这个角度说，只有民权作为机制的主体，人民群众才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

十、权力的神性与国家意志

权力的神性来自哪里？一是来自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即胡锦涛总书记说的“做到谋划发展思路向人民群众问计，查找发展中的问题听人民群众意见，改进发展措施向人民群众请教，发展任务靠人民群众努力，衡量发展成效由人民群众评判，最大限度地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二是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人民群众的最高意志是什么？1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权力的立足点、出发点和落脚点。2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这即是权力的神性之所在，也是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

有人从西方民主的角度，认为毛泽东、胡锦涛没有经过投票选举成为国家领导人，所以他们是个专制集权主义者。但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他们虽然没经过全民公投，但却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这不是世界上最好的选票么？当然，毛泽东有人反对，胡锦涛也有人在西山会议上反对，但那是“维护、巩固、强化少数暴发户的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并不代表人民的意志、意愿，而是反人民的意愿、意志。

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是权力意志的执行。

也就是说，国家意志的强弱，体现在权力意志执行的过程中。从这个角度说，确保权利意志有效执行的唯一途径就是问责。没有国家的问责制，就没有国家意志的执行力，或者说，国家的问责力度有多大，执行力也有多大。但是，光有政府的问责制，没有民众的问责权，政府的问责制也会形同虚设，因为，官员与官员之间是一个利益相关体，因此，只有民众有问责权，而且民众的问责权大于政府的问责权，才能显示出国家意志的强大威力。

问责机制说白了就是纠偏机制。如果一个社会缺少纠偏机制，一方面容易出错误，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错误的东西得不到有效纠正，使错误继续存在，最后击垮执政宗旨，导致权力失去圣洁的神性。比如说，在制度上，我们是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我们是特色社会主义，在实际上，我们是官僚精英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偏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民权的丧失，社会失去了纠偏的机制功能。一个社会失去纠偏机制功能是可怕的，因为，错误或失误，特别是制度错误，甚至更为严重的制度门事件，其价值程序的负负效应，将会击碎整个正常的社会细胞，比如说价值秩序、道德秩序和制度秩序，造成社会的癌变，从而导致权力的合法性基础的丧失。

但也不是光有民权的纠偏机制就完事大吉的，还要拥有任何国家、任何势力都无法挑战、不可挑战的国家意志、权力意志的定义权、解释权，更不允许国内任何具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进行挑战或解构。我这样说，主流精英一定会说我是霸权主义和专制主义者。但是，一个国家一旦失去国家意志或权力意志的定义权和解释权，这个国家必然会以别国的国家意志或权力意志为自己的国家意志或权力意志，成为别国的跟班国。事实上，许多年来，中国的主流精英，不是站在自己国家意志和权力意志的角度分析问题，而是站在别国的国家意志和权力意志的角度，评判中国的一切，结果使中国陷入了政治道德被长期攻击的泥淖。

现在，到了为政者清醒认识这一问题严重性的时候了，也到了必须坚决纠正精英的胡作非为、解构国家意志和权力意志的时候了。

十一、社会道德是上帝价值秩序的密码

有人认为，西方政体因为有上帝的存在，所以西方官员有对上帝的畏惧之心，保持了官员道德的纯洁性。因为中国没有上帝，所以官员的道德缺位。以西方的政体观念这样说的人，一定对上帝缺乏体悟感，也就是说，你是站在西方政体之内，但又站在上帝之外看上帝的。上帝是什么？上帝是西方人虚拟的最高、最纯洁的道德符号。因为它最高、最纯洁，所以不容任何人挑战，并且人人必须畏惧。因为它不容许任何人挑战，人人必须遵行，所以它成了人人行为的道德标准。至此，西方世界的这个虚拟的道德符号，也由虚拟变成了实质性的、普罗大众的道德自觉。

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的上帝呢？我想有，一定有，因为，一个延续了五千年历史的国度，如果没有自己的上帝，反而在世界上延续那么长时间是无法想象的。但中国人的上帝一定和西方人的上帝不同。有人说，儒学是中国人的上帝，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把儒学推到至高无尚地位的时代是朱子之后。由此可知，朱子之前，中国还有数千年的历史没有上帝。但是，中国的历史事实却是，在朱子之前的中国历史依然绵延不息。

