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看历史，100年前，新加坡作为南洋筹款重镇，以出人出力、报效祖国的方式投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参与中国变革。30年前，新加坡再度开始参与中国变革，但是转换为以知识、智慧形成的制度和资金优势，以独立国家的身份、以互惠互利的姿态，实现新的参与和回报模式。

                              中国变革‘新’角色

                               （2008-11-30）

                                   ● 周兆呈

　　30年前的11月11日至14日，邓小平以中国副总理身份访问新加坡。他赞扬新加坡环境美丽、经济繁荣，并要求新加坡政府介绍经济发展经验和方针政策。他回国不久后，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点，新加坡自此开始进入中国变革的场域，扮演自己也意想不到的角色。

　　邓小平访新之时，两国尚未建交，官方交往多年中断、民间近乎隔绝，他那时大概不会想到30年后的今天，新加坡与中国从官方到民间的关系已如此密切。在他的赞誉之下，新中之间除了人员往来和物流贸易十分频繁之外，作为一个小国，从国家建设、政党制度、经济管理、城市管理、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新加坡的经验也都引起中国不同层级、不同人物的共同兴趣。

　　由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率领70余政商界人士组成的代表团，这几天正在新加坡访问，并召开新加坡—江苏合作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拥有中新苏州工业园区项目的新加坡与江苏间的合作，已近15年，占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一半时光，将其置之于宏观背景来考察，江苏代表团这次访问的意义及展现出合作方式的演变，正可谓是对30年前同一月份邓小平拉开新加坡参与中国变革的极佳注脚。

　　本报今天也刊登长篇报道，回顾了中国对新加坡经验的借鉴之路，中国学术界对新加坡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社会制度的研究与关注，以及一些专注于对新加坡政党模式和人民行动党成功管治国家的经验的论述，从而梳理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在探究自身发展方向的过程中多方寻找借鉴对象与新加坡经验如何重叠相交的轮廓。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有过三次思想解放的历程，改革开放之初、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及去年底自广东伊始再提思想解放并“叫板”新加坡。这三次思想解放，都与新加坡有着一定的关系，或是新加坡成为被提及与参照的对象。改革开放之初时，新加坡模式未必如此之“红”， 因为1978年，中国就有12位国家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既有周边邻国，也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自中共建政以来从无来往的西方国家。决策者们这些对外部世界频密的亲身体验，无疑形成了对外开放推行变革的合力，不独新加坡耳。但1978年邓小平访新是他该年正式出访的最后一站，令他念念不忘，直到1992年南巡时还提到要学习新加坡的社会管理经验。一个小国，在如此大国的变革图景中，每每成为观照的他者，不能不令人深思，这其中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新加坡能引起中国学习的兴趣，首先应是依靠制度优势和优良政府治理而建立起来的国际形象与口碑。以中新苏州工业园区为例，1994年启动，成为“重中之重”、“两国最值得骄傲的合作项目”，除一般性的经贸投资合作，更包含了大规模的管理软件转移、城市规划发展和官员培训，建立起了超越任何国家之间、甚至与港澳台的合作模式。经10多年的积累，自明年开始，苏州工业园区也进行“走出去”的第一步，跨长江联动，负责在南通经济开发区规划发展40平方公里土地，将成功经验复制到苏州以外的地区。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新加坡采取积极融入发展、广泛参与进程的策略，通过大规模的共同利益的联接，加上语言、文化上交往的一些优势和便利，与不同地方进行合作。比如与辽宁、浙江、四川都设有双边经贸理事会，与山东则自1993年起就设立双边经贸理事会，而新加坡－江苏合作理事会则不仅仅限于经贸领域，而是涉及环保、教育、培训、旅游等全方位的合作。新加坡在与中国不同地区处理合作时，对中国的地区差异认知益深，渐渐形成一套同中有异的双边机制，实现某种对立统一。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其中大规模向新加坡学习的热潮可以说就持续了15年，至今仍不衰。其实在这被学习的15年中，新加坡同样面临上海等发达城市的追赶，自身需要进一步实现政治适度开放、经济转型、社会更具活力的持续变革，最终依赖开放而透明的制度，实现了自身竞争力和吸引力的维持。

　　再遥看历史，100年前，新加坡作为南洋筹款重镇，以出人出力、报效祖国的方式投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参与中国变革。30年前，新加坡再度开始参与中国变革，但是转换为以知识、智慧形成的制度和资金优势，以独立国家的身份、以互惠互利的姿态，实现新的参与和回报模式。

　 历史与现实的这两种角色，均令人回味无穷。

（联合早报专栏，2008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