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围绕杨帆教授与一名欲逃课的女学生（实际上该女生并未选修杨帆教授课程，只是回大教室取书）发生肢体冲突的事件，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讨论，随着对杨帆持批评态度的法大副教授萧瀚的辞职，事件真正演进到公共的范畴。
该事件具备轰动性的新闻效应，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一是中国政法大学是名校，二是事件男主角杨帆乃著名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三是恰好同期暴光中山大学博导虐待学生事件，四是社会普遍对大学生的素质持怀疑态度。之所以不厌其烦列出，乃是因为这几大原因最终也“促成”了萧瀚的辞职。
就杨帆事件本身而言，杨帆先错在上课迟到二十余分钟。至于锁门点名，点名无可厚非，笔者就学期间，老师发现学生数量较少后，也会采取点名方式，一般不到的学生，在学期总评中扣除三、五分（百分制）。于不到的学生是警示，若三、五次课不到有可能平时成绩不及格（并非总评不及格，笔者就学期间一般平时成绩占总评的30%，期末成绩占70%），于到的学生而言则是鼓励，于未到的学生是处罚，可以说是奖罚分明。错就错在一次未到就要判学生不及格，全国高校都无此先例，且是锁门点名。点名时锁门的举动，笔者就学期间没有见过，大抵是没点到名前，某学生到了，就算到场。按经济学的思维，若杨帆视奖罚分明为点名的“制度目标”，那么采用“未点到名前到者即为到”的机制设计，也远较“刚性”的锁门举动要好。前者的操作性更强，结果更易被学生接受，更不会出现师生夺门的“暴力”场面。
杨帆二错在出言有违师德。学生踢门不对，老师批评有理，但暴粗口却是过了。此时过了，尚不是大错，尤可理解，哪个人没个急的时候，下意识暴几句，可视为“选举语言”。但错就错在杨帆竟将进入教室取书后准备离开的一名女生带去保卫处，并发生肢体冲突。课堂上的事，且还是与女生仅是言语冲突，就想到带其去保卫处，是否有这个必要？在现实的语境中，保卫处已经带有专政、暴力的色彩，何必置学生与此地？
杨帆三错在无容学生之雅量。教授与学生，学生是弱者，不愉快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不过，事件发生后第二天，杨帆在学校官方网站发布“致有关院领导的信”，对前一天晚上的事件做了简要说明，并要求学校处理相关学生。说明事件有必要，事隔一天还怒火丛生，要求学校处理学生，是否不够厚道？
回顾整个事件，在有关的公共讨论中，学生的立场无疑是最重要的，但恰恰又是缺位的。无论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笔者个人的看法是，一旦选择（必修课是必须选择），就意味着师生之间有了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即老师要准时，并保证授课质量，学生要保持课堂秩序，完成听课。但是，有一点必须非常明确，这种契约关系并不同于老板与员工之间的雇佣关系，它是一种弱契约，在这种契约下，学生并不需要让渡出自己用脚投票的权利。在来自教学课程体系或教师的侵犯到一定程度时，学生有动用该种权利的自由。不过，忧虑大学生素质的朋友，大可不必担心这种权利的滥用，弱契约在正常的课堂秩序下非常稳定。权利的赋予，并不必然被滥用，一是有法律为界限，二是人们会反求诸己。相信一名优秀的教师加上精彩的授课内容，学生用脚投票，只能是从课堂外走向课堂内。
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学课堂？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风格，我们一直在代学生发言，在代学生选择，实际的情况上，学生用脚投票作出了回答。他们喜欢正襟危坐的课堂，也喜欢自由宽松的课堂，两者并不一定是矛盾体，关键是看课堂上为人师者的态度和水平。萧瀚主张学生可以逃课，课堂上可以进出；上课可以吃东西，但不能破坏环境；可以睡觉，但不能影响别人……。在这样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下，并没有导致一些令人担心的结果——学生的学习态度散漫，门可罗雀等等，相反他的课程颇受欢迎，课堂秩序井然。这也再次印证了权利的赋予，并不必然被滥用。
