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

                            （2008-11-09）

 
                              ● 周兆呈
　　在会议室里听不同国籍、不同背景的学者们以英语冷静地论析中国30年改革开放和发展，与在大型宴会厅里听浸淫商界数十载的富豪和来自中国的官员用华语谈中国的改革开放，虽是同一个主题，感受完全不一样。

　　国大东亚研究所前天和昨天举行“全球观点下的中国三十年改革发展”国际研讨会，分成“中国改革的观点”、“东欧集团的教训”、“东亚语境下的中国改革”、“中国与发达世界”等不同组别，学者来自美、日、韩、中、新、台等地。

　　学术语境中的中国改革开放，化身为一个个政治术语、经济表格和不含激情的文字，以英文作为沟通不同国籍学者间的媒介，体现所讨论课题的国际性，从侧面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的影响。

　　而在南大、通商中国以及联合早报于昨天联合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回顾与展望”的公开论坛中，主讲人之一黄鸿年名声在外，吸引了不少人到场。他脱离讲稿畅谈中国的政治斗争史，看似偏离主题，其实反而切合中国社会变革的政治驱动背景。中国官员马波的个人感性描述非常直白地揭示改革开放生动的一面，却也保留了强烈的中国政治语言的表述风格。

　　同一天，在新加坡的学术研讨与公众论坛两个场合不约而同地选择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作为主题，既是巧合，也有其必然性。一方面今年对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回首30年历程的话题本身就具有实际价值。另一方面也彰显新加坡对中国变革与发展的关注程度，而这种关注不仅仅限于某一领域、或某一语文源流，而是已经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在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商界、媒体与公众之间制造出共同的兴趣点。

　　今日中国的国际地位、综合国力、民众眼界、生活水准与30年前相比，绝对无法同日而语。近如陈云林访台，四项协议达成的背后是中国经济蓬勃成长、政治相对开放的支撑，访台行程的内敛、微笑体现中国官员心态、观念、素养的进步。反而，迎接他的喧闹，时空错乱得倒像是30多年前的中国。

　　学术理性与实务感性地讨论中国改革开放，可以确立更全面的认知。而通过30年间一些特定时期的比较，也是一个观察的角度。这些特定时期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恰恰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中国改革命运的现实国情。就纪念而言，10年前，中国面临一些内部政治压力，伴随改革而来的社会问题和种种弊端成为前进的阻力，引起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中国首次大张旗鼓地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既有纪念去世两年的邓小平的意旨，更是为未来的进程加持。江泽民在纪念大会上花了一个多小时念完1万4400余字的长篇讲稿，总结改革开放历程，提出了11个“必须”，宣示不会走回头路。今年同样具有拐点意义，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路径早已确立，但是政治方向、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执仍未平息。年底的纪念大会，胡锦涛的宣示同样令人关注。

　　庆祝30周年的2008年，中国先是在年初遭受特大雪灾，五月是四川地震，经济领域则开始领略全球金融危机的侵袭，国内生产、制造领域受到冲击，让2008年成为总理温家宝口中“极为困难的一年”。　而在庆祝20周年的1998年，中国也是在夏季遭受特大洪水灾害，从长江、嫩江到松花江，洪水滔滔，南北为患；在经济领域，中国当时也正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的压力，使自身改革中的困难百上加斤。然而遭遇自然和国际环境的困境，都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成为检验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试金石。中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确立了中国经济对区域稳定的重要性。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则在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为中国模式提供了更多空间。

　　1998年抗洪救灾时，新华社发表一篇特稿，认为抗洪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20年间积累了打赢这场战争的雄厚实力”。如此的形容和描述，10年后在四川地震中再次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纪念周年“不幸的巧合”，昭示了中国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诸多障碍，却也必须在改革开放的轨道中加以解决。30年的变革，是一个带有反复、螺旋式上升的进程。而遭遇的挫折越大，反弹的力量就反而越大。
　　这一年来，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论述评价如过江之鲫，官方主流更是全面赞誉。但深入而论，中国对改革开放的评价方式、话语体系，本身也应体现出改革和开放，对相关历史人物的评价能否更客观全面、对改革中的争议能否更理性、对问题和缺陷能否直言不讳、不回避。三十而立，这种自信也应能确立起来。

（联合早报专栏，2008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