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二次创世纪之后，诺亚的子孙来到幼发拉底河流域，并喜欢上这片肥沃的平原，决定世世代代在此居住下去。他们计划建造一座通天的高塔——巴别塔，作为各部落聚会的场所。上帝不愿意犹太人这样没有追求，他希望世界各地都布满他的子民。于是，上帝扰乱了人们的语言。建塔的人们失去共同语言，无法有效分工和合作，工程陷入混乱，无法继续下去。人们不得不放弃在一座塔下构建单一民族的计划，分散居住到各地去了。这一事件，被认为反映的是语言的起源。

“巴别塔”的典故似乎还可以解读为关于语言的另外一重意义：语言的力量。语言起着沟通思想的作用，共同语言能够有效降低思想沟通的成本，提高人们之间相互理解的能力。如果人们有着共同语言，就能够建造出通天的高塔，这将会动摇上帝的权威。这是上帝扰乱人们语言，破坏巴别塔建设计划的关键原因。

语言确实具有巨大的力量，因为语言是思想的表达形式，而思想可以激发巨大的行为能力。事实上，说人是万物之灵长，不是因为人有发达的肌肉或者尖利的牙齿，而是因为人有思想。当思想通过语言表述出来，使人们能够相互理解从而产生协作行为，于是力量就产生了。

二

作为一种具有巨大力量的人类创造物，语言和货币似乎有着某种精神同构。

根据西美尔的洞见，货币是一种具有高度抽象性的创造物。货币可以采取物质的外壳，但其本身只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赋予了货币抽离物质桎梏的能力，获得高度的流动性。抽象性和流动性使货币成为一种无形无影无色无嗅的精灵，从而具有无穷的夷平世界的能力。借助于市场机制，货币可以在高尚和卑劣、光荣和耻辱、优雅和萎缩之间自由行走。通约一切事物的能力，使货币成为商品世界的上帝。

在一定意义上，语言和货币具有可以类比的一致性。语言自然也是对世界的一种抽象，它本身可以不需要物质载体。虽然语言可以通过某些形式表现自己，但本质上，语言也是无影无形无色无嗅的。就是因为从物质中解放出来，因为可以摆脱物质的束缚，所以语言具有了高度的流动性，从而具有了强大的力量。当然，最终，语言的力量来自思想，来自对物质的疏离。

货币的力量也在于其对物质的疏离,但货币与物质（商品）之间总摆脱不了那种若即若离的暧昧。这是货币力量有限性的关键，也是货币力量产生的原因。如果货币真的摆脱了物质（商品），如同货币中性论所说的，货币量的变动只影响价格而不影响实际经济变量，那么货币的力量就无从产生。相对来说，语言对物质的疏离要更为彻底，因此语言具有更为强大的力量。当然，语言和货币力量的不同，根本原因还在于，货币指向的是人们的物质利益，而语言指向的是人们的思想和灵魂。

根本上来说，货币也是一种语言，而且是一种一定领域通用的语言。在这一点上，货币的有力和无力都充分显现了。由于其通用性，它可以俘虏一切物质；同时也正是由于其通用性，它失去了对对象更多更重要元素的掌握，比如对象的非经济性质。当货币将一定量的白粉化约为一定量的面粉时，商品世界本身的伦理及道德差别就被抹杀了。语言在化约对象及对世界进行解说方面也具有相同的缺陷。你只能言说你能够言说的。由于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由于语言本身的缺陷，言说本身意味着要搁置太多的东西。但是语言的非通用性还是显示其比货币更强大的力量，这就是特殊的语言保留了对世界认识的丰富性。

三

语言是有力量的，但是对语言力量的应用应该有一个限度。作为对事物或存在的一种反映形式，人们对语言的应用起码不应该歪曲事物或存在本身。在此，我想到了苏格拉底。

在古希腊，雄辩术大行其道。原因在于，当时的民主制度下，民事或者刑事案件交由公民大会审判。在辩论过程中，控辨双方都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语言才华，尽力说服陪审团成员。陪审团成员不一定了解事件本身，他们的判断大多数情况下取决于控辩双方的陈述和辩论。于是，语言或者修辞或者雄辩术就不仅关系利益，而且关系生命。

苏格拉底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和实践真理。“认识你自己！”他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来鞭策他的同胞。但是，苏格拉底的特立独行在那个日渐陷入侈靡、腐朽、没落的时代却成为一种威胁。权贵们在苏格拉底的高洁面前自惭形秽，更担心他直面的诘问降临自己头上。于是，心怀叵测者以“不信神”和“蛊惑青年”的罪名将苏格拉底告上了公民大会。

没有一个人比苏格拉底对世界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也没有人比他组织语言的能力更强。但是，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苏格拉底并没有刻意利用语言的力量，而是忠诚于事实。在苏格拉底看来，语言以反映事实为限，超出这个范围就意味着对语言的滥用，而滥用语言本身是对真理的一种亵渎。于是，他的辩护最终失败了。

苏格拉底也许代表的是一种应用语言的良知。他知道，语言可以通过强暴事实而取得更强的力量；他更知道，语言强暴事实取得胜利之时，也就是真理死亡之时。为了真理，苏格拉底对语言的应用保持一种克制的态度。

四

进一步，联想到经济学的形式化问题。

按照麦克洛斯基的说法，经济学其实也是一种修辞，就是类似古希腊的雄辩术之类的东西。只不过，经济学采用了自己特殊的语言结构而已。数学或者形式化就是现代经济学一种语言形式。

在经济学研究中，数学作为工具，在保证研究过程的严密逻辑和研究结果的精确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经济学的数学应用应该适度，起码，数学的应用不能损害经济思想本身。大家知道，在一定意义上，是马歇尔推动了数学的现代经济学应用。但马歇尔的数学应用是适度的。他主张应用数学但仅仅将数学作为一种工具。他说数学只是一种简化表述的工具，数学不能也不可能代替思想，所以他的数学证明都放在附录里。

现代经济学中的数学发展，则可能远远偏离了数学作为一种工具的作用。数学不再是作为一种工具而是凌驾于经济学之上成为主体。这样一种手段对目的的僭越宣布了“研究”价值的丧失。当你看到一部“经济学著作”从头到尾都是数学而很少甚至没有语言表述的时候，你很难从中挖掘出什么思想来。有时候你会幸运地看到这样谦逊而体谅的表述：“本著作基本思想在前20页已作了介绍，从第21页到第500页是数学推导，对数学不太熟悉的读者可以跳过这部分内容，这并不影响对本书观点的理解。”很容易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不影响理解，要它干嘛？显摆！

经济学的形式化，即使是作为修辞，其目的也是在于说服别人，也应该要有内容，应该有需要说服的内容。可是，当手段成为目的，修辞的目的似乎也就是修辞本身而不是修辞背后蕴含的事实或者思想。既然如此，作为一种修辞的经济学形式化，也就没有必要让公众理解，甚至没有必要求得同行认同。于是，形式化的现代经济学不是在争取听众而是在疏离听众，成为科斯所说的“黑板上的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家热中于构建模型不是为了说服听众而是为了自我欣赏，自己把玩。

现代经济学的这种自娱自乐居然还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据说，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王冠上的明珠。——必须说明，现代经济学的这一成就并不是斯密所说那样无意取得的。事实上，新古典以来，经济学就一直致力于使自己通过形式化而实现科学化。

经济学过分的形式化是一种滥用语言的表现。如同在其他领域一样，滥用语言的结果只能是漠视事实，扼杀思想。

数学来了，经济学死了。这样的恐怖情景也许并不遥远。

附：本文刊载于《经济学消息报》2007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