但中国的上帝到底是什么呢？我以为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因为中国人的上帝就是社会道德。或者说，社会道德是上帝的价值秩序的密码。因为，社会道德规范着价值秩序，价值秩序又规范了社会行为。而社会道德的本质，在于纯洁、高尚、无私、勇敢、自信和精神上的自强不息、独立不羁。这个就是中国人的上帝。

我曾在“原野放歌”一诗中这样写道：“生生不息处，本是中华魂。此魂流经史，霄汉响天音。”中华魂是什么？就是中国人的上帝：道德。但中国人的道德内涵是什么？我理解，就是“纯洁、高尚、无私、勇敢、自信和精神上的自强不息、独立不羁。”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没有道德行不行呢？我看不行。因为，维系社会良性运行最关键的不是制度秩序，而是社会道德和价值秩序。世界上有几个人先看了制度是怎么规定再说话或办事的呢？可能有，但是不多，这是一。如果有，这个人不是为了更好的遵守制度，而是为了钻制度的空子。因此，用西方的价值套中国的现实说不通的。

但是，中国总有那么一帮人，不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根据中国的价值观念，参考西方的价值观念思考中国的问题，而是用西方的价值标准套中国的问题，这就很令人费解了。不仅令人费解，也不能不令人怀疑，此人的目的何在？再比如，美国的民主标准，人们不问它制定这个标准的目的是什么，就只管拿这个标准套中国的一切，显得十分无知而且可笑、可气。如果它仅仅是为了解构中国政体呢？从解构中国政体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中国人也要那么做么？天下人都知道，中国的实质性民主，是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最高目标，但美国人说那不是民主，是独裁专制，中国人，特别是那些无良知的精英，也跟着叫喊中国不民主。

按照美国的标准，什么才是民主了呢？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垮台，全国分裂。如果党不垮台，国家不分裂，在美国眼里，中国就永远不民主。

所以，中国只有掌握价值标准的绝对制定权，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展开自由论战，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才能拥有主导权。但是，以自私为核心，自由掠夺为目的的精英价值观念，拿到国际上同美国论战是绝对不行的，不仅不行，还会成为世界各国攻击的对象。

十二、思想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国家意志决定战略选择

从1949年建国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六十年。六十年来，从毛泽东到胡锦涛，执政为民的核心价值观并没有变，思想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没有变，但是，前三十年的战略选择，比如说在自强不息、自我崛起精神指导下，从农业、工业、教育、国防和科技的战略决策到战略目标、战略计划、战略落实，在逐步推进中显示出坚强的国家意志，而中国的后三十年，虽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这个成绩的背后，中国却付出了道德沦丧、社会失序、自私横行、环境恶化、资源破坏、主权经济沦陷等等代价，更为可怕的是，由于国家意志在意识形态里的弱化，美国鹦鹉用自私论解构中国“纯洁、高尚、无私、勇敢、自信和精神上的自强不息、独立不羁”的主体精，用民主解构中国的权力意志，使中国在意识形上变成了处处挨打的羔羊。

由此可知，核心价值观念的核心是国家意志。而这个核心价值观中的核心，国家意志的强弱，是决定战略选择的关键。国家意志强，战略选择就会由国家意志决定，国家意志弱，战略选择就由外国势力和美国鹦鹉牵着鼻子走，战略选择就无法体现出国家意志。中央领导同志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讲：“其中有一条，就是苏共上层领导的政治腐败，地方基层党组织名存实亡。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解决好执政基础，完全可能执政不到70年，甚至在更短时间垮台，国家前途要败在我们这一代。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搞垮苏联和苏共的主要手段是从意识形态入手的。”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和 社会主义的失败，说到底，是其逐渐脱离、背离乃至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最终恶果。戈尔巴乔夫是苏东剧变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而绝不是所谓的「功臣」，说他是「功臣」，那是没有站在苏联人民和人类进步事业的立场讲话。正是他提倡公开化、多元化，使苏共全党和人民的思想陷入混乱，苏联、苏共正是在他「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之下解体的，这是苏共内部出现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

