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需要用不和谐的手段才能实现
当我们领导班子全面和谐以后，我们的中层管理人员就是和谐的关键了；我没有执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用人机制，除了我原先一直配合我工作的女助手调到厂办公室当主任外；全部干部一律不变。
不仅干部队伍不变，我还同样对干部队伍进行了如同我们领导班子一样的定位；即全厂各个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和二级单位的负责人，在待遇上全部等同于团委书记；即按团委书记的年薪40万作为他们的权利。而副职同样递减10万，即这些部门的副职全部年薪为30万；工长的年薪为20万，副工长的年薪为15万；班长的年薪为10万，副班长的年薪为八万。其它各类人员就按本人的实际工资待遇不变，奖金上由各个部门负责人酌情处理。
我们的管理权利出台后，同样是先征求意见；有不愿意执行这个管理权利的或自己愿意调走的，厂里全部开放绿灯；在这个‘失业大于就业’的年代，我们全厂带‘长’的干部们竟然没有一个人有半点意见；这些人没有意见，实际就等于是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了；更何况我的这个管理权利对所有‘长’字号的人全部都额外增加了收入，所以我们厂里各个层次都第一次有自己的核心了；因此目标管理自然也就很容易到位了。
在我的‘管理权利’的体制上，我们这些‘长’字号的人竟然达到了全厂人数的百分之十五；于是我要求每个层次的人同样还要依靠自己内部的一部分核心，使我们厂里的核心力量能达到百分之三十。正是这百分之三十，使我们厂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在我的绝对的控制之中；在这样的前提下，我明确规定再从这百分之三十的人中选出三分之二的人为厂职工代表；结果我们厂的行政工作会议与厂职工代表大会竟然是同一批人参加两次会议，所以在我手上就把这两个会合并在一起召开了；只是在时间上多增加两天而已。
我们依靠的对象全面进入控制状况后，我的打击关键的少数人的计划就要实施了；为了实现‘打虎镇猴’的目的，我们选择了从厂民主党派人士下手实施的措施。
原来我们厂有民主党派人士两个，分别在不同的民主党派；但他们却经常性把厂里的实施行为作为案例在民主党派讨论，有几次竟然使我们厂成了反面教材；原先的老厂长没有办法，只能经常从涨工资、分房子和评职称上这些方面去卡他们；结果民主党派人士与领导班子之间矛盾加剧。我上台后准备从根上解决，也就是要利用我国现行的‘下岗’政策把他们全部赶出企业。
为了保证‘打虎镇猴’措施的有效，我没有采用统一的手法对待他们；对那位快要退休的民主党派人士，我找他谈话并惋惜地告诉他要内退；而且我还亲自出马上报民主党派。当民主党派同意后，我及时又亲自开车把这位民主党派人士送回家；在大家认为我对民主党派人士另眼相看之时，我再秘密安排另一位只有四十来岁的民主党派人士‘下岗’。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提前安排组织部门找民主党派人士所在部门的人谈话；说上级部门要用这个民主党派人士，只能是我们内部全体成员同意才好安排。在正式要这个民主党派人士‘下岗’的内部投票时，我亲自通知这位民主党派人士到某大学考试；并同时邀请统战部和上级人事部门的人参加投票会。结果由他们去统计结果，自然这全员希望民主党派人士‘下岗’的话也就不需要我亲自去说了；因为有这么多的单位和人员会如实传达我的声音。
当民主党派成为我们厂里‘下岗’第一人后，我正式向全厂下达了‘下岗’百分之十五的指令；因为在一个矛盾问题成堆的单位，不清除一些‘害群之马’；是不可能实现和谐的，因为和谐也需要靠一些不和谐的措施来实现的。
为了保证厂里各个层次的核心有权威，我把‘下岗’的权力下放到各部门各单位的一把手；凡是与领导有矛盾或领导对他（她）有意见的人，全部‘下岗’；没有挽留的份，更不允许上级越级使用‘权力’；在这次大清洗的过程中，所有单位全部超额完成‘下岗’指标；最后全厂‘下岗’指标竟然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五，使我们单位成为当年当地唯一一个‘下岗’指标超额完成的先进单位。
由于我们‘下岗’指标超额完成，我单位竟然成为当地唯一一个需要‘招工’的单位；有劳动部门要我们从‘下岗’人员中选择，我们否定了；我自作主张，从我的老家招收了二千农民工；使我们企业的生产能继续照常进行。
为了保证我们把民主党派人士赶出企业后出现统战真空，我破格提拔了一名非党员干部为一个二级单位的副职；并嘱咐该单位负责人‘不要安排他入党’，因为这是我对外宣传统战的典型示范。在这样的安排下，上级统战部门不仅没有为民主党派人士‘下岗’的事责怪我们；反而又把我们作为统战的典型而到处推广。
正是因为‘依靠关键的少数人和打击关键的少数人’措施得力，我们厂竟然快速进入‘全面和谐’的局面了；第一次出现无信访和无人越级告状的事了。至于那些‘下岗’人员到全国各地去告状，那与我们企业无关了；因为他们是‘下岗再就业中心’的人，不是我们企业能管的事；所以无论是信访或上告，全部不到我们企业；这是我建立的第一次安定团结而且和谐的企业局面。