相信受过大学教育的朋友，都有逃课（或曰撬课）的经历。笔者曾撬过会计学院副院长上的会计课，去听了一场难得的学术报告。晚上回来，询问室友，课堂有无点名？室友说有，不过，老师狠狠地表扬了你，他说有这么好的讲座该去听，不去上他的课没关系。之后，即便是枯燥的“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会计帐目也学得津津有味。
事实上，越是好的老师，越是有包容学生的自信，正如何兵教授说，课堂上吃东西只与饥饿有关，与尊严无关。一个好的老师，他自信他的学生最终还是会被罗尔斯或者“德雷福斯冤案”吸引，而不是面包，也许啃着面包也无妨，说不定更容易接受知识。按笔者的观察，在学校里最受学生尊敬和欢迎的是那些尊重学生的老师，为什么枯燥的高数课，几乎没有撬课的学生?因为数学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与他的NBA、WBA知识一样令人敬佩，最重要的是他乐意学生上他家请教问题而放弃收看周末的比赛直播，“可以看重播”。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即便有“点名”利器，课堂上学生非暴力不合作——走神。但这还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故而要找学生撬课的原因，不单要追问学生，也要追问老师，更要追问我们的课程设置，乃至教育体制。
“上课可以吃东西，但不能破坏环境；可以睡觉，但不能影响别人……”，这里划分了群己的权界，所以它不是散漫，而是暗含了规则。越是有这种从容的自信，学生越是愿意维护课堂的秩序。爱学生的老师，知道学生的可爱，而可爱的学生也愿意与老师一道感受知识学习的过程。
当整个社会在舆论放大的效应下流露出对大学生的不信任时，我们（请允许我用“我们”）要自珍自爱，认识自己的不足和问题，要反求诸己。但是，要有这份自信，相信我们绝非垮掉的一代。每一代人或多或少都会被父辈认为是垮掉的一代，但哪一个时代又不是所谓垮掉的一代担当起社会责任，成为中流砥柱？也许问题还是出在沟通上，生活方式的急遽转变，已经使父辈甚至我们自己的思维转变有点吃力，但无论如何，每代人有每代人的生活方式，每代人也有每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做父母长辈的也要对自己的子女后代有从容自信。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在宽容中前进。
该事件具备轰动性的新闻效应，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一是中国政法大学是名校，二是事件男主角杨帆乃著名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三是恰好同期暴光中山大学博导虐待学生事件，四是社会普遍对大学生的素质持怀疑态度。之所以不厌其烦列出，乃是因为这几大原因最终也“促成”了萧瀚的辞职。
就杨帆事件本身而言，杨帆先错在上课迟到二十余分钟。至于锁门点名，点名无可厚非，笔者就学期间，老师发现学生数量较少后，也会采取点名方式，一般不到的学生，在学期总评中扣除三、五分（百分制）。于不到的学生是警示，若三、五次课不到有可能平时成绩不及格（并非总评不及格，笔者就学期间一般平时成绩占总评的30%，期末成绩占70%），于到的学生而言则是鼓励，于未到的学生是处罚，可以说是奖罚分明。错就错在一次未到就要判学生不及格，全国高校都无此先例，且是锁门点名。点名时锁门的举动，笔者就学期间没有见过，大抵是没点到名前，某学生到了，就算到场。按经济学的思维，若杨帆视奖罚分明为点名的“制度目标”，那么采用“未点到名前到者即为到”的机制设计，也远较“刚性”的锁门举动要好。前者的操作性更强，结果更易被学生接受，更不会出现师生夺门的“暴力”场面。
杨帆二错在出言有违师德。学生踢门不对，老师批评有理，但暴粗口却是过了。此时过了，尚不是大错，尤可理解，哪个人没个急的时候，下意识暴几句，可视为“选举语言”。但错就错在杨帆竟将进入教室取书后准备离开的一名女生带去保卫处，并发生肢体冲突。课堂上的事，且还是与女生仅是言语冲突，就想到带其去保卫处，是否有这个必要？在现实的语境中，保卫处已经带有专政、暴力的色彩，何必置学生与此地？
杨帆三错在无容学生之雅量。教授与学生，学生是弱者，不愉快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不过，事件发生后第二天，杨帆在学校官方网站发布“致有关院领导的信”，对前一天晚上的事件做了简要说明，并要求学校处理相关学生。说明事件有必要，事隔一天还怒火丛生，要求学校处理学生，是否不够厚道？
