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一周以来学习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内容。我发现了用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能够解释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

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转轨经济过程中，总是面临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解释并解决。而很多问题都可以用制度经济学的原理给予解释。从教育领域的大量学生报考公务员现象到铁路、医疗等公共事务的改革，都涉及到诸如产权、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市场经济即规制经济等概念。显然，制度经济学在当下是一门颇具解释性而又经世致用的学科。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很多过年的经济学家们无论自己擅长哪个领域的理论研究都很重视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无论是吴敬琏的呼唤法治还是周其仁的人力资本的自然法性质都能看出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发展成长所具备的土壤。并且，中国的知识分子固有的那种忧国忧民的责任心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使得更多的像盛洪、林毅夫、卢现祥等经济学家自觉地运用制度经济学来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

但是也必须看到，作为一门解释性工具，单纯以制度经济学来解释中国问题，显然是不够的，中国问题是纷繁复杂的。仅仅单纯做出解释只是完成了第一步，还有更加艰巨而又复杂的实践过程在等待着我们的理论家和改革实践者去探索。但是改革的路途任重而道远，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智慧、勇气和力量。改革作为重新分配利益的过程，无不牵动着大众利益和集团利益的神经。在重新划分和调整利益的博弈中我们必须以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做指导和牵引，以大视野来把握改革的方向和时机，这样才能搞好我们国家的下步深层次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