（未完待续）
当我们领导班子全面和谐以后，我们的中层管理人员就是和谐的关键了；我没有执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用人机制，除了我原先一直配合我工作的女助手调到厂办公室当主任外；全部干部一律不变。
不仅干部队伍不变，我还同样对干部队伍进行了如同我们领导班子一样的定位；即全厂各个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和二级单位的负责人，在待遇上全部等同于团委书记；即按团委书记的年薪40万作为他们的权利。而副职同样递减10万，即这些部门的副职全部年薪为30万；工长的年薪为20万，副工长的年薪为15万；班长的年薪为10万，副班长的年薪为八万。其它各类人员就按本人的实际工资待遇不变，奖金上由各个部门负责人酌情处理。
我们的管理权利出台后，同样是先征求意见；有不愿意执行这个管理权利的或自己愿意调走的，厂里全部开放绿灯；在这个‘失业大于就业’的年代，我们全厂带‘长’的干部们竟然没有一个人有半点意见；这些人没有意见，实际就等于是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了；更何况我的这个管理权利对所有‘长’字号的人全部都额外增加了收入，所以我们厂里各个层次都第一次有自己的核心了；因此目标管理自然也就很容易到位了。
在我的‘管理权利’的体制上，我们这些‘长’字号的人竟然达到了全厂人数的百分之十五；于是我要求每个层次的人同样还要依靠自己内部的一部分核心，使我们厂里的核心力量能达到百分之三十。正是这百分之三十，使我们厂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在我的绝对的控制之中；在这样的前提下，我明确规定再从这百分之三十的人中选出三分之二的人为厂职工代表；结果我们厂的行政工作会议与厂职工代表大会竟然是同一批人参加两次会议，所以在我手上就把这两个会合并在一起召开了；只是在时间上多增加两天而已。
我们依靠的对象全面进入控制状况后，我的打击关键的少数人的计划就要实施了；为了实现‘打虎镇猴’的目的，我们选择了从厂民主党派人士下手实施的措施。
原来我们厂有民主党派人士两个，分别在不同的民主党派；但他们却经常性把厂里的实施行为作为案例在民主党派讨论，有几次竟然使我们厂成了反面教材；原先的老厂长没有办法，只能经常从涨工资、分房子和评职称上这些方面去卡他们；结果民主党派人士与领导班子之间矛盾加剧。我上台后准备从根上解决，也就是要利用我国现行的‘下岗’政策把他们全部赶出企业。
为了保证‘打虎镇猴’措施的有效，我没有采用统一的手法对待他们；对那位快要退休的民主党派人士，我找他谈话并惋惜地告诉他要内退；而且我还亲自出马上报民主党派。当民主党派同意后，我及时又亲自开车把这位民主党派人士送回家；在大家认为我对民主党派人士另眼相看之时，我再秘密安排另一位只有四十来岁的民主党派人士‘下岗’。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提前安排组织部门找民主党派人士所在部门的人谈话；说上级部门要用这个民主党派人士，只能是我们内部全体成员同意才好安排。在正式要这个民主党派人士‘下岗’的内部投票时，我亲自通知这位民主党派人士到某大学考试；并同时邀请统战部和上级人事部门的人参加投票会。结果由他们去统计结果，自然这全员希望民主党派人士‘下岗’的话也就不需要我亲自去说了；因为有这么多的单位和人员会如实传达我的声音。
当民主党派成为我们厂里‘下岗’第一人后，我正式向全厂下达了‘下岗’百分之十五的指令；因为在一个矛盾问题成堆的单位，不清除一些‘害群之马’；是不可能实现和谐的，因为和谐也需要靠一些不和谐的措施来实现的。
为了保证厂里各个层次的核心有权威，我把‘下岗’的权力下放到各部门各单位的一把手；凡是与领导有矛盾或领导对他（她）有意见的人，全部‘下岗’；没有挽留的份，更不允许上级越级使用‘权力’；在这次大清洗的过程中，所有单位全部超额完成‘下岗’指标；最后全厂‘下岗’指标竟然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五，使我们单位成为当年当地唯一一个‘下岗’指标超额完成的先进单位。
由于我们‘下岗’指标超额完成，我单位竟然成为当地唯一一个需要‘招工’的单位；有劳动部门要我们从‘下岗’人员中选择，我们否定了；我自作主张，从我的老家招收了二千农民工；使我们企业的生产能继续照常进行。
为了保证我们把民主党派人士赶出企业后出现统战真空，我破格提拔了一名非党员干部为一个二级单位的副职；并嘱咐该单位负责人‘不要安排他入党’，因为这是我对外宣传统战的典型示范。在这样的安排下，上级统战部门不仅没有为民主党派人士‘下岗’的事责怪我们；反而又把我们作为统战的典型而到处推广。
正是因为‘依靠关键的少数人和打击关键的少数人’措施得力，我们厂竟然快速进入‘全面和谐’的局面了；第一次出现无信访和无人越级告状的事了。至于那些‘下岗’人员到全国各地去告状，那与我们企业无关了；因为他们是‘下岗再就业中心’的人，不是我们企业能管的事；所以无论是信访或上告，全部不到我们企业；这是我建立的第一次安定团结而且和谐的企业局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