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便正式进入了漫长的德治时代。自此，道德成为了维系这个庞大帝国政治统治与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
对于汉武帝为何会选择董仲舒、选择儒学，我想，从大背景上看，秦亡于法家暴政，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实行宽仁政策，汉武帝继续了这一主张。从个人方面而言，董仲舒借助《春秋》大一统思想所提出的削弱诸侯、加强中央集权的想法，可谓“对症下药”，很讨刘彻他老人家喜欢。
从本质上分析，道德是在社会长期发展中逐渐自发形成的、人们心底普遍的行为规则，它不可能如法律那般有专门的创设与更新机构，做到与时俱进，时时更新——这正与中国封建帝王们所奉行的，只求稳定不求长远发展的治国策略相契合。而中国封建小农社会的长期缓慢发展，又反过来巩固了德治的地位——这正是中国古代实行并最终推行德治的根本原因。
德治的任务就是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本，维系这个庞大帝国的各种秩序。小到长幼尊卑、邻里关系，大到朝代更迭、军队征伐，都要以道德为依据。小叔子一不留神多看了兄嫂一眼、大臣实在憋不住在正式场合放了个响屁、新皇帝登基、军队凯旋……这些都要上升到道德层面，由其施以奖惩。
如此全面繁杂的规定，其最终指向是利益。即以维护皇权为中心，尽可能妥善地分配各阶层之间及各阶层内部的各种利益。让百姓安分守己，服从统治，以此换取生存权；让官员克尽职守，服从上级，效忠君王，以此换取升迁与荣华富贵；让皇帝“谨尊天命”，勤于政事，施政天下，以此换取江山的延续。归根结底，他们都以道德为工具换取各自的利益，我称这种道德为牟利道德。
四书上说，叔嫂之间是不能有过密接触的。但也规定了“但书”，即当嫂子落水时，情势紧急，人命关天，小叔子就可不必恪守教条，伸出援手拉嫂子上岸。
我们的帝国史上“嫂子落水”的“意外事件”也是屡见不鲜的。比如曹操明明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却美其名曰“奉迎天子”。永乐皇帝明明是篡侄子的权，却美其名曰“清君侧”。说到底，此种“但书”存在的“合法”依据并非“情势紧急，人命关天”，而是“拳头”，谁拳头硬谁就讲道德。我称这种道德为强权道德。
总之，一个把道德当作工具的国度，恰恰是最不道德的。
道德只能是纯粹的。
对于汉武帝为何会选择董仲舒、选择儒学，我想，从大背景上看，秦亡于法家暴政，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实行宽仁政策，汉武帝继续了这一主张。从个人方面而言，董仲舒借助《春秋》大一统思想所提出的削弱诸侯、加强中央集权的想法，可谓“对症下药”，很讨刘彻他老人家喜欢。
从本质上分析，道德是在社会长期发展中逐渐自发形成的、人们心底普遍的行为规则，它不可能如法律那般有专门的创设与更新机构，做到与时俱进，时时更新——这正与中国封建帝王们所奉行的，只求稳定不求长远发展的治国策略相契合。而中国封建小农社会的长期缓慢发展，又反过来巩固了德治的地位——这正是中国古代实行并最终推行德治的根本原因。
德治的任务就是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本，维系这个庞大帝国的各种秩序。小到长幼尊卑、邻里关系，大到朝代更迭、军队征伐，都要以道德为依据。小叔子一不留神多看了兄嫂一眼、大臣实在憋不住在正式场合放了个响屁、新皇帝登基、军队凯旋……这些都要上升到道德层面，由其施以奖惩。
如此全面繁杂的规定，其最终指向是利益。即以维护皇权为中心，尽可能妥善地分配各阶层之间及各阶层内部的各种利益。让百姓安分守己，服从统治，以此换取生存权；让官员克尽职守，服从上级，效忠君王，以此换取升迁与荣华富贵；让皇帝“谨尊天命”，勤于政事，施政天下，以此换取江山的延续。归根结底，他们都以道德为工具换取各自的利益，我称这种道德为牟利道德。
四书上说，叔嫂之间是不能有过密接触的。但也规定了“但书”，即当嫂子落水时，情势紧急，人命关天，小叔子就可不必恪守教条，伸出援手拉嫂子上岸。
我们的帝国史上“嫂子落水”的“意外事件”也是屡见不鲜的。比如曹操明明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却美其名曰“奉迎天子”。永乐皇帝明明是篡侄子的权，却美其名曰“清君侧”。说到底，此种“但书”存在的“合法”依据并非“情势紧急，人命关天”，而是“拳头”，谁拳头硬谁就讲道德。我称这种道德为强权道德。
总之，一个把道德当作工具的国度，恰恰是最不道德的。
道德只能是纯粹的。