回顾整个事件，在有关的公共讨论中，学生的立场无疑是最重要的，但恰恰又是缺位的。无论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笔者个人的看法是，一旦选择（必修课是必须选择），就意味着师生之间有了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即老师要准时，并保证授课质量，学生要保持课堂秩序，完成听课。但是，有一点必须非常明确，这种契约关系并不同于老板与员工之间的雇佣关系，它是一种弱契约，在这种契约下，学生并不需要让渡出自己用脚投票的权利。在来自教学课程体系或教师的侵犯到一定程度时，学生有动用该种权利的自由。不过，忧虑大学生素质的朋友，大可不必担心这种权利的滥用，弱契约在正常的课堂秩序下非常稳定。权利的赋予，并不必然被滥用，一是有法律为界限，二是人们会反求诸己。相信一名优秀的教师加上精彩的授课内容，学生用脚投票，只能是从课堂外走向课堂内。
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学课堂？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风格，我们一直在代学生发言，在代学生选择，实际的情况上，学生用脚投票作出了回答。他们喜欢正襟危坐的课堂，也喜欢自由宽松的课堂，两者并不一定是矛盾体，关键是看课堂上为人师者的态度和水平。萧瀚主张学生可以逃课，课堂上可以进出；上课可以吃东西，但不能破坏环境；可以睡觉，但不能影响别人……。在这样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下，并没有导致一些令人担心的结果——学生的学习态度散漫，门可罗雀等等，相反他的课程颇受欢迎，课堂秩序井然。这也再次印证了权利的赋予，并不必然被滥用。
相信受过大学教育的朋友，都有逃课（或曰撬课）的经历。笔者曾撬过会计学院副院长上的会计课，去听了一场难得的学术报告。晚上回来，询问室友，课堂有无点名？室友说有，不过，老师狠狠地表扬了你，他说有这么好的讲座该去听，不去上他的课没关系。之后，即便是枯燥的“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会计帐目也学得津津有味。
事实上，越是好的老师，越是有包容学生的自信，正如何兵教授说，课堂上吃东西只与饥饿有关，与尊严无关。一个好的老师，他自信他的学生最终还是会被罗尔斯或者“德雷福斯冤案”吸引，而不是面包，也许啃着面包也无妨，说不定更容易接受知识。按笔者的观察，在学校里最受学生尊敬和欢迎的是那些尊重学生的老师，为什么枯燥的高数课，几乎没有撬课的学生?因为数学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与他的NBA、WBA知识一样令人敬佩，最重要的是他乐意学生上他家请教问题而放弃收看周末的比赛直播，“可以看重播”。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即便有“点名”利器，课堂上学生非暴力不合作——走神。但这还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故而要找学生撬课的原因，不单要追问学生，也要追问老师，更要追问我们的课程设置，乃至教育体制。
“上课可以吃东西，但不能破坏环境；可以睡觉，但不能影响别人……”，这里划分了群己的权界，所以它不是散漫，而是暗含了规则。越是有这种从容的自信，学生越是愿意维护课堂的秩序。爱学生的老师，知道学生的可爱，而可爱的学生也愿意与老师一道感受知识学习的过程。
当整个社会在舆论放大的效应下流露出对大学生的不信任时，我们（请允许我用“我们”）要自珍自爱，认识自己的不足和问题，要反求诸己。但是，要有这份自信，相信我们绝非垮掉的一代。每一代人或多或少都会被父辈认为是垮掉的一代，但哪一个时代又不是所谓垮掉的一代担当起社会责任，成为中流砥柱？也许问题还是出在沟通上，生活方式的急遽转变，已经使父辈甚至我们自己的思维转变有点吃力，但无论如何，每代人有每代人的生活方式，每代人也有每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做父母长辈的也要对自己的子女后代有从容自信。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在宽容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