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字，是在回复韦森老师的博客文章时，偶然想到的。先写下来，以后再修改吧，免得过一阵子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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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誉与政治

　　一般人们习惯将西方文明称为“两希”文明，就是说希腊的理性精神和希伯来的宗教精神，塑造了今天的西方文明。在这种看法中，忽略了日耳曼人的贡献，要知道，两希文明是交汇到日耳曼这个主体身上，才出现今天的西方文明。在宪政史研究中，也大多将西方宪政的渊源追溯到古希腊罗马的法治精神和古代犹太人的契约精神，而忽视了日耳曼的精神。日耳曼人的什么精神？我以为是日耳曼部落尚武精神带来的那种荣誉感，今天我们称之为贵族精神。没有一种视荣誉为生命的精神，没有对荣誉的自觉追求，就产生不了我们想要的好政治。要知道，法律和制度永远是不完全的，其中的缝隙如果没有这种贵族精神来补充，这样的政治肯定是肮脏可鄙的。拿台湾为例，既不缺选举程序，也不缺权力制约，但在陈水扁这样一个缺乏荣誉感的人领导下，台湾政治就显出巨大的不足。

　　所以政治可能不是“高贵者的谎言”，但确实好像是高贵者的游戏。孟德斯鸠在他的《论法的精神》中，一再推崇贵族政体中的荣誉精神。而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担心的也就是平民时代可能带来的荣誉感的丧失和人的猥琐。实际上，英国直到19世纪80年代大众民主之前，宪政制度早已巩固。按巴林顿·摩尔的说法，19世纪上半叶，参与政治的人不超过2000个。贺卫方先生曾经提到过，法国大革命前贵族组成的法庭往往是宽容和公正的，平民组成的法庭反而不公正。在雨果的《九三年》中，是贵族在领导革命军，维护大革命的理想，与农民组成的反革命军作战。比尔德在他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中曾经（负面地）注意到，在美国宪法上签字的，没有一个穷人。

　　在我感觉中，中国政治的关键点（巨大转折点），可能不是秦始皇统一六国，那虽有影响但只有十多年。这个关键点可能要追究到楚汉相争时，刘邦平民流氓精神的胜利和项羽贵族荣誉精神的失败。想想，鸿门宴项羽不杀刘邦，在沁透了无赖精神的今天中国人看来，实在是愚蠢，“不可沽名学霸王”。而签完鸿沟协议后，刘邦调转脸就撕毁协议，进攻项羽。从那以后，中国政治再也见不到视荣誉为生命的政治精神，而是充满了尔虞我诈的无耻，直至本朝太祖达到这一精神的最高峰。如果有喜欢写架时空小说的同仁，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楚汉战争项羽获胜，中国政治的走向该是如何。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屈拉》中，也曾经描述过另一个鸿门宴。故事发生在罗马帝国时期，当时庞贝（一个军阀）邀请另外三个军阀（凯撒、安东尼、勒必特斯）到他的船上谈判。他的一个部下建议杀掉那三个军阀，独霸天下，我们看看庞贝是怎样回答的，以及他的部下是什么反应。

　　茂那斯：这三个统治天下，鼎峙称雄的人物，现在都在你的船上；让我割断缆绳，把船开到海心，砍下他们的头颅，那么一切都是你的了。

　　庞贝：你必须知道，我不能把利益放在荣誉的前面，我的荣誉是比利益更重要的。你应该懊悔让你的舌头说出了你的计谋；要是趁我不知道的时候干了，我以后会觉得你这件事情干得很好，可是现在我必须斥责这样的行为。

　　茂那斯：（旁白）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追随你这前途黯淡的命运了。放着这样大好的机会当面错过，以后再找，还会找得到吗？

　　当然，我不知道莎士比亚描述的是否历史真实。但至少，庞贝对自己部下的一番言语，绝对是日耳曼贵族精神的体现。只有在这种精神映照下，政治才是值得称许的。成王败寇的政治，可能会有某种实效，但永远带不来好的政治。政治不仅要可能，还要好。

　　问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贵族精神的国家，能够建构起一个好的政治吗？我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