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清朝实行的长逾百年的残酷的文字狱政策，生活在明朝的人们所享有的较充分的言论自由的幸福就非是生活在清朝的人们所能拥抱的了，乃至是望尘莫及的了。事实上，明朝统治者对言论自由的包容度之大，与历朝历代相互比较起来，也应当是当中首屈一指的罢。明朝虽有著名的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横行一时，但在明朝的绝大多数时期，这些机构都并没有用在对老百姓言论的钳制、打压和惩戒上，而是把好钢用在调查官场贪腐、了解舆情民意、反映民生疾苦等刀刃性的方面（当然，宦官专权的某几个短暂时期，这些机构也曾成为他们专权的工具）。
可以证明大明朝言论有多自由的例子很多，比较典型的就是大臣们在奏章里批评、鞭挞诸如朝纲委顿、吏治败坏并希望改进、整顿，乃至直接数落、责骂龙椅上的皇帝等等，而这些大臣中的绝大多数却并没有因为种种坦诚、耿介、大胆乃至偏激的进谏和言论招来厄运乃至杀身之祸。最具规模的言论自由的群体则大约要算晚明时期的东林党人。
下面先谈谈海瑞的事情。
海瑞可谓是明朝最著名的大清官。1566年，时任户部主事的海瑞冒死向嘉靖皇帝上书进谏，批评其迷信道士巫术，生活奢侈，不能勤奋治国、整顿纲纪，非是圣明之君，等等，言辞可谓犀利尖锐……嘉靖帝大怒，但他在冷静思考之后，终于还是没有杀海瑞，而是下狱问罪（过分了吧），乃至直到同年底驾崩之际也没有处置海瑞，而是把这个人才留给了继任的明穆宗。虽然我们不能以这个事例来证明嘉靖皇帝的明智，但却可以由此得知，明朝的大臣们，只要你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那你就可以向着百姓，或向着皇帝和大臣，尽情的自由地言说，乃至猛烈地抨击这个国家的弊端。海瑞后来因为他的赤诚敢言获得了相应的荣誉和地位，并且他也没有因为宦海的几度沉浮而改变自己的本色。如此看来，海瑞的言说显然是发自肺腑的真诚之举、无私之举，是值得高度肯定的有利于国家的行为。
类似海瑞这样的言说并非只有海瑞这样的孤例。在明武宗时期、万历时期，更有许多大臣无数次地向皇帝本人上书犯颜直谏，但大多都没有遭到任何处罚，哪怕这样的言说是臆测的、没有确凿根据的，也没有招来什么灭顶之灾。
为什么明朝的官员在言论方面竟然有这么大的发挥空间呢？考察起来，这或许应归功于朱元璋奠定的言官制度。明初，朱元璋为了吏治的健康与清明，格外重视对整个官员体系在行政过程中廉洁与否的监督和考察，就对历代传承的御史体制和言官体制进行了别出心裁的改进。这一改进明显突出和强调了言官的重要性和独立性，朱元璋赋予了言官们以批评官员劣行和朝政弊端为自己主要任务的职责，并且为了使他们大胆工作，还给了他们以言者无罪的地位——即：不要不敢说，就怕揪不出问题来，一旦发现了什么问题就尽管向上级和皇帝汇报，也不要怕说错，说错了也没关系，只要不是故意诬陷人，上边就不会追究言官们的责任，上头有皇帝给你们撑腰，还怕什么呢！很可能就是因为言官们的背后有皇帝亲自撑腰，使得明朝的言官们（也就是奉命从国家这棵大树上寻找虫子的“啄木鸟们”）在大多数时期都以敢于直言、不怕得罪同僚的个性与脾气著称于世，由此，言官制度也就从根本上奠定了整个有明一代言论自由的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
应该说，这样的言官制度显然是有进步的意义的，只要明朝的最高统治者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言官制度肯定就会对国家的健康起到非常正面的作用。可惜在明朝中后期，部分言官们的表现竟然日渐的有些离谱了（比如他们的某些言论之所以偏激竟然是为了出风头、吸引眼球、博得美誉等等），甚至他们的一些表现似乎与明朝的歇菜都能扯上点关联了（如大臣和言官们在杀不杀袁崇焕、1644年春迁都与否等事情上的表现之类）。