面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勇气说改革开放全是成绩。因此，我个人以为，总结成绩不是目的，总结成绩、发现问题，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目的是为了今后更好的发展，而不是为了显示成绩、掩盖错误而总结。那样的总结，只会掩盖意识形态弱化、主体精神弱化、国家意志弱化、权力意志弱化、官僚精英资本化的客观事实，只会助推亡党亡国的步伐。

十三、经济机制的私语

近百年来，世界上有两种经济运行模式，一种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有明确的国家战略目标，另一种是自由经济，其国家战略目标隐藏在自由规则的背后，也就是说，自由规则承载着规则制定国的战略目标。在自由经济出现之前，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加快实现各自的战略目标，都是以战略计划为主体的，其不同的地方是，社会主义体制下，除了战略计划，没有消费市场的自由，而资本主义体制下，国家战略产业实施强制性管理，消费市场实施自由配置制，直到今天，美国还是实施这种“双轨制”。由此可知，自由经济的本质，不过是美国实施帝国主义自由掠夺的一套办法。

或许，这就是普京宣布退出WTO的根本原因。

从这个维度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走国家战略产业强制性发展的道路，而不是任由自由经济解构中国的战略产业，更不得任由外国资本自由掠夺中国的主权经济。对于这个问题，到了中国必须搞清楚的时候了，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中国就会陷入被美国和国内官僚精英资本劫持的、万劫不复的深渊。

十四、有限空间下的无限空间

世界的空间是有限的，国家空间更是有限的，但在这个有限的空间中，却有无限空间。这个无限空间，对于国家来说，一是规则的制定权。你有多大的规则制定权，就拥有多大的无限空间。比规则制定权更大的空间，也就是第二个无限空间，是文化概念的制定权和解释权。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曾经拥有至高无尚的文化制定权和解释权，并对世界各国的民众影响至深。而这种影响，是各国民众自愿接受并积极响应的，因为，世界人民都渴望在各自的国家中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管理、企业管理、军队管理、教育管理中的一员。但是，在中国放弃了文化制定权之后，美国在世界各地搞起了文化渗透，占领了越来越多的无形空间。

但是，世界各国的民众逐渐认识到，美国的民主，也就是主流精英所谓的“普世价值”的背后，“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平等、博爱”的背后，是经济权重式民主。经济权重式民主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民主。为什么说它是少数人的民主呢？如果是少数人的民主又怎么“普世”呢？为什么美国要输出这样一种道德沦丧的民主模式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什么是经济权重式民主。经济权重式民主，也叫股份制民主，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财富拥有量，决定了这个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利大小。民众没有资本和财富，也就失去了自己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权利。

但是，这种道德沦丧的经济权重式民主，在美国都已经抛弃的民主模式，美国为什么还会向别国输出呢？这是一。第二问题，就是这种道德沦丧的民主模式，为什么还会赢得世界各国精英的一致推崇呢？因为，只有这种经济权重式民主，美国利益在世界各国的代言人才能从后台走上前台，才能从鹦鹉变成掌权者，而美国鹦鹉掌权，就意味着美国利益的更大化，这是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是美国为什么要输出道德沦丧的经济权重式民主的原因。第二个，也就是经济权重式民主为什么会得到世界各国，主要是前苏联和中国的精英们的热捧呢？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在改革过程中，非法占居了大量财富，如果走上经济权重式民主的道路，他们就拥有更大的自由掠夺国家和民众财富的权力。

中国要想真正重返世界这个大舞台，就必须重新掌握文化制定权，而不是跟着美国解构自己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文化。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扩展自己的无形空间。

十五、全球视野与战略制胜点

但是，如果无形空间没有有形空间作为支撑点，一个国家的国际空间就会缩小。不仅如此，国家的有形空间也会受到极大的压迫。也就是说，无形空间需要有形空间战略上的支持。一方面，有形空间在国内，但是，有一点人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有形空间（国土），要做到有效保护，不仅仅要在自己国土上做好战略布局，更重要的要在国土之外选择好战略制胜点。这样的战略制胜点，具有调动全球力量、制衡全球力量的重大作用。

十六、预测未来

对于如何预测未来的问题，我曾在“智库应该研究什么和如何预测未来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这样写道：

