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会直选　选后又如何

● 周兆呈

　　1990年刚进大学的时候，隔班的一位同学很是活跃，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学生会的干部，两年后顺理成章地接任学生会主席。可是，对他以及学生会的其他干部，我们这些学生从来没有投过一次票，只知道他们与老师、团委的关系都比较密切，临近选举时，走走程序就按部就班地上任了。

　　大学期间，自己也曾经有过一次被选举的经历。因为一位学兄的介绍，我参加了他担任会长的学校社团，不久他就临近毕业，召集所有成员开会，在他的大力推荐之下，选举我接任他的职位。那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公开被选举经验，可是完全没有“民主”的感受，想必一些会员心里也是作此想，就跟我们看待学生会干部都是上面钦点的一样。现在看起来，更像是私相授受，不过却披上了程序的外衣。

　　谈论那时的所谓选举，不能脱离时代的背景。中国高校的学生组织正是在1989年之后开始从自主活跃的巅峰陷入附庸萎缩的困境，难有作为，甚至有人喊出“学生会已死”的口号。学校控制了学生会的活动空间，不可否认学生会干部也都是人中精英，但是指定而来的领导阶层，再是优才，也渐渐习惯党团制度的既得利益，在体制内娴熟延续。

　　正因为此，外界才会对广东中山大学本月11日进行的中国高校首个学生会主席直选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甚至被形容为“盛况如同美国大选”。这次选举，引入候选人竞选机制，由全校三万多名学生直接投票选举。之所以与美国大选挂钩，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点的恰巧配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四位候选人的竞选套路和策略颇为正规，似模似样，外界也借此寄予了某种暗示和期待。

　　校方提供每人2500元的竞选经费，候选人则将校区划分为选区。民调？有，不过是在课室；拜票？也有，不过是在宿舍。候选人都开了竞选博客，用QQ群等方式宣传自己，不断在网络上收集民意、答复疑问、回应批评，迎合“选民”全部是E世代的现实。而且，还要进行演讲与辩论。为提高“投票率”，凡出席投票者，学校还派送一套4张的明信片，吸引了不少“选民”。

　　如果说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直选是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中国大陆高校一次破天荒的民主尝试，那些直接奔赴美国采访的大学生则是亲身体验和探索民主的实践。

　　中国今年有两所大学派出学生记者团赴美国采访，即上海外国语大学和汕头大学。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7人组成的学生记者团8月就到美国，历时三月有余；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6名学生记者则是10月27日出发，进行为期两周的采访报道。

　　这些80后的学生初生牛犊不怕虎，用新奇新鲜的眼光看待美国，也赢得丰富的收获。在美国大选的不同现场，或是与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拜登“零距离”接触，感受美国领导人的“平易近人”，或是国会听证会上、距格林斯潘只有六七米之遥，看着他接受议员们盘问，感慨美国官员真不好当。

　　从媒体的角度看，年轻学子们奔赴新闻现场，采写第一手的新闻，并且从多个层面报道美国的选举新闻，深入挖掘社会的不同反应，在新闻报道上无疑有独到一面，对这些未来新闻从业员的锤炼也无可替代。但更深一层看，这些学生记者，最主要的身份还是大学生，他们去看美国，最终是要从中反观中国。无疑这将是一次在他们人生中具有特殊意义的采访经历，但是对他们以及通过他们所延伸产生的影响，却一定会是超越新闻本身的。

　　无论是现场见证领略美国政制运作的具体模式，或是感受美国年轻人参与政治的方式，这些远远超出他们人生经验和知识经验范围的实际体验，让他们可以在淋漓尽致展示美国政治文化和社会动员参与模式的总统大选中，集中而密集地接触多元的美国政治文化语境，感受的反差越大，从中得到的省思就越多。

　　有趣的是，汕头大学的学生在采访美国大选之余，也还关注着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直选的进程，更以此期待中国有一天也会有像美国那样的过程。这种两地呼应正蕴含了以美国经验反观中国的期待。

　　究其实质，学生会的直接选举，是权力来源的过程改变，而来源并没有变化，仍由党、团组织监管和认定。大学校园的民主尝试自然有其意义，但若仅止于学生，到了社会只怕仍被滚滚洪流卷走，消磨殆尽。正如几天前，中国数所名牌大学校长换岗，有教授抱怨在村民都可以选举村委会主任的年代，大学教授们对于校长的产生，不仅没有决定权，而且连建议权都没有，“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痛批“教授的经济待遇比村民高，但教授的政治待遇比村民低”。

　　这应该是踌躇满志的学子们在校园里未能亲身感受而必须要知道的社会现实。

　（联合早报专栏，2008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