话说万历时期的1589年，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批评神宗皇帝纵情于酒、色、财、气，并奉上了所谓“四箴”。万历皇帝很恼怒，竟然有人目无君上到了这般地步！？在万历看来，上书的臣工没有一点确凿的根据就敢于这样骂自己，实在是太猖狂了！他真想砍了这个上书进行人身攻击的官员的头。万历以为自己并非是荒淫无度的帝王，而是才干了得、颇有成就的，只不过因为身体不好而长期深居宫中乃至很少面见大臣，但他还是在处理政务的，还是在考虑国家大事的，万历知道是因为这些才引起了一些人对自己的误会，但他没想到这种误会竟然会这样深！好在有内阁首辅申时行婉转开导，万历也就没有怒杀雒于仁，而是将其革职为民了事。
以今人的眼光看来，万历似乎还可以更宽容一些，连该人的官职都不须撤，只须招集大臣们就此奏章理论、辨白一番即可，或是请有文才的心腹内臣、外臣之类写一篇有理有据、开诚布公的驳斥文章公开刊行之也可。但是怎么说呢，在万历看来，在本朝之前的历朝历代，似乎都很难找出有谁敢这样无凭无据地诬陷和谩骂堂堂天子的，这实在是太过分了，不杀不足以泄愤。也难怪万历在听了首辅的劝导后还是坚决的要撤了这位官员的职位。尽管这样的处分也不算无关痛痒了，可之后陆续上书谏言的官员还是日益的多了，偏激或激烈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意思的是，万历皇帝却不再生气了，他只是在后宫沉默着，他都懒得生气、懒得理会这样的奏疏了。在这样的自由言说甚至任意妄言的背景下，后世的人们又该怎样评价和直面这一切呢？我以为，关键是后世不能以类似这样的没有确凿依据的奏章作为评价相关历史人物的德行、作为和历史地位的依据。而应客观地看待之，乃至应该肯定和褒扬一番所有明朝皇帝的宽容大度的美德才对。
明朝晚期的言论大自由可谓值得赞赏的一大盛景，可大明朝竟在这样的热闹中轰然倒塌了，这就难免使后人发生类似这样的疑问：明朝的倒闭是否和对言论缺乏管束、言论过于自由放任有关呢？比如说，东林党人大范围、长时间、不受拘束的自由的言说是否就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呢？
所谓东林党，其实并无明确的组织体系，只不过是晚明时期思想情操和执政理念比较接近的一批官员和知识分子的统称，其形成以顾宪成等自万历中期以降开始在东林书院讲学之日为起点，随着时局的演进而得以逐渐成型并壮大。东林党人不论在朝在野，都热衷于就时事、官吏、朝政发表自己的批评、见解和观点，并且也确实以他们的言说影响了朝廷的政策乃至官员的任免。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因为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受到皇上重用，东林党人乃在朝廷上掌了权，占据了主流地位。可惜东林党人与以大太监魏忠贤魏为首的阉党集团不和，乃至陷入权力斗争，并以最终的失败告终。东林党人中的若干骨干如杨涟、左光斗、熊廷弼等就都死于阉党之手。应该说，东林党人的失败，不论对东林党自己来说，还是对明朝的国势来说，都是一个悲剧。明朝之所以倒闭，其原因可谓多而复杂，但我以为显然与明朝人所享有的自由言说的权利并没有关系。相反，东林党人为了国家和天下的兴亡而热情言说，这样的爱国爱民的言说理当给予高度的肯定。很明显，假如正直、热血的东林党人没有失败，而是在朝廷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则明朝的江山大约是不会就这样轻易断送在混乱之中的罢。
说到底，我以为明朝倒闭的原因固然很多很复杂（这个题目颇可探讨一番），但显然应该与言论自由无关，因为如果我们有耐心逐一分析若干明末言论自由的案例的话，则我们都不难从当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或许我们有必要认识到：明朝的言论自由其实是民主在封建社会里的一次光辉的发扬，是明朝社会各阶层各种意见的合理表达的渠道，也是各阶层进行利益博弈的文明方式；这个阶段的充分自由可以让统治阶级尽可能地了解各阶层民众（也包括官员阶层）的利益诉求，以及为统治者的决策提供真实的基础和依据，为促动社会的进步起到集思广益、未雨绸缪的作用，包括为解决实际问题、纠正相关错误、改革各种体制提供参考之类。毫无疑问，这种言论的充分的自由其实真不会伤及明朝的统治，而只能起到舒畅民意、缓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