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记得从哪里听来这么一句话：那些喜欢命令别人的人，其实是一些既自大也自卑的人。他们自大，所以认为自己所知道的凌驾于他人，于是有发号施令的能力；他们自卑，因为他们害怕被别人所反对，所以使用命令这种强制的方法来压迫他人。我很喜欢这句话。仅仅是自大，并没有发号施令的必要，因为他们可以自满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仅仅是自卑，则没有发号施令的本事。正是自大与自卑的矛盾作用，造就了“命令”这种强权的形式。
如果与我最近的阅读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中，弗莱雷也提到压迫者的这种矛盾。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的价值观与文化优于被压迫者，另外一方面，他们深知一旦被压迫者团结起来，他们将会被推翻。于是，他们使用“操纵”、“文化侵犯”等方式对被压迫者进行征服（《被压迫者教育学》第4章）。这样的强权从本质上来说是放大了压迫者自大的那方面，而掩盖其自卑的特征，并进而将其自卑的特性强加在被压迫者头上。被压迫者本来就处在低层，本来也具有某种内在的矛盾性，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很容易相信，压迫者是高等的，自己是低等的，从而被“征服”。
压迫者是自以为是，而被压迫者则是固步自封。这两种都是缺乏反思的后果，相比而言，后者毁灭性可能更强，所以其内生出创造性的可能性也更大。又或者，后者很可能往往以前者为基础与前提。常常是先有自以为是，然后变得固步自封。
前段时间与一个中学同学谈起“社会生物学”（实际上是谈论进化论在人类社会演化中的影响）。其实也说不上“谈”，就在我提出这个话题时，该同学斩钉截铁地说：记住，“社会生物学”并不是生物学。我顿时一愣，为“社会生物学”感到一阵绝望。考虑到我这个同学在中学时候是最有才华的（曾被期盼得到大综合考试满分），并且就读于北京大学生物学系，现在也在国外某大学读书，过几年就能够拿到博士学位，我认为他的话大致上可以代表生物学界对“社会生物学”的“主流”观点的。而我，之所以对社会生物学感到绝望，并为其感到悲哀，是因为，在社会生物学刚出现的时候（大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Hamilton在1964年出版的那本《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Human Behavior》可能算是具有开山意义的著作之一），他并没有得到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的重视。而现在，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家都认识到“社会生物学”的重要性，但反过来，生物学家对其却有点不以为然？
有研究发现，过去几十年里，社会科学诸学科与自然科学诸学科的论文之间交叉引用最多的两个学科，就是生物学和经济学。而如上述生物学界对“生物学会学”的态度，在经济学界也似乎存在一个类似的趋势。话说当年，“经济学帝国主义”风靡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研究非经济学传统研究的领域，如阿罗、布坎南研究政治行为，贝克尔研究家庭与歧视，诺思研究历史，谢林研究军事与冲突。但是，其他社会科学当年多有对经济学方法，尤其是其理性分析以及定量方法的反感与抗拒。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分支，如社会学、政治学采用了修正了的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但经济学界内部却出现了某些变化。2003年美国的克拉克奖授予了芝加哥大学的Levitt（畅销书《魔鬼经济学》的作者之一），经济学界内部就出现过一些负面的声音。Levitt的主要贡献，是创造性地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犯罪等社会问题进行了研究。有的经济学家认为，Levitt的贡献并不足以被授予这么高的荣誉（克拉克奖获得者大多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也有人挺Levitt的。这是经济学界已经对“经济学帝国主义”不以为然了吗？还是他们内心有了什么恐惧？
就学科的基础而言，虽然有类似之处，但经济学与生物学毕竟还有很多的不一样。就相同的方面而言，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类行为，而生物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动物行为；就不同的方面而言，生物学可以通过精确的实验或解剖方法了解到生物世界的奥妙，比如对基因的分析；而相同的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总是会被质疑。用一个比较专门的术语来说是，生物学比经济学要“硬”。这导致了我们或许应该用两种不同的态度来评判上述两则有点共性的“材料”。
就“社会生物学”而言，生物学的方法，尤其是其“进化”思想在其中的重要性，可以被看作是毫无疑问地有用的。但经济学方法用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尤其是其前提假设“理性人”作为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否适合于描述真实的人，仍是值得质疑的。就这一方面的不同而言，生物学家如果看不起“社会生物学”，从某种程度来说是自卑的表现，很可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纯粹的固步自封。而当前，经济学家拒绝更多的“帝国主义”“侵略”，很可能来源于某种反思，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太过分，他们过去已经太过自以为是，现在是该“固步自封”了。这样的“固步自封”实际上是为反思做准备。
我无心抬高经济学或贬低其他的学科。实际上任何的学科都有固步自封的一方面，但这方面在经济学中表现地确实不是很明显，因为经济学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国王是谁？），它更多的是自以为是，而绝非固步自封（但不要忘了，“自以为是”恰恰最会导致“固步自封”）。并且，生物学在“社会生物学”问题上的“固步自封”并不带有太多的危害性（至少对它自身而言）。更具有危害性的另外一种“固步自封”——闭目塞听，不肯接受外来的研究方法，也不从内部对自己学科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反思。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知识都是连续的，并且知识之间具有互补性。“知识互补性”指学会某种新的知识并不会使旧知识被遗忘，而只会加深其认识；并且一个人掌握的知识越多，其获取新知识的冲动越强。一个重要的形像比喻是，将已经掌握的知识比作一个圆，圆周是与未知世界的接触，圆越大，其圆周越大，与未知世界的接触越大。所以，学科的分化本来已经是不应该，如果一个学科还固守自己的研究对象，尤其是固守自己的那套研究方法（比如，如果经济学只使用定量研究），则只能令知识间的分化更厉害。知识的发展并不遵循最基本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经济学原则，因为学科的分化实际上使本来统一的知识体系出现了不同的范式，而不同范式间的转化成本很高，现在认为，一个学科专门的范式只有本学科的专业人员才能被理解。这实际上降低了人类整体对世界的理解能力。
解决的方法是对话，学科间的对话。对话当然重要，但自以为是的对话也是无益的，只能演化为无益的争论，各自守住各自的立场的无意义争辩。所以，弗莱雷在这个问题上的洞见很有借鉴意义。他说，对话的五个要素，分别是：1、爱；2、谦虚；3、对（他）人的信任；4、希望；5、批判性思维（《被压迫者教育学》，P38-41）。“爱”、“谦虚”以及“对（他）人的信任”都指向哈贝马斯对话理论的基本要素，“平等”；“希望”与“批判性思维”意味着批判地接受对话对方的观点，仅仅具有“希望”可能意味着全盘照收，不对。批判是必须的。
批判与反思能够避免“固步自封”，从而使人变得不那么“自以为是”。
2007年8月25日，1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