1、 精神倾向

任何具有一定影响新的精神倾向，都可能导致一个国家或组织新的价值选择，发现并通透的理解这种精神倾向，就成了能否准确把握新的价值选择的关键。据媒体报道，美国的一家智库研究中国的电视剧“亮剑”，并据电视剧判断中国军队将来可能采取的行动，就是根据精神倾向对以后中国军队价值选择的预测。

2、 思想倾向

精神指向是思想倾向的基础，而思想则是人类的价值判断，思维方法则是人类智慧的智慧之光。智慧之光是照亮各种隐密的可能的关键，因为，价值选择既依赖于精神倾向，又依赖于思想对事物认识的深度与广度，离开对精神和思想研究，想准确的预测未来是不可能的。

3、 文化倾向

文化是价值选择的参照系，或者叫参照标准，因此，研究新的文化倾向，也是智库研究人员的重中之中。由此可知，精神、思想、文化是构成新的价值选择的三大要素，而在多种价值选择的可能中，通过比较分析，优化选择出最大的可能，就是预测。这个预测是否准确，主要看对精神、思想和文化倾向的深度把握得如何。

4、 尽最大可能排除智慧的盲区

每个人都有智慧的盲区，这是由于知识、阅历、思想、襟怀等等复杂原因造成的，但主要是利益因素、襟怀和思维方法造成的。破除智慧的盲区的有效方法，就是要超越利益，放大襟怀和训练思维方法。在“易经”中，古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套完整的思维图式训练法，我称那种思维训练法为：发散式多元并列系统闭环程序验证思维法。这种思维方法是缩小智慧的盲区的最佳方法。智慧的盲区缩小一点，真正的智慧就扩大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人们不要企望消灭全部智慧的盲区，只要做到尽可能缩小一点就行了。

5、 预测：事例排列显示的精神和思想倾向

根据人们掌握的事例进行排列组合，如果事例能够闭环，就证明人们掌握的事例是比较完整的，如果无法闭环，就证明事例中的程序链有断裂之处。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进一步寻找证据，如果没有条件，可以通过程序縯绎，推测出断裂之处的可能事例。人们可以通过这些事例的排列，呈现出精神、思想和文化的某种倾向，进而做出价值选择的推测。

但是，人类要对未来做出准确的预测，就必须明确：

一），价值目标选择。因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都取决于这个国家或社会的价值目标选择。如果找不准这个国家的价值目标，也就无从预测未来。

二），告诉你未来的秘语：价值逻辑。价值逻辑是未来事物的发展轨迹，学会了价值逻辑的推理，也就掌握了预测未来的具体方法。

三），国家意志和价值管理能力的分析。但是，决定价值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在于国家意志的强弱和价值管理能力。因此，分析国家意志和价值管理能力，并作出准确的评估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国家意志和价值管理能力决定了价值目标能否实现。

十七、价值逻辑的机制原理

价值逻辑只会朝一个方向递进。但是，价值逻辑的递进过程，会随着价值意志的强弱变化而变化，也会因其它价值观念的介入形成对原价值逻辑解构或强化作用。由此可知，价值观念的比拼，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有：一）、人民群众乐不乐意接受，并自觉遵循、自觉追求。二）、在前一个基础上，国家意志的强弱，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三）、价值管理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价值管理能力不在于不允许解构国家主体价值体系的东西出现，而在于管理价值体系的领导权在谁手里和对解构国家主体价值体系的识别能力和批判能力。

但是，中国的现实令人遗憾，主流精英和主流媒体成了解构中国主体价值观的主要力量。

十八、全球视野下的意识形态的战争

二战之后，国际间的战争由武力战争，转变为经济战争和意识形态的战争。意识形态的战争，是为经济战争打前站的，也就是说，是为经济战争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如果一个国家光打经济上的保卫战，而不打意识形态上的战争，就会从意识形态上失去经济战略的判断能力和经济战略的制定能力、管理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的战争，也是经济战争。

从我国主权经济丧权失地的实际情况看，丧权失地在主权经济，但根子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弱化和模糊上。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体系被解构和人民民主权利的丧失殆尽上。因此，中国现在的要务就是把被精英模糊的国家主体价值观重构起来，并使之鲜明起来，用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解构官僚精英资本以自私为主体的价值观念。

当然，要作到这一点的前提条件是解决好领导权。因为，领导权决定价值目标的选择。

2008